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棚的枪声，1992年武汉市“10·3”刘雄才流氓团伙案侦破始末

1992年9月29日上午，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称“小福建”的游宇龙正在租住的民房里干活，忽见居住在青龙巷5号的无赖刘得松提着一把铁锤找上门来，游宇龙心知坏了，这肯定是上门找情儿闹事的。

原来，两天前刘得松曾经找游宇龙借过钱，游宇龙知道刑满释放才两年的刘得松是个一向僧钱不还的货色，所以当时就一口回绝了。

一进门，刘得松就气势汹汹地质问游宇龙： “你在哪里坏了我的名声？”

游宇龙说自己从未说过刘得松的坏话，刘得松挥起锤子就往游宇龙头上敲，游宇龙不得不仓促应战，几个回合下来，两个人的头上都挂了彩。刘得松跑回家中。

10月1日，一门心思要报复的刘得松吩咐其妻苏小敏道：“你把汉正街的几个'哥们儿’给我叫来。”

刘得松的“哥们儿”便是他当年劳改时同住一室的“狱友”。苏小敏把几个人找来诉了一通苦后，这几个“哥们儿”一边讲要为朋友两肋插刀，一边又对着刘得松叫苦，说是现在行情看涨，哥们儿手头上都很紧。

“只要你们为我出了这口恶气，’台子’钱我付了”。刘得松报仇心切，一口应允。

送走几个牢友后，刘得松的老婆对着来串门的“姐们儿”杨芳诉起苦来：“现在这黑道上的要价也太高了，动一下就顶开几天餐馆。”

杨芳也不是正道上的人物，便道：“那要看找的是哪道上的人了。”

“你跟这黑道上的哪帮人熟？”刘得松急不可耐地问道。

“我有个哥们儿叫'宰仔’，本事大得很，要价也不高。”

“那就找你的哥们儿吧。”刘得松两口子异口同声地说。

于是便由杨芳帮着找“宰仔”接头去了。看来“宰仔”的“生意”也不是很忙，日程很快就排定了。

10月3日下午3时许，“宰仔”一行七八人分乘两辆“的士”来到青龙巷，由苏小敏领路直扑游宇龙租住的44号，哪知精明的游宇龙知道得罪了刘得松这个无赖会有麻烦，早在两天前就躲开了。于是，“宰仔”一伙便按苏小敏的意思，将与游宇龙一块儿做生意的首饰匠张勇绑架起来塞进了出租车。

张勇被这伙人绑架到武昌何家垄一条僻静的小巷里，首先被一顿拳脚打得嗷嗷乱叫，接着身上的510元人民币被悉数掠去，手上的一枚重11克的金戒指也被捋走。并且逼着他找邻居借1000元现金交纳“宰仔”一伙的“辛苦费”。

张勇是个一向本分的手艺人，哪里经得起这般折腾，他忍着遍身伤痛，跌跌撞撞地进了中华路派出所，向值班民警哭诉了他的冤屈。

受理此案的青年民警袁江平一头扎进了案子里。

虽然犯罪分子是大白天绑架勒索，可是张勇却被蒙在鼓里，提不出什么破案线索。袁江平只好从查找那辆出租车着手来办这个案子。他和同事小宋忙了一天一夜，终于从一条条细小的线索中找到了那两辆出租车。然而，两位出租车司机都说他们不认识这伙人，那天他们也是被强行截下后不得不按着这伙人的意思跑了一圈，连一分钱的车费也未收到。不过，他们还是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时常见到这伙人在武昌小东门一带活动，并提供了领头的那个家伙的体貌特征。

10月17日上午，袁江平驾驶着三轮摩托车，同本所女民警小杨、小杜一起按照出租车司机提供的线路寻觅犯罪分子的踪迹。他们先将车开到绑架勒索的现场，然后又步行到何家垄、洪山体育馆、工人村一带步行搜索。

11时40分左右，袁江平和小杨、小杜来到民主二路与群建村的交岔处。忽然右侧迎面而来的拎塑料袋的男青年引起了他的注意：此人年龄35岁左右，身高约1.75米，身穿红色“大哥大”夹克衫，尖脸。这不正是那个领头的犯罪分子的特征吗？于是，袁江平果断地转身跟了上去。那家伙也是心虚得很，他回头一看有人跟了上来，拔腿就跑。身手敏捷的袁江平几步上前一把抓住了他。这家伙便向小袁求饶道：“有么事好说快放开我。”

