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河失守，张学良辞职游历欧洲，回国主张和平，却另有安排

1932年6月，蒋介石意识到日军必欲夺取热河，特提醒北平绥靖公署主任张学良，早日解决汤玉麟。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乃奉军元老，曾派代表参加伪满建国会议，虽然没有公开降敌，但一直游离于南京国民政府之外，不仅中央号令完全无效，甚至顶头上司张学良亦无可奈何，俨然形成割据一方的独立王国。

时任热河驻军司令部参谋长唐精武回忆说：“汤部中级以上部队长，极大多数种植鸦片，贩毒、吸毒。至于侵吞军饷，冒领缺额，种种舞弊营私，不一而足。”
但是张学良投鼠忌器，始终下不了决心。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

1933年12月，蒋介石命令军政部长何应钦、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倭寇北犯无疑，及今准备，犹可有为”。
同时电告张学良：“已密备六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秣弹药，我到沪后，亦已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唯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罪人。请兄急起。”

1933年1月，日军攻占山海关、九门口，张学良预料热河战事在所难免，电请蒋介石“亲自莅临北平主持”，并邀中央军及晋军开进热河东部。
蒋介石正忙着制定第四次“围剿”计划，表示“近日须赴江西布置，半个月之后才能北上，先派杨杰襄助一切”。

1933年2月18日，张学良、张作相、汤玉麟、万福麟、宋哲元等27名将领在承德发出热河抗日通电。将华北部队分编为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亲自担任，副司令为万福麟，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为张作相，副司令为汤玉麟，汤本人还兼任热河前敌总指挥。
中方兵力包括东北军和东北义勇军合计20余万人。

张学良、宋子文在热河

1933年2月21日，在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指挥下，以张景惠为“满洲国讨热军总司令”，大本营设在锦州，日伪军总共达10万余人。
2月22日，日军下达最后通牒，要求驻热河的中国军队全部撤出。
2月23日，日军要求中国军队撤出热河被拒绝。
2月24日，日军兵分三路开始大规模进攻。
2月25日，日军占领朝阳。

日军向赤峰发起进攻

2月下旬，蒋介石电令何应钦，抽调江西“剿共”之第2、第25师北上抗日，第32、第44、第83师做好输送准备。
结果没等中央军到位，热河抗战迅即失败。

3月4日日军占领赤峰。
汤玉麟听闻赤峰沦陷后惊慌失措，从北平、天津征集大批汽车，并扣留前方军用载重汽车240余辆，装载私产和鸦片运往天津租界。
3月4日清晨，汤玉麟还未见日军踪影，便放弃承德逃往丰宁。
3月4日中午，日军川原旅团128人，兵不血刃占领热河省会承德，东北全境沦陷。

日军进入热河

热河失守，激起了全国的愤怒。

《大公报》疾呼：“承德弃守，全局动摇，汤玉麟之罪，固无可逃，中央地方军政当轴，对国民亦应有所自劾。”所谓地方军政当轴即指张学良。

《申报》措辞更为激烈：“九一八以来，失职丧地、望风引退之将领，政府从未予以若何之惩罚，则今日之汤玉麟弃职潜逃，亦非偶然之事。汤玉麟固罪不容于死，然而不容于死者，又岂独汤玉麟一人？弃东北者何人？弃锦州者何人？弃榆关者又何人？若仅仅通缉汤玉麟一人，讵能缓和全国人民之悲愤心理耶？”

3月7日，张学良致电南京请求辞职，张学良此电一方面为应付当时国内舆论, 另一方面也在试探国民党中央对他的态度。

蒋介石便打着反攻热河的名义电约张学良到保定会晤，当张学良高兴地来到保定时，他没有见到蒋介石，只有宋子文来与他见面。

宋子文向他转达了蒋介石的话，蒋介石说：“热河失守张学良守土有责，当受到全国人的攻击，而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首当其冲，如今我俩同乘一条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必先下一人，否则将同归于尽，这样于国于家都没好处。”

宋子文

如此一来，张学良只得选择自己下野。

3月11日, 张学良公开通电辞职, 其中说:“此次蒋公北来, 会商之下, 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 即所以效忠党国, 巩固中央之最并通告全国。”

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女秘书赵四小姐等人悄然来到上海。

得知张学良一行抵沪，杜月笙便把福煦路181号已关闭的赌场装饰一新，请张学良入住。杜月笙和张学良并无深交，现在见张学良处在倒霉的时候，觉得正是结交的好机会。这个时候拉他一把，他将来是不会忘记的。

杜月笙与孟小冬

然而不久后，福煦路的大门口出现了一颗炸弹，炸弹的引信被拆除了，不会爆炸。和炸弹在一起的，还有一封信，信上说：“请张学良这个卖国贼即日离开上海，否则，第二颗炸弹送来，定叫他粉身碎骨。”
炸弹和信，被杜月笙派的保镖发现了。杜月笙一看，又惊又怒。张学良来上海，由他负责出面招待，上海尽人皆知。他觉得这是对他的公开挑战。

