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军神蔡锷，二十几岁就是军校校长，究竟有何武德思想？

前言

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上改变过历史进程的人物。辛亥革命期间，他在云南重九起义中起到了领导作用；袁世凯复辟期间，他发动了护国战争。

蔡锷为民国的缔造和维护立下了赫赫功勋。他以“武”闻名华夏，却罕有人研究他的“武”之内核，即他何以选拔将士、团结军队、抗击故人。

蔡锷辑录胡林翼的话说：“古之治兵，先求将而后选兵。今之言兵者，先招兵而不择将，譬之振衣者，不提其领而挈其纲，是棼之也，将自毙矣。”在军队人才的选择上，将的重要性远大于兵，“营官不得人，一营皆成废物；哨官不得人，一哨皆成废物；什长不得人，十人皆成废物。滥竽充数，有兵如无兵也。”

同时，蔡锷认为：曾国藩提出人才是在锻炼之中成长起来的，胡林翼也认为人才是在用人者的度量之下出现的，因而人才的选用不必拘泥于条框，而须精心运作，对于人才的潜力股精心培养、多加教育，让其能够扬长避短，发挥功效。

而军事人才所具备的武德，也能在用人者的培育之下逐渐显露，对于将以及兵所应具备的不同德性，筛选与培育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一、育德之目的

国难当头，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资源觊觎不止，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蔡锷在此时提出，须以军国民主义武装全部中国国民，同时军人应“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选将、征兵最重要的目的是为求中国的独立与自由，大力推行尚武主义便是一种有效的方法。

当时清军中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将领仅追求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士兵只希冀虚名声誉、粮饷饱腹。蔡锷认为这是“人心之陷溺、志节之不振”，是武德在军队中的缺失，政府军队中充位之人所具备的德性与当代社会的所需大相径庭，如此以往，清政府只会成为洋人之朝廷，与中华民族的利益相对。

在通过文化改革失败之后，蔡锷认为必须通过武力才能改变这一现状。因而建设军队的假想敌，一为腐败的清政府，二为强焊的外国列强，培育有德之才的目的是为打败清朝与外国列强，为中国人讨回应有的尊严与自由。

二、将德选育制度

将领之武德与士兵之武德有所不同，因而需有不同的培育方式。并且，“居上位者有转移风气之责”，将领的德性会对其带领的士兵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将德相比于兵德有更高、更严格的要求，从而有更困难的培育之道。

蔡锷认为，为将者唯有全心全力为国着想，关注国势，才能在波涛中力挽狂澜，使麾下的士兵中，原本的善者趋于更善，不善者转化为善者，从而人人各得其所，各有用处。

“曾胡二公之所同倡者，则以为将之道，以良心血性为前提，尤为扼要探本之论，亦即现身之说法。蔡锷以为，将领除了智信仁勇严五德之外，更重要的德性是“良心”与“血性”两点，曾、胡二人如果没有这两点，凭借他们的德性，顶多也不过是显宦之官，或是有名的书文作者，如何能成为在行伍之中率领千军万马浴血奋战之人？

据军事经典所言，一代良将须集中记载中的所有优点，而摒弃所有缺点，但这怕是只能在书中出现的完美圣人。当代选拔将领，不能仅因其一丝的不足就弃之不用，而应不拘一格。

蔡锷提出，“人事者军秩之原，军纪之础，而服从之所由生也。人事不整理，而欲求军队之服从，不可得也。”因而军官的选拔任命一定要按照适当的规则进行，他提出四点要求，认为可以作为有德之将的选拔标准。

一是军队的初级军官须是由军校培养而出，并由团长通过，才能入伍为候补生。其次，在军队将校团会议通过后，才得以任命为少尉职责。必由军校培养而出，为的是全国的军官都服从共同的道德准则以及纪律要求，避免有无德之人混入军队的领导岗位中，且在提升中对军官进行考察，确保其符合武德的标准。