“我是公安局的，跟我到派出所说件事。”小袁斩钉截铁地说。

这家伙眼珠一转说：“行，放开我，我跟你们去。”

随即，他又大叫：“公安局抓人啦！”

小袁知道这家伙是在给同伙报信。当即命令小杜找电话报警，自己和小杨将这家伙弄进了路边上的一家副食品商店店堂中央。

看热闹的人很快围了过来。

就在袁江平喊营业员拿绳子的当口，只听见“砰”的一声枪响，接着，袁江平那铁箍般的双手被挣脱了，血从他的腰部涌出，他支撑着慢慢倒下去。

原来犯罪分子从裤袋里掏出了手枪。围观的人群一下子乱了。罪犯穷凶极恶地对着门口的几个人一边嚷着：“谁不让开，老子打死谁！”就在他冲出店门的一刹那间，机灵的小杨一把拉断了罪犯一直提在手上的塑料袋，“啪”的一声，两盘录像带掉在了地上。

罪犯仓皇而逃。

枪声震惊武汉，使这件绑架勒索案骤然升级。

枪响后仅十几分钟，武昌公安局分局刑警队的侦查员和中华路派出所的干警就赶到了现场，10分钟后，武汉市公安局刑警大队的侦查员们也赶到了现场。

现场除了小杨截下的两盘盒子上没有画面的录像带外，再也没有罪犯留下的物品了。武昌公安分局的孙副主任把两盒录像带拿在手上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

“看出什么名堂了吗？”同事们关切地问。

原来，孙副主任特别喜欢看武打、侦探录像片。所以，武昌地区的上百家录像带出租点他几乎都租过带子。应该说对许多出租店的录像带特征是了如指掌的。

果然，孙副主任的思维定在一个姓刘的录像带出租点的老板那儿。他记得刘老板的录像带有不少盒子上是没有画面的。这两盒带子也许是他的吧。

孙副主任当即赶到附近的刘老板出租点。经询问，刘老板说是他的录像带，并告知租带人是隔壁烫衣店的老板肖登榜。可打开登记本一看，登记人肖登榜的名字被划掉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孙副主任指着划掉的地方不解地问道。

“肖登榜自己来划掉的。”刘老板回答说。

“什么时候？”

“20分钟前。”

肖登榜租的录像带就是罪犯手中提的录像带，案发后仅半个多小时，肖登榜又来将自己租带子的名字划掉，这说明肖登榜不是案犯也与案犯的关系极大。

事不宜迟，几名干警马上将肖登榜抓来审问： “这两盒录像带是你租的吗？”

肖登榜傻眼了，极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你把它们交给谁了？”

“这……”肖登榜支支吾吾，但抵挡不住面前那令他心惊肉跳的利剑般的目光，只好交代道：“给我舅弟刘雄才了。”

“为什么要划掉自己的名字？”

“半个小时前，雄才来我这里，要我去划掉的。”

在武昌公安局刑警队，新疆脱逃回汉的刘雄才是个上了档案的人物。据了解，他有贩毒嫌疑，但尚未拿到确凿证据，所以仅仅是纳入侦查视线之内。这家伙居住无定所，所以要找到他不是那么容易。据中南路派出所一位负责同志说：那个从新疆脱逃的刘雄才与该辖区小刘家湾的“两劳”释放人员赵宏往来比较密切。

兵贵神速。一行人马转身直扑赵宏家。可惜仍然晚了一步，半小时前，刘雄才在赵宏家换下沾有血迹的“大哥大”夹克衫后，已经逃跑了。经过搜查，侦'查员们在这里意外地发现了吸毒工具和武昌地区系列保险柜撬盗案中丢失的债券。

确凿的证据表明：绑架勒索的主犯、持枪拒捕枪击民警的案犯与新疆脱逃回武汉的案犯是同一个人：刘雄才。

根据现场拾到的子弹壳，专家们作了弹痕、弹道鉴定后，认为作案用手枪系老式勃朗宁手枪。

说起“宰仔”刘雄才，在武昌八一路至民主路一条线上可是个恶名不小的人物。他于1958年生于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读书时，他就偷东西、扒火车、打群架，到了18岁下农村插队时，又添了一项玩女人。

1983年，他因盗窃、流氓斗殴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在大西北的戈壁滩上，刘雄才起初还像其他的囚徒们一样争取重新做人的机会。头两年还两次得到减刑的奖赏。可惜，就在他还剩下残刑不多的时候，他第一次在监内打架、脱逃，被加刑三年。为此，他不从自身找原因，反倒开始仇视社会，仇视一切正常生活的人们。

