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执掌北大十年，如何将“烂摊子”改造成世界一流大学？

以一个大学来影响一个国家青年的思想，进而影响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如果说中国教育史上谁做到了这一点，恐怕当属执掌北大时的蔡元培了。

据美国著名教育家，曾担任胡适、陶行知老师的约翰·杜威先生评价，“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蔡元培

蔡元培接手前的北大

蔡元培接手北大前，虽然科举制度已经被废除了11年，但北大依然保留了京师大学堂的一些封建遗风，比如当时许多贵族子弟，随便交几千银元便可进入北大，然后无心读书，带仆人进课堂，课下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逛窑子，都是非常司空见惯的事情。

据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的顾颉刚回忆：“那时的北大有一种坏现象：一些有钱的教师和学生，吃过晚饭后就坐洋车奔‘八大胡同’(和平门外韩家潭一带)。所以妓院中称‘两院一堂’是最好的主顾(其中‘一堂’指京师大学堂)。”

当时的北大，法学是最热门的学科，为什么？因为人们认为，上法科到做官是顺理成章的，而文科是一个最冷的冷门，因为人们都不清楚文科究竟是干什么的。就连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报考北大的时候，也曾被好心提醒，可以先报法科。

再比如关于学习方法，当时北大学生主要就是死背讲义，平常将课本束之高阁，临近期末再根据老师划定的重点“抱佛脚”，期望能在期末考试拿高分，最后混个文凭即可。所以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曾说：学生“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療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

求学目的不纯、学习方法落后，这样乌烟瘴气的学风当时横行北大校园，所以当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后，他的朋友们大多不建议接受，认为北大太腐败，如果蔡元培整顿不好，反而会坏了他先前的名声。

蔡元培的改革

话说回来，接手之前北大学风校风如此乌烟瘴气，那么如何在短短十年后就变成了世界第一流大学了？当然源于蔡元培的诸多改革措施。

比如针对学生求学入仕的不良动机，蔡元培在1917年初发表公开演讲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点：“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认为，学习法律不是为了当官，学习商科不是为了发财，大学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求取高深学问的地方。为了熏陶这样的宗旨，蔡元培在1917年、1918年、1919年、1920年连续四年开学典礼上，都不厌其烦地讲述、论证，始终未曾改变。

比如针对学生死背讲义的学习方法，蔡元培直接一针见血地改良讲义，规定讲义只能列提纲，至于其中的细枝末节，必须由教师课堂上口述，或学生自己课下查阅资料，以督促学生课上听讲课下补习的习惯。

比如为了激励学习兴趣，蔡元培更是广纳贤才，以高薪聘请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名流大家，不论年龄、不论资历、不论出身，只要有才都愿意“三顾茅庐”。所以他当上校长第九天，就请来了《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而当时陈独秀在学生中名气很高，他的加入对北大学生来说又是一剂“强心针”。

蔡元培

蔡元培的改革措施数量之多、力度之大、范围之广是空前绝后的，他的改革之所以能成功，有许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政府层面来说，当时正值中国军阀混战，政府无暇细致管理国家的教育事业，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获得相应的自由，在北大进行着大刀阔斧的改革。这是客观存在的。

其次从学生层面来说，军阀混战不仅带来了蔡元培相应的管理权限，也使得学生更加注重具有爱国主义情怀，北大学生救亡图存之心日盛，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正是学生爱国之心促进了其奋发学习的精神，这对蔡元培改革北大学风，也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再次从社会层面来说，蔡元培执掌北大前，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并在社会上掀起了著名的新文化运动，倡导“德先生”和“赛先生”，冲击封建迷信。这样的社会背景，为日后扭转学生入学仅为做官致富的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文化基础。

客观来说，以上三方面都对蔡元培改革北大，都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但话说回来，这些终究都是外在因素，蔡元培在北大改革之所以能如此大获成功，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就是蔡元培本人的因素。改革能否获得成功，与改革措施有关，与社会环境有关，更与改革者的能力与态度有关。

文章最后就说一说蔡元培的人格对北大的校格。

蔡元培的人格与北大的校格

陶行知先生曾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一个校长的价值观、人格魅力，往往对学校起着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蔡元培执掌下的北大，之所以快速成长为中国乃至世界一流大学，蔡元培身上至少三个特质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个是大，一个是新，一个是爱。

首先是蔡元培的大。他天性宽容、大度、谦虚，包容人之错，接纳人之过，这样的人格魅力曾获得无数人的好评和赞扬。陈独秀在在《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中曾说，蔡元培“容纳异己的雅量，尊重学术自由思想的卓见，在习于专制、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所罕有”。

除了陈独秀，几乎每一个与他共事过的人，都有类似的感慨。任鸿隽在回忆中就曾说：“他这样谦让和蔼，温良恭俭，纯是发乎自然而不是要拿这些道德来引起人家好印象、好感想。”梁漱溟、罗家伦等许多北大毕业的学生，都对蔡元培的宽容博大的人格气质，印象深刻。

正是因为有蔡元培的大，才有了北大的大，就是北大精神中十分核心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在蔡元培执掌下的北大，有一个突出表现就是人才多、流派多、观点多。在当时的北大有一种说法，中国有多少党派，北大就有多少学派；北大有多少个教授，校园里就有多少种学术观点。

