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司法行政戒毒系统用坚守与担当助力防艾 让HIV戒毒人员走好矫治路

　　1988年，世界卫生组织为提高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将每年的12月1日定为世界艾滋病日。今年12月1日是第37个世界艾滋病日，但关爱艾滋病人、预防艾滋病，不限于12月1日。

　　彩云之南，艾滋病防治之战从未停歇。吸毒人员是艾滋病传播的高危群体——传统毒品共用针头、新型毒品催生的高危行为，皆为病毒肆虐的“帮凶”。肩负禁毒防艾重任的云南司法行政戒毒系统用坚守与担当助力全省防艾工作稳步前行。

　　以爱与责任书写救赎篇章

　　戒毒所看似冰冷的铁门背后，隐匿着一群特殊且命运多舛的灵魂，他们是艾滋病与毒瘾的双重“囚徒”。被毒品拖进泥沼，被艾滋病压弯脊梁，他们在黑暗与希望的夹缝中艰难匍匐前行。自弃、挣扎、悔恨、无望，是他们复杂而沉重的生命交响。

　　云南司法行政戒毒系统以保障为盾、关怀作矛，为艾滋病戒毒人员辟出一方希望天地。围绕制度、组织、医疗、宣传、经费5个方面，落实“5项保障”，筑牢禁毒防艾根基;从生活、教育、技能、救治、延伸5个维度施与“5个关怀”，尽显人文温情。

　　从精心设计心理辅导、康复训练课程，到生活起居细致关怀、餐食专供营养均衡，再到医疗救治分秒必争、家属联动暖化亲情坚冰，在省戒毒管理局的指导、带领下，全省戒毒所全方位发力。

　　国家专项资金注入，保障定期体检、化验，让他们在病痛中有医可依;戒毒警察日夜守护、苦口婆心劝说服药，严守他们的生命防线;重系亲情纽带，撬开封闭的心门，唤醒他们内心的责任……

　　从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省第一强制隔离戒毒所，到省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各所各施良策，戒毒警察化身守护者，用耐心、爱心、责任心编织安全网，让迷失的灵魂重回正轨，让破碎家庭有修复之机，让社会安宁多一份保障。在这场与艾滋病、毒瘾的鏖战中，戒毒所以爱与责任，书写救赎篇章。

　　“半生困局”与“破冰”

　　戒毒人员毛姐的父母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学生，都是中学老师。家中3个孩子毛姐排行老大，从小跟外婆生活。6岁回到父母身边第一天，她被母亲打了。

　　“我妈不喜欢我。”这个想法在毛姐心里疯长，似乎要找到什么出口才能被抚慰。变数从她17岁开始。那时她在一所普通高中上高二，成绩很好。一次课间，同学邀她去校外玩，神差鬼使地，她与他们一起翻墙出校。

　　小屋内，几人围坐，白粉摊在锡纸上，火苗舔舐，烟雾如鬼魅般升腾。“吸一口没什么事儿。”在同学怂恿下，毛姐猛吸一口，辛辣呛喉，胃里一阵翻腾，“第一次吸感觉并不好，过一会儿就吐了。”

　　随后困意袭来，世界静了，所有孤独、失落似乎都被这短暂逃离现实的昏睡和“惬意”掩埋。自那以后，“凑份子”买毒品成了毛姐和几名同学心照不宣的秘密。

　　从事缉毒工作的表哥是家中第一个发现毛姐吸毒的人。毛姐不承认，表哥说：“没关系，你在家陪我3天。”很快，毛姐犯了毒瘾。

　　表哥请了一周假帮毛姐戒毒，母亲寸步不离守在她身旁。可那时，她把误入歧途的原因归咎于母亲：“你老打我，我就是要吸，你不是人民教师么，我要做你的眼中钉，肉中刺。”

　　表哥归岗后，毛姐复吸了。毒品一点点啃噬毛姐的记忆力，她的成绩一落千丈，大学梦在袅袅毒烟中渐渐破碎。高中毕业后，她游走于各大歌厅驻唱。

　　1992年，买不到烫吸毒品，毛姐开始注射;2002年，因非法持有毒品，毛姐被判3年劳教、强制戒毒，那是她第一次进入省女所。

　　一次次共用注射器，HIV悄然而入。2006年，在个旧做筛查，结果是阳性，毛姐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

　　“没有机会了。”确诊后，毛姐割脉自杀。被救回后，母亲一直没放弃她，积极引导她服药。

　　2023年3月31日，毛姐再进省女所，当日上午进所，下午她就服上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

　　作为云南省集中收治女性艾滋病戒毒人员场所，该所四大队充分结合女性艾滋病戒毒人员生理特征、心理特点，开设运动、心理矫治课程，科学有序推进艾滋病防治和感染者集中管理工作。

　　“把你生命中最重要20个人的名字写下来，再一一划掉。”

　　“先划去讨厌的人、死去的人，到了亲人，下不去手了。”

　　所里组织的自由书写活动成了毛姐直面内心的“手术刀”，儿时记忆回到她脑海里，“该死的人是我，而不是他们。”

　　戒毒警察敏锐察觉到毛姐内心的波澜，找来电话，鼓励她联系家人。犹豫再三，她不敢打。

　　面对像毛姐这样抵触与家人联系的戒毒人员，警察积极“破冰”做通双方工作，努力打破那堵隔绝亲情与正常社交的“高墙”，重塑他们对生活的眷恋与信心。

　　“悔”与“盼”