另外，军校的人才培养规划应按照军队的实际需求进行。他反对按照科举的规则设立军校，大批量的培养军事人才。因科举培养的文人，若无官职安排，仍可以在社会上自食其力。

而军校毕业的武人，如果没有得到军职的分配，就没有在社会上谋生的能力，又恐毕业生年轻气盛，在军校接受“勇”之训练，但又未能很好的与其他德性相结合，在军队外失去管制，不再进行进一步的德行修炼，进而南北奔走，甚至落草为寇，危害国家。他建议军校对于将才的培育应量力而行，对每一位士官尽最大程度的帮持，助其建立武德。

二是军宫升补的资格耍具有一定的顺序，同时官位与职位须相互匹配。官职上出现了帘缺，哪怕是皇帝也不能随意越级任命官员；若职位没葙空缺，也绝不能授人以职位。每一级的将领如若未具有匹配的德行，在此职位只能算是军队的灾难，官位的提升需在德性的匹配之后进行。同时，这一方式也能表现国家对于人才升补的规则公明严格，不受私人的喜好所干扰；用人者可以受信于部下，建立威信。

三是军官的拔擢方法须有限制，决定权不仅由一人掌控，决定的日期不能仅为短短日。拔擢与升补不同，前者是对立功之人的奖赏，可以令军队获得良将，并鼓舞士气。

欧美早有士官拔擢的规范制度，即“停年制”，蔡锷建议国内同样采取。他推荐的拔擢制度与当今的考核制类似，各阶级长官将其部下的表现汇集至上层，层层上报，由团至旅至师至军至中央，而后择优，每层将领均认为其人为贤能，再进行提升。这样一来，避免了一人权力独大的局面，既能提升有用之才，又避免了事情仓促决定而导致的失误。

四是军人的退役要按时间执行，并仍给以退伍军官一定的俸禄。战事少时，军官提升速度较慢，从而导致高级军官多为老衰者，思想僵化，活力不足，导致军队士气不振。

老兵退伍，年轻有为的军官则可以进补，发挥光热。蔡锷特别强调，退伍并不代表国家将老兵抛弃，退役后的军官仍有事业安排与俸禄收入，优秀的士官可以安排为年轻的军官进行精神教育，将优秀的道德品质传递给新一代军官，继续散发余热，于国于人两全其美。

三、兵德选育制度

军队之中，兵受将统领，兵多而将少。在培训过程中，每名士兵所受的训练时间远少于将领，同时，对于士兵武德水平的要求也不及对将领的要求。因而，对于这样一种大批量并且要求并非严格的人才培育，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

清末民初时期，世界上各国采用的兵役制度大体可分为义务兵役制与志愿兵役制两种，即征兵制与募兵制。征兵制即对于适龄青年，强迫其加入军队，接受一定时间军队的教育；募兵制则是公民自愿应招到军队服兵役。

在其正式领兵之前，蔡锷早已对兵役制度有了清晰的讨论。他认为，若只采用募兵制，“民既不负捍卫国家之义务，于是外虏内寇，而中夏为墟数千年神器，遂屡为异族所据。”

自唐宋以来，由于征兵制的废除，募兵制的普遍实行，历朝历代在抵御外敌的入侵时，缺乏必要的抵抗能力。相比于募兵制，征兵制更利于筛选出有德之才。1914年，在他在经过数年的军事道德教育经历后，于《军事计划》中提出了他认为适宜民国状态的兵役制度确为征兵制，并将其与募兵制进行比较，提出了征兵制的两大优点。

第一处优点是“以少数之军费，得多数之军队，而又能不失其精度是己。”募兵者十年练一人，征兵者两年练一人，人数四年翻一番，十年可达五倍的人数。义务兵退伍后，军队所受之技术、道德教育不会立即消逝，尤其是爱国心能够长存，若能时而复习军事之技术，则能在战时不忘，足以用。