如果走进那个时代的北大，人们可能会有一种时空错乱之感。当时的校园里，有些教授如胡适，上课时总是西装革履、洋派十足；而在另一间教室上课的辜鸿铭，则是长袍马褂、拖着长辫子，还手持旱烟袋，并专门有仆人为之点烟上水。这些人用自己的外表装束，在无形中昭示着自己的理念。

对于一些针锋相对的流派，蔡元培统统进行了接纳、包容、理解，甚至保护。本来中国文人都有相轻的传统，每当聚在一起总是吵个不停，但蔡元培总是能合理调节，不偏不倚，虽然他倾向于新思想，但对于辜鸿铭黄侃等守旧派，依然保持尊重，处事不偏不倚，让新旧学派充分进行辩论，同时自己在中间扮演着润滑剂的角色，让争辩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这是蔡元培的“大”。

蔡元培与北大教授群像

其次是蔡元培的信。蔡元培个性上追求革故鼎新，当年他曾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信奉忠孝节义、通读四书五经，但在经历了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等失败后，他认识到西方科学的先进，为此他奋发图强学习西方。

他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西方书籍，不论内容全都看一遍，然后又在近四十岁的年纪，抛弃以往的名誉，自费前往德国留学；并且为了表示对学习西方的笃定态度，他给自己的两个儿子起名为“威廉”和“伯龄”（柏林）。

再比如当妻子不幸因病去世后，无数人踏破门槛为他说媒的时候，他惊人地抛出了结婚择偶的五项原则：一、女子须不缠足者；二、须识字者；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子可改嫁；五、夫妇如不合，可离婚。

“不缠足、再嫁、离婚”，这些惊世骇俗的字眼儿竟出自一个翰林之手，这种离经叛道、混淆纲常的几项原则一抛出来，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中，就像给死水面上抛了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达到了石破天惊、一语惊世的效果。

正因为有了蔡元培的新，才有了北大的新，才有了教授治校、支持新文化运动，实行男女同校、改良刻板讲义、全面放开选课、支持创立社团、开除不良外籍教师等等新制度，将以前守旧而腐化的校园，改革成了新潮而正气的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

所以，鲁迅在《我观北大》一文中曾解读北大精神为：“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

最后是蔡元培的爱。蔡元培的爱，是一种无言述说、春风化雨一般的慈爱、友爱、博爱。时人曾这样形容：斗士般的陈独秀打的是南拳，虎虎生威、且刚且猛，而蔡元培更是一个智士，擅长的是太极推手，于柔而无声中四两而拨千斤。

比如有一次，为纪念北大建校二十五周年，校方在大礼堂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到了晚上8点音乐会将要开幕时，礼堂的秩序发生了混乱，原因是礼堂里的一部分座位被无票的学生占领了，而有票的学生反而进不来。

当时蔡元培也在场，他站了起来，没有丝毫怒气，只是和蔼地说，“...所以定在这个视觉中演奏，不能普遍的发给入门券，是因为会场小的缘故。我们这里是北京大学的礼堂，不是沙场，我劝没有入门券而进会场的人要一律退出，出去告知外面没有持券的也一律退去，让有券的可以进来。”他接着说，“爱好音乐的诸位，如果愿意听，我请音乐传习所的诸同人再为诸位演奏一次，不但一次，以后也可以常常演奏。现在就请你们没有持入门券而进来的人都出去，并且照我的话去告知没有持券的而想进来的人。”

蔡元培这样一段话，在当时造成的影响力有多大呢？据一位北大的校友多年后回忆：“蔡先生说完这些话之后站在台上，只听见台下一阵鼓掌声，有一百多位没有持券的人都站起来，依着次序陆续地出去，大家静悄悄的。蔡先生还站在台上，含着微笑点手。”

蔡元培在北大演讲

为什么当时的教授学生职员，无论成就多么卓越，无论性格多么孤傲，无论思想多么激进，但在蔡元培面前，总是一副“小学生”的模样？原因当然和他自身的人格魅力有关系。

1922年，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赴欧美参观调查。这时，学生冯友兰正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纽约的北大同学会听说蔡元培要从伦敦到纽约，就组织了一个接待委员会，冯友兰也是委员之一。同学们到纽约的码头上迎接，只见54岁的蔡元培一个随从也没带，独自下了船。

后来中国留学生们为蔡元培开了一个欢迎会，会场设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大教室内，教室里座无虚席。冯友兰见到，蔡元培一进会场的门，在座的人呼的一声都站起来了，动作整齐划一，好像是听到了口令一般的不约而同。一个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的学者见到这副景象，还公开感叹说：“我算是真佩服蔡先生了。北大的同学都很高傲，怎么到了蔡先生面前都成了小学生了？”

有人曾说：“没有 (蔡元培) 先生, 北京大学便不会如此伟大；没有伟大的北京大学，中国教育文化便不会有如今的客观。”从1917年到1926年，蔡元培改革北大之所以取得成功，既有社会环境等外界原因，但更多的是源自他本人的态度和努力，如果没有蔡元培的大度、革新、友爱等人格特质，就不会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北大精神，更不会有后来著名的五四运动策源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