1989年9月29日凌晨3时25分，他再次从劳改场所越狱脱逃，这次他成功了。历尽苦辛，终于潜回武汉。

刘雄才回到武汉后，头半年完全靠过去的哥们儿接济和打点零工维持生活。他从心底羡慕那些老板们一个个腰缠万贯趾高气扬，使他感到自己失去的太多了，得到的太少了。他深埋在心底的报复社会的欲望又恶性膨胀。此时的刘雄才，已不满足于过去的那种小打小闹了。要想报复社会，刘雄才决定弄点大名堂出来。

为了提高自己的打架斗殴能力，刘雄才找到一些江湖艺人，通过看港台警匪片琢磨犯罪的门道，以便日后“打天下”。

1990年7月，自称是“武汉的黄金荣”的刘雄才自以为已具备了东山再起的能力，他广泛网罗以前的狱友们，不断扩充势力，企图称霸一方。他的唯一手段便是靠打。

1990年7月11日晚10时许，刘雄才与武昌有名的扒手“光光”在安家湾的一条小巷里对打，仅仅几个回合，“光光”就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带着几个小喽啰归顺了刘雄才。

1990年10月21日，刘雄才又同胭脂路的土霸王“昌昌”打了起来，他一人手持一根木棒对付“昌昌”手下三名持匕首的同伙。结果刘雄才虽然背上和胳膊上都被刺伤，却将三名对手打得趴在了地上。“昌昌”不得不服了刘雄才。

刘雄才流氓犯罪集团的“二号”人物陈宇飞与刘雄才也是不打不成交。刘雄才就凭着一身匪气，一时间成了黑道上响当当的人物。在近两年的时间里，成了危害一方的活阎罗。

刘雄才是一个被通缉的脱逃犯，既无户口，也无工作，他的同伙也多半是受过专政机关打击的素有劣迹的人员，有的无业，有的有班也不上。可他们生活上却极尽奢侈，穿的是名牌，吃在酒吧，玩在歌舞厅，出门打“的士”，联络用“大哥大”、BP机，赌博、吸毒、玩女人……为同伙“祝寿”，可以一次办40多桌酒席，为犯罪时死于非命的同伙送葬一次动用40多辆轿车，买毒品一次花4000元。他们挥霍的钱财当然只能来自非法的途径。

他们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盗窃。

这帮犯罪分子嚣张地扩充黑势力，甚至扬言天下是他们的。自然，在他们的“天下”里，无辜者免不了要遭殃。

1990年10月18日，刘雄才带领刘平、许天星等6人乘出租车来到武路，为了给同杜刚等人斗殴被捅伤的同伙蔡卫江报仇，竟将无辜青年屈某蒙上双眼拖上汽车毒打一顿后扔到江边。

11月16日，他们又纠集60余人准备与杜刚一伙械斗，两次被公安人员驱散后，他们便围攻公安人员。

刘雄才一贯好色，却不愿成家。他从前的一个哥们儿劝他娶个老婆，成个家，安安稳稳过日子。他却说： “要老婆搞么事？把自己拴住了，公安局好捉人，现在只要有钱，女人有的是玩的，还自由些。”他只要看中哪个女人，就舍得花钱弄到手。他对情妇，对姚头，对女友献殷勤的方式就是用拳头和匕首为她们“出气”。

1990年底，刘雄才到张芳的个体副食店买东西时，看上了比他小十几岁的张芳，便很快把她勾到了自己的床上。从此，外表漂亮、内心歹毒的张芳便成了流氓集团的一员，仗着刘雄才也干了不少坏事。

1992年，张芳家与邻居家发生经济纠纷，她数次邀约刘雄才一伙人对张某及亲属进行殴打、勒索、逼人下跪，放万响鞭炮“赔礼”。

1992年3月初，张芳在居委会办理个体营业执照证明时，因手续不全未能办成，于是向刘雄才诉苦，刘雄才便纠集同伙和她一起闯入居委会主任潘某家中，用棉花被捂住潘某女儿的头部，用匕首敲打潘某的头部，并将其腿部腓骨刺伤，然后扬长而去。

