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愿做好二把手：毛泽东《长征》背后的故事

1934年10月10日晚上，长征正式开始，中央红军大部队出发。当时，毛泽东并没有跟着大部队一起走，而是等到了10月18日才走。

10月15日，时年41岁、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还在谢氏宗祠做了最后一次讲演之后，才踏上长征之路。

长征开始前，毛泽东其实是处在坐冷板凳的阶段。当时关于毛泽东跟随大部队走不走的问题，都有争议，更不敢想象，如果毛泽东当年以“毛主席”的身份，留在了中央苏区；如果“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没有在周恩来的坚定支持下，重新走进领导核心，甘愿做好周恩来的“二把手”，中国革命的历史是否还会改写？

让我们重新把目光聚焦到长征路上。有一个夜晚，周恩来对博古说：跟蒋介石斗，你和我都不行，只有毛泽东行。这是遵义会议后，著名的“周博长谈”时，周恩来给博古作思想工作时说的话。

大概是1935年11月末，红军遭遇了长征途中最惨烈的一次战役——湘江战役。

一个星期的时间，牺牲了4、5红军，这场不可挽回的灾难，红军大部分指战员牺牲了，漫山遍野都是红军的尸体，鲜血染红了湘江。中央红军队伍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余人。其中不乏从井岗山开始就追随毛泽东一路走来的红军“老人手”们，他们没能跨过湘江。

这样巨大的损失，究其原因，是源于军事指挥官李德犯了逃跑主义。付出这样惨重的代价之后，红军上下悲观情绪弥漫，大家对博古、李德的军事领导能力产生了怀疑。于是就有了长征途中的“张王橘谈”。

中央红军在黎平会议后继续向西前进，当军委纵队到达黄平县境，在一片茂密的橘树林里，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担架都放下来休息。

他们两人头靠头躺着，议论当前的形势，忧心忡忡，焦虑万分。王稼祥问：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闻天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又说，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出来，毛泽东打仗比我们有办法。

当天晚上，这个消息在红军几位主要将领中不胫而走，大家都赞成要开个会，让毛泽东出来指挥。

这就有了历史上著名的于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

会议最后按多数同志的意见，决定：毛泽东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恢复红军总司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和红军总政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军事指挥权，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也就是说当时毛泽东甘愿做周恩来的“二把手”，而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既从内心深处追随和拥戴毛泽东，肯定毛泽东从那时起，已成为了长征实际上的“一把手了“。不久，博古任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德从此不再拥有军事指挥权。

当晚，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一起开会重新研究常委分工时，周恩来主张让毛泽东来接替博古，担任党的总负责人。但毛泽东说，张闻天是五中全会选出的常委，大家容易接受，同时他又是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共产国际那边也容易通过。

大家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只要有利于革命，毛泽东甘愿做好“二把手”的大格局，使他的军事指挥才能终于又得到了重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都支持毛泽东。蛰伏已久的毛泽东，终于要东山再起了。

遵义会议之后，博古对于让出党内领导权一事心有不甘。当时也还有很多人反对博古交权。李维汉的回忆录里讲过，凯丰还有一个名字叫何克全，他当时就说过：现在谁对谁错还为时过早呢，还没有成为定论呢。凯丰还说，你（博古）是共产国际批准的总书记，他们几个人随便一说就算数啦？意思是博古应该坚持，不能退下来。

当时象征中央最高领导人权力的有个挑子，里面装的一是中央的印章，还有就是中央文件，这两个箱子，还跟在博古身边，他还不想主动交出这个“挑子”。

面对这种情况，一直到遵义会议20天之后，在红军一渡赤水，大约在1935年2月5日，红军走到云南、贵州和四川一个鸡鸣三省的小山村时，周恩来在那个地方与博古进行了一次彻夜长谈，史称“周博长谈”。

那个夜晚，周恩来告诉博古，你我都是吃过洋面包的，你是留俄的，我是留日留法的，我们这些吃过洋面包的人都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对中国的国情不是那么了解。但是中国的革命，还是要交给了解国情的人。毛泽东就是懂中国国情的人。