经调查，杜月笙得知这件事是“暗杀大王”王亚樵干的。他叫来手下去见王亚樵，试图花钱免灾。但王亚樵郑重声明，此举是为国家民族大义，立誓分文不取。

他让杜月笙转达张学良：“要么马上回到北方去，重整兵马，向日本人开战；如果不战，请返回东北，自杀以谢国人。如果既不愿战，也不肯死，那么，请将全部财产交出，购买军火，接济关外的义勇军。以上三条，张学良必须择一而行，否则，我的第二颗炸弹就扔出来了。”

王亚樵

杜月笙听了，让人转告王亚樵说：“张学良如果有罪，国家自有法律。你在上海私自行动，张学良是我的客人，我有保护之责。我觉得，我们之间不必要有无意义的牺牲。”

王亚樵也不希望和杜月笙发生太大冲突，于是，回话给杜月笙说：“既然是杜先生的面子，那我就放宽一点，请张学良限期离开上海。不然，拼了我这条命，我也要履行诺言。”

听了王亚樵的回话，杜月笙放心了。他又让人告诉王亚樵：“张学良在委员长的教诲下已经在奋发振作，洗心革面了。他现在正在请美籍医生米勒帮着戒毒。戒毒完成，最多不出一个月，他就要出洋考察。”
王亚樵听了杜月笙的话后，未置可否。对张学良在上海的言行，采取了密切观望的态度。

张学良当时鸦片瘾极深，再加上辞职后身心遭受巨创，给公众留下的是憔悴不堪的苍凉印象。

4月6日, 张学良在上海戒毒成功, 准备出国, 特致电告知蒋介石。

当时, 蒋介石正在南昌督促“剿共”军事, 至8日方才回电, 对张学良戒毒成功表示欣慰, 叮嘱其出国考察事项:“一、休养身体, 早复健康。二、考察当以政治为重, 军事为辅。三、多注意有志之士, 物色人才以为国用。四、国内军事, 弟当负全责, 可勿累念, 亦勿听信细言。”

张学良出国考察第一站选择的是意大利，因为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艾达夫妇与张学良关系较好，而且艾达还是墨索里尼的女儿。

齐亚诺、艾达夫妇

墨索里尼

1933年4月11日，张学良夫妇、齐亚诺夫妇，赵四小姐一起乘坐邮轮前往意大利。

据同行的英国记者回忆，在十几天的海上航程以及随后的意大利之行中，张学良充满活力，非常开心。

艾达利用自身的关系，安排了张学良与墨索里尼及其他意大利政要的会晤。据传艾达在中国时期就对张学良有爱慕之情， 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时说：“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我没想到她会喜欢上我，我对她很客气，我们没有特殊关系......”

张学良与艾达

张学良在欧洲考察

1934年1月6日，张学良由意大利乘“康脱浮特”号轮回国。

作者陈程在《张学良海外归来》一文中，记录了张学良回国的场景及相关内容。

张学良以前的顾问端纳及旧部鲍文樾、冯庸等十多个人到香港迎接。嗅觉灵敏的记者们已经捕捉到东北军少帅政治观念变异的蛛丝马迹，迅速在电台、报刊上发布：张学良将军迷上风行欧洲的“法西斯主义”。

8日下午，张学良回国抵达上海，沿途戒备森严。与张学良一同而来的还有四个意大利的飞行专家，他们是应对空军着迷的少帅之邀而来的。上海市长吴铁城、蒋介石代表蒋伯诚、宋子文代表黄纯道、杜月笙等前往码头迎接。阎锡山、韩复渠和汪精卫等都派代表迎接。

出国归来的张学良，面颊丰腴，目光自信，身穿大长风衣，步履有力，全无昔日的颓气，而且体格健壮了许多。

吴铁城、杜月笙迎接张学良

张学良在上海的莫利爱路二号公寓接见记者十多分钟，他否认了出任要职以及航空部长的传闻，对法西斯主义也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他坚持他的一贯主张，和平统一。

1月11日，张学良发表书面谈话，称欧洲的物质文明建设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感慨地说了三点：

其一是公民拥戴领袖，而领袖忠诚无私。而中国争做领袖者太多，既不能令，又不愿受命。国人应该允许有一个领袖有机会试验。张学良没有明说，但记者们知道他说的那个领袖是蒋介石。

其二，西方学者精于学术，有磨穿铁砚的精神，反观中国，教师为了金钱，学生为了文凭，对国家的贡献只限于摇旗呐喊。所以，需要刷新教育，培养人才。

其三，欧洲极厌恶战争，但备战也急于万分，中国人应泯除恩怨，从速准备御侮。他强调对内和平是可以的，但对外和平则是骗人的。当今世界上，能奋斗才能生存。

至于回国的原因，张学良称自己回国的原因，一是倦鸟归林，二是料理家庭个人私事，三是与政府讨论东北难民的救济问题。他再次重申，自己是个军人，将无条件的服从命令，自己的志向在维持和平，促进和平。

尽管张学良一再袒露和平统一的心愿，蒋介石还是委之以鄂豫皖三省剿共副司令的重任，将东北军的九个师南调，参加对红军的围攻，张学良匆匆赶到武汉就职。

张学良赴武汉就职

张学良的处境比较尴尬，他下了决心效忠蒋介石，但蒋介石在内心里还是将他视为拥有东北军的军阀，需要加以防范和戒备；他对日本的侵略铭记于心，对打内战颇不热情，但又被他决心效忠的领袖派往内战的最前线。

前排张学良、宋美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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