刘雄才流氓集团随着一次次作案得逞，其成员也不断在增加，他们犯罪的胃口也越来越大。拳头、棍棒和匕首已不足以显示他们的淫威了。于是他们开始弄枪。

1992年5月，流氓集团的二号人物陈宇飞将手下盗得的一支勃朗宁手枪及子弹弄到手以后，不久又交给了集团的首要分子刘雄才。刘雄才正是因为手中有这支枪，才成了危害江城人民生命安全的一个极大隐患。

迅速、彻底剿灭刘雄才流氓集团，立即成为武汉市公安机关的首要任务。

那边刘雄才如丧家之犬东藏西躲，这边破案指挥部根据汇集的大量线索调兵遣将，按预定方案各个击破。

偌大的武汉市，上哪儿去找刘雄才？

破案指挥部决定一面派人布控在各关键部位，一面成立一个特别战斗小组，同时利用刘雄才临逃前说的有事用BP机联络这一线索，引蛇出洞。

10月8日上午9时，特别战斗小组通过一起盗窃案的连案，将刘雄才的关系人于亮抓获。接着让于亮的妻子与刘雄才的BP机联络，刘雄才与之通话后，仅说了一句：“我要见张芳。”随即挂断了电话。

当天下午，侦查人员针对刘雄才急于要见张芳的心理，很快找到了张芳，对她晓以利害。张芳沉默半晌，不声不响地走出家门，径直到电话亭呼叫了刘雄才的BP机号。接着，刘雄才把电话打了过来。“你是谁？”

“我是张芳，要见面吗？”

“是的。”

“你在哪儿？”

“汉口江岸商店……”

话未说完，电话又挂了。

这时，侦查员迅速用无线电话将情况通报给了守候在汉口各个路口的防暴队员。

下午2时10分，当刘雄才一行3人从江岸某商店旁一个电话亭走过去时，见几个路人往这边走来，便惊惶得以为是公安人员，马上分散逃窜。在人流中，早已守候在此的公安人员将刘雄才的同伙赵宏抓获，当即从其身上搜出一支5连发的钢珠手枪。

赵宏被擒后，侦查员对其政策攻心，使其同意再与刘雄才联络。下午4时，赵宏与刘雄才约定在中华路酒精厂附近一家精品店见面。然而，当侦查员们合围时，刘雄才已无影无踪了。

指挥部再次从120多名干警走访的1400多名群众中找出了刘雄才的24个关系，经反复推敲，筛选出绰号“铳子”的陈宇飞。此人系刘雄才的高参，刘雄才每次盗窃、抢劫、斗殴乃至贩毒，都少不了他在一旁出谋划策。可是这个被同伙称之为精得像只兔子的家伙在听说刘雄才枪击干警后，早已躲了起来，上哪儿找他去呢？侦查员们想到团伙中有个叫刘平的喽啰，平时最服陈宇飞，谁要是顶撞陈宇飞，总是他站出来拔刀相助，因而陈宇飞对他是十分感激的。找到刘平，也许可以约出陈宇飞。

10月9日，刘平被抓获归案，在其父母的劝说和公安人员的政策感召下，他通过BP机与陈宇飞联系上了，双方约定下午5时前在紫阳路缀芳园餐厅见面。

然而侦查员们忍着饥饿在缀芳园等了一个多小时，陈宇飞未见露面。特别战斗小组只好顺路向江边搜索过去。

原来，5时40分时，陈宇飞到了，但不敢进缀芳园餐厅，而是在40米外的马路对面观察动静，15分钟后，他也朝江边走去，不曾想到自动进了网里。

经连夜突审，陈宇飞交代他是下午5时与刘雄才在武昌刘胜桥自由市场分手的。8日晚上刘雄才和陈红萍睡在刘胜桥的黄亮家。9日上午，陈红萍将他呼到黄亮家与刘雄才见面，下午分手，刘雄才说过不用BP机了，呼他也不回话，他急等一笔钱南逃。

这么看来要抓刘雄才还得先找到陈红萍。

经过BP机的反复呼叫，陈宇飞终于和陈红萍联系上了。两人约定晚上7时在街道口接头。然而，到了7时，狡猾的陈红萍却派了一男一女来代为接头。眼看计划又要受挫，战斗小组当机立断跟踪这一男一女，终于在洪山区工农湾杨文才家睡在两女一男的床上将陈红萍拎了起来。

