1982年,中苏关系迎来新的拐点,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一改往日对华的强硬态度,转而发表了一篇赞扬中国的文章。中共中央敏锐捕捉到了苏联的变化,当即指示中国驻苏大使积极与苏联中央政府接洽,同时派遣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钱其琛同志远赴莫斯科进行外事活动,争取消弭中苏之间的争端、误会,促使两国重归于好。
钱其琛生于天津,后跟随母亲一起迁居上海,他五岁开蒙读书,十四岁考入上海某重点中学,期间受红色思想影响,成为一名左翼分子,开始从事革命活动,曾参加过多次游行和罢课,在舆论方面有力的打压了封建、帝国主义势力,支援了红色阵营。建国后,他被吸纳进上海市政府,历任宣传、组织干事,期间因为表现优异,多次获得上级嘉奖。
1953年,钱其琛被调到共青团中央担任研究员,次年他受团组织委派,前往苏联团校进修,这使得他的个人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1955年,经由中组部和外交部特批,钱其琛直接进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担任秘书,自此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外交生涯。
1963年,中苏关系陡然降入冰点,苏联不止一次的公开批评中国,苏联激进青年甚至还围攻过中国驻苏使馆。中共中央得知此事后,当即宣布削减驻苏使馆规模,将钱其琛等人撤回国内,以示对苏联的抗议。同年下旬,钱其琛被安排到高等教育部对外工作司担任副司长,主要负责接待、安排来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
60年代动荡爆发后,钱其琛受到居心叵测者的迫害,被迫辞去公职,赋闲在家,一直到1972年方才重新复出,远赴非洲几内亚担任外交大使。动荡结束后,钱其琛被召回国内,担任外交部副部长,1982年,他奉命出访苏联,并会见了苏联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双方就一些关键问题进行了友好磋商,并顺势化解了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重新缔结友好关系。
1988年,钱其琛因功升任外交部长,1991年,他受邀前往韩国首尔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部长级会议,彼时中国和韩国仍未建交,韩国的民众对中国也普遍抱有敌对情绪,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半岛稳定,同时也制约了韩国的经济发展。
韩国总统卢泰愚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促进中韩和解,便主动派人联系钱其琛,趁势向中国示好。钱其琛觉得此事事关重大,自己不能妄下论断,于是一边和卢泰愚“打太极”,一边将相关情况汇报给中共中央。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半岛局势发展,如果处理的不好,可能会引发新一轮战争,因此邓公对待此事也十分谨慎,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邓公还是指示钱其琛先去朝鲜探一探金日成的口风,如果朝鲜的态度比较坚决,那中国就立即停止与韩国接触,继续维持不建交的状态。
1992年,钱其琛访问韩国,并就中韩建交一事询问了金日成的意见,出人意料的是,金日成并没有对此事表示反对,反而十分理解中国,并保证不干涉中韩之间的一切外交决定。三天之后,钱其琛离开平壤前往首尔,与韩国外交部长进行了会晤,双方在经过磋商后,最终联合签订了一份公报,这标志着中韩邦交正式走向正常化。
时间来到2002年,钱其琛已经年过七旬,精力和体力大不如以前,再也没有能力承担繁重的外交工作,于是便主动申请退休,而外交部长则由李肇星同志接任。李肇星也是一位外交老手,早年间曾常驻联合国,参加过多次国际会议,可谓“身经百战”,不过出于尊重前辈的目的,李肇星在2003年,还专门去拜访过钱其琛,和他聊了很多有关工作、生活上的事。
钱其琛很看好李肇星,也希望李肇星能带领外交部再创佳绩,帮助中国博取更多政治、经济利益。等到两人离别之际,钱其琛又殷切的嘱咐李肇星,一定不要在乎官职的大小,将所有精力都集中在工作上面,切勿舍本逐末!2017年,钱其琛同志病逝,时年九十岁,中央立即成立治丧委员会帮助钱老料理后事,同时按照相关规定,对钱老的家属进行优抚,以彰显党组织的人文关怀,告慰钱老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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