周恩来说自从我领导了南昌起义失败以后，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来领导不行，我们要找一个真正懂中国的人，这个人才有资格领导中国革命。

周恩来表示，我们党必须找一个熟悉农村革命的人来当统帅。我虽然长期做军事工作，但我有自知之明。你虽然有才华，但不懂军事，很难领兵打仗。你和我都是做具体业务的人，不合适做领袖，当统帅。

毛泽东擅长农民运动，经过井冈山斗争，总结出了打游击战、运动战的经验，很适合驾驭目前的战争，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帅才。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虽然离开了军队，但红一方面军不能没有他。从长征开始，我就在想办法让他尽快回到军事领导岗位。我深信，以毛泽东的才能，一定能率领红军走出困境。所以在遵义会议上我力主他进入政治局常委，参与军事领导。

遵义会议上，你的讲话不检讨军事路线错误，遭致很多人不满，是因为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对毛泽东，要看大处，希望你能抛弃前嫌，同心同德，一切为了打败蒋介石这个大局。

周恩来告诉博古，毛泽东他打仗还是很行的，现在主要是打仗，他还讲你要搞宣传搞组织，你这方面都行，但你军事不行。跟蒋介石斗，你和我都不行，只有毛泽东行。毛泽东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

蒋介石这个人比较全面，我们都不是他的对手，现在有一个人可能是他的对手，就是毛泽东。除了毛泽东无人是蒋介石的对手。

谁做“书记”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掌军权，谁来领导打好仗，只有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军队拥护的人，才能真正成为党的领袖。你我都当不了领袖，我们共同辅佐他，大家齐心协力，把革命这件事情搞成功。

周恩来的这次谈话，解除了博古半个月来的心理阴霾，使他心悦诚服。第二天，博古找到潘汉年，两人畅谈了近4个小时，博古特意向潘汉年交代，自己同意交权，完全是为了中央红军的命运，为了中央政治局的团结，红军需要一个有独特军事才能的人。

博古是个很聪明有大格局的人，随后就找来警卫员康念祥，要他把象征中央最高领导人权力的两口箱子挑到张闻天那里去。

博古最终主张把权力交出来，只是接他“挑子”的人，当时不是毛泽东，而是张闻天。博古思想认知的转变，顺利实现了史称的“博洛交权”，张闻天（洛甫）成为当时党的一把手。

军事上，周恩来作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其实就是军事上的一把手，毛泽东心甘情愿做他的二把手。

红军长征期间，军事工作是第一位的，党的工作主要是围绕打仗转。

张闻天对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才能，早在反“围剿”战争时期就很佩服，让毛泽东出山直接领导红军，也是他的初衷。

张闻天作风民主而不专权，对博古交给他的这个“负总责”的这副“挑子”，他不会独断专行。这样，毛泽东参与中央常委和红军的领导，有了发挥核心作用的平台，成为率领红军长征的实际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这副“挑子”，是逐渐转移到毛泽东肩上的。毛泽东真正挑起这副“挑子”，是在10年以后的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6月19日，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史称“五大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

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

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事实上的领袖，他私底下其实甘愿做了10年的副手即“二把手”。

1935年10月19日，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结束了25000里长征。

10月29日，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确定博古任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主席。任命完毕，毛泽东说，1934年秦邦宪（博古）叫我当中华苏维埃主席，这次我提议他任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这叫礼尚往来。周恩来大加赞赏。

长征中，周恩来积极推动遵义会议的召开，会议结束达成重要决定，成立了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负责人，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上的“二把手”。

那时，周恩来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共党内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但是周恩来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为公的伟大胸怀，他充分肯定了毛主席的能力，自愿让为“毛主周辅”。

也就是说，“周主毛辅”的长征时期，毛泽东甘愿做好二把手，最终使长征走向胜利；而“毛主周辅”时代，甘愿做好“二把手”的周恩来，最终辅佐毛泽东建立新中国，担任共和国总理二十七年，一生甘愿做好毛主席的“二把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