为了使刘雄才不担心“红红”被公安机关抓获，侦查员们让“红红”上刘雄才的妹妹家拿了1000元人民币和一双旅游鞋。

10月10日上午11时，“红红”提出：她与刘雄才分别时，刘告知给他发“叩机”只能到武昌徐家棚发。

乐东汉局长根据侦查员们的汇报，在徐家棚一带调整部署了力量。

10月11日下午1时25分，“红红”在徐家棚铁路横穿马路旁的电话亭里，向刘雄才发“叩机”，1分钟后，刘雄才与之通话：“雄才，我从你的妹妹那儿拿了1000元钱，一双鞋，怎样接头。”

“现在接头，你在哪儿？”

“武昌车辆厂，我在车辆厂集贸市场路口处等你。”电话随即被搁下了。

徐家棚作为中南地区最大的香烟集散地，终日车水马龙，商贾云集，加之地形奇特，导致治安复杂。它背依长江边，南靠青山，东邻市郊。刘雄才之所以选择这儿，规定“红红”来这儿发“叩机”就是好接头，好逃跑。

10月11日下午1时37分，三名侦查员和“红红”乘坐16路车到车辆厂下了车，三名侦查员尾随“红红”朝接头处走去。1时40分，当他们到接头处时，在紧挨着集贸市场的武昌车辆厂副食品商店内传出了枪声。

原来，市局防暴队副队长肖立斌带着队员谢明搜索到这家商店来了。凭着职业的敏感，肖副队长见一青年不时向门外张望着，定睛一看，此人正是照片上的刘雄才，于是，快步地向面前靠拢，狡猾的刘雄才也明白了向他靠拢的是什么人，他急忙向商店的另一个门退去。这时，谢明拨开顾客向刘雄才冲去，凶残的刘雄才从胸前拔出勃朗宁手枪朝谢明射来，谢明腹部中弹，倒在了商店玻璃柜上，玻璃压碎了。

不能让罪犯跑掉，肖立斌拔出手枪射击，不料枪机卡了壳，但他仍然飞身向刘雄才扑了过去，他躲过了刘雄才射向他的第一颗子弹，就在肖立斌从正面紧紧抱住刘雄才的当口，他的左膀被刘雄才击中了一枪。肖立斌忍着巨痛，右手紧紧地抓住刘雄才握枪的右手，紧张地搏斗着，在双方相持的四、五秒钟里，谢明左手撑在碎玻璃柜台上，右手掏出手枪，一枪打中刘雄才的下巴。

肖立斌为了保证商店群众的安全，使劲的将刘雄才持枪的右手拉到胸前，欲夺其枪支，在争夺中，刘雄才又扣动了扳机，两颗罪恶的子弹从肖立斌胸前穿过，打中了心脏，肖立斌慢慢支持不住了，但仍抱着刘雄才，刘雄才拖着肖立斌向谢明方向挪了两步，举枪朝倒在柜台上的谢明胸部又开了枪。

这时那位大胆的营业员大声说开了：“你也太狠毒了，他受了伤，你还朝他开枪。”

杀红了眼的刘雄才又举枪瞄准营业员，只是他已打完所有的子弹。说时迟，那时快，在外面守候的防暴警韩峰冲了进来，他眼疾手快朝刘雄才头部开了一枪，正好击中刘雄才头上右侧部，刘犯跪倒在地上，小韩跑过去卸下了刘手上的枪，这时，侦查员张建新冲进来，他给受重伤的刘雄才铐上了手铐，众多的干警随着韩峰朝空中鸣枪冲上来了。

肖立斌、谢明因失血过多，当场牺牲。

10月11日晚，上千名干警化悲痛为力量，在指挥部统一部署指挥下，开始了全面捣毁刘雄才窝点的战斗。

通过这场战斗，破获了以刘雄才为首的带黑社会性质的盗窃、抢劫、贩毒、绑架团伙，抓获案犯17人，窝藏犯8人，收缴催泪弹、电击五钢珠手枪、勃朗宁手枪各一支、子弹28发，还有美元、彩电、录像机、摄像机、照相机一大批赃款赃物，破积案31起。

1992年12月23日到24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开庭审理了在已被我公安机关击毙的劳改脱逃犯刘雄才纠合下组成的流氓犯罪集团案。依法判处陈宇飞死刑，立即执行。对其他罪犯则分别判处死刑缓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

1993年1月15日，流氓、盗窃、私藏枪支弹药犯陈宇飞被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执行了枪决。

一群恶贯满盈的流氓犯罪分子，在一阵疯狂的肆虐之后，终于在人民的利剑下，找到了各自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