而班固《汉书》中记载的殷周时期，“除老弱不任事以外，人人皆兵，故虽至小之国，胜兵数万，可指故而集，与今日欧美诸强国，殆无以异。”汉朝百姓中，年纪由二十岁至六十五岁的男子，每年须服一个月的兵役，从而战时全民皆兵，训练有素，常保国家安稳。

第二处优点为“聚国民而为一大团体也。”蔡锷对于士兵道德教育的目的是保家卫国，因而教育内容的核心是爱国主义。他认为：“身膺军职，非发大志愿，以救国为目的，以死为归属，不足渡同胞于苦海，置国家于坦途。”以爱国主义作为道德教育的核心，可以令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的士兵拥有共同的归属感，令同属于中华民族的士兵为同样的目的凝聚在军队中。即使退役，爱国主义的思想也不会凋亡。

对于士兵选育的过程，蔡锷除对制度进行了设定之外，还强调了士兵气质与能力的联系。

蔡锷辑录曾国藩的话曰：“大抵人才约有两种，一种官气较多，一种乡气较多。”“吾欲以‘劳苦忍辱’四字教人，姑且戒官气而姑用乡气之人。”

蔡锷认为乡气多之人，即为能吃苦耐劳之人，天然具备“勤”之德；官气多之人，并不代表德性败坏，但缺乏以身作则的想法，导致不能将优秀的品德传递给身边的人。宫气多的人缺乏朝气，做事喜欢依赖身边的人，而不是亲自动手，因而不能做到亲力亲为、体察民情。乡气多的人，即淳朴之人，办事时虽很少考虑他人的感受，但能做到亲身体察、亲力亲为。

总结

蔡锷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他的一生如同中国的形势一样，复杂曲折。他少时聪颖过人，12岁即考中秀才，16岁考入时务学堂跟随梁启超学习新学以及西学。

戊戌变法失败后，应梁启超的召唤前往日本学习。1900年，尚名为蔡艮寅的他参与唐才常组织的武装起义，事败后唐才常等人牺牲，蔡得知此事，悲愤万分，将名由“艮寅”改为“釋”，取“锷”之锋芒毕露之意，从此投笔从戎，决心以武力救国救民。

当今所广为人知蔡锷的事迹多为其在战争中所立下的功劳，但他的思想内容不可忽视，由于自幼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他对于军队的治理有一套传承自中华传统文化的方法，对于军队中将领以及士兵的治理须注重武德，对于传统的孙子五德：即“智、信、仁、勇、严”有自己的思考与发挥。

在于策略，蔡锷对于传统的主逸而客劳的战法与西方新式策略相结合，发展出了新的见解，认为攻势相对于守势占据优势。但根据双方兵力对比，攻守之势须进行恰当的转变。

在于仁爱，认为军队为一个整体、为一个家庭，并以忠实的爱国主义贯穿其中。对外“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绝不任由他国欺辱，对内军民一家，以爱护人民作为军队的基本原则，同时在国仇家恨面前忘却一切虚名，甘于献身。

在于勇气，他认为更高层次的勇来源于持续不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勇毅。一瞬间爆发性的勇固然值得赞赏，但也容因莽撞落入陷阱。“大勇”为具有时间维度的勇，无论何时何地均不会退缩，不负军人之名。

在于严格，则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一丝一刻的违纪也不能轻易放过，从而培育起将领的威严。同时，将领必以身作则，首先坚守军纪，对于命令的发布也绝不能肆意妄为。

他更提出了练兵须勤的观点，时间之久、环境之难绝不是偷懒的理由。懒惰会导致军队战斗力的下滑，必有在艰苦情况下勤劳的操练，才能训练出战斗力强的军队。

蔡锷作为在清末民初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儒将，对于后人有广泛的影响，他所编著的《曾胡治兵语录》被蒋介石选为黄埔军校的必须读物，广为流传。

不仅仅是他的战术策略，他的治军之学，尤其是以武德治军的思想被蒋介石、朱德、毛泽东等人学习，并在当代军人价值观建设以及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过程中发挥了更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