　　省一所三大队，26岁的戒毒人员小陈看上去满脸稚气，却已是“二进宫”。他初中毕业便外出打工，十八九岁时，朋友递来一支看似普通的“烟”让他步入深渊。

　　两三年后，警察上门，父母才惊闻真相，送小陈戒毒。入所检查结果如同炸雷——HIV阳性。“人生完了。”小陈绝望地想。

　　在医院负责发放艾滋病抗病毒治疗药的亲戚告诉小陈，“吃了药就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他始终觉得自己跟正常人不一样。

　　1998年出生的小李自幼辍学到昆明打工，朋友找他借钱时拿出毒品。尝了第一口后，他便常与朋友躲在角落吞云吐雾。

　　2018年，小李被送进省一所戒毒时，被查出感染了HIV。第二次入所，他的艾滋病治疗档案提前一个月就转到省一所治疗点，一天也没耽搁他吃药。

　　为推动全省禁毒防艾工作，2015年开始，云南省司法行政戒毒系统设置了艾滋病专管大队，从各戒毒所抽调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警察承担专管任务。

　　省一所三大队属艾滋病戒毒人员集中管理大队，在积极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的同时，该大队提高HIV戒毒人员伙食标准，专门为他们供应牛奶、鸡蛋等，做到饮食科学、营养均衡。

　　“医生会定时给我们上课。我所有关于艾滋病的知识，都是在所里学的。”小陈说，所里每天都给他们抽血，不定时体检，与他们一起分析身体状况。

　　22岁时，小陈跟青梅竹马的妻子结了婚。医生告诉他们，病毒载量低、CD4细胞值高时，可以要孩子。孩子出生后很健康，当了父亲的小陈很高兴。但妻子二胎怀孕8个月时，小陈因复吸被送进省一所三大队强制隔离戒毒。

　　“我对不起老婆孩子。”小陈捂住眼睛，忍不住痛哭起来。

　　看到小陈哭，小李也掉下眼泪。他的妻子也是独自抚养3个月的孩子，“感觉很亏欠她，盼着早点出去，带着他们好好生活。”

　　对于艾滋病戒毒人员管理的难点，该大队副大队长魏巍表示，“他们比较敏感，对生活、人生的态度消极，觉得自己与社会有隔阂，属于‘边缘人’，目前没有根治办法。”而在中队长庄正贤看来，艾滋病戒毒人员“对自己是放弃的，对教育的配合度很低”，身体差、懒散，没有能力、力气做事。

　　吸毒群体里，鄙视链的底层是患了艾滋病。魏巍说，所里要求警察不能歧视他们，要有共情、同情心理，给予他们更多关怀。

　　此外，对艾滋病戒毒人员，该大队规范生活制度，定点定时发药，监管到位，服药率近100%。分类管理让他们有了交流互助的空间，在国家医疗保障下，所里还定期为他们体检、化验，加强餐食营养，将他们从死亡边缘拉回。

　　“生死一线”与“逆袭”

　　省第五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人员老黄突发脑出血，躺在床上的他皱纹如刻，诉说沧桑过往。

　　今年58岁的老黄小学毕业后就没再读书，17岁那年，他在社会青年的诱导下吸食了第一口海洛因，此后31年与毒品相伴。2012年，HIV感染确诊书如沉重铅块落下，可毒瘾难戒，他依旧沉沦。

　　老黄3次被强制隔离戒毒，但每次戒毒后都又走上复吸之路。2023年5月，因再次吸食海洛因，老黄被送进红河州强制隔离戒毒所，今年5月转入省五所五大队。

　　7月16日中午，老黄上厕所时突然晕倒，脸色苍白，无法动弹。作为艾滋病戒毒人员专管大队，该大队有一定医疗救治能力，且紧邻该所医院。危急关头，值班警察沉着冷静，上报值班班长。值班班长第一时间向指挥中心汇报，各应急小组紧急奔赴增援。

　　该大队一级警长白建国介绍，事发后仅4分13秒，驻队医生就用警用电瓶车将老黄送至该所医院，而医务人员早已备着担架在门口等候。医疗救治小组立刻行动，领导临场指挥，医生检查其生命体征，护士迅速打开其静脉通道，药房准备急救药品，吸氧设备嗡嗡作响，现场紧张有序。经过17分钟全力抢救，老黄的情况终于有所好转，意识逐渐恢复。

　　老黄父母已逝，无儿无女，所里联系他的两哥两姐，得到回复：“人我们不认了，听政府安排。”

　　本着生命至上原则，该所立即启动与外部医院的联动机制，联系“医联体”共建单位，将老黄送到最近的昆明市延安医院。经诊断，其是急性脑出血。经全力抢救，他被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脑出血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幸好戒毒所警察及时发现、科学施救，才挽回他的生命。”昆明市延安医院医务人员感慨道。

　　在医院治疗两周后，老黄出院回到所里。想起亲人的放弃，他心灰意冷，失去了生存的信心。

　　该所高度重视老黄的康复工作，为其安排了单独宿舍，派人专职照顾。该大队政治教导员字卫松多次开导他，警察轮流帮他舒缓肌肉紧张。大队长代启新因亲戚有类似病症，主动分享经验，与医护人员探讨康复方案。

　　针灸治疗时，该所医院副院长杨智超为老黄擦拭身体，详细记录其反应。从住院、出院到康复，从部队转业的一级警长刘正全程看护，帮其进行科学训练。

　　在大家无微不至的关怀下，老黄重拾勇气，积极配合治疗，身体恢复情况远超预期。回顾救治全程，杨智超说：“所里上下一心，多院协同作战，每个环节紧密相扣，才抢回他一命。”

　　戒毒所的坚守与担当

　　心理辅导室内，在戒毒警察和心理咨询师的引导下，毛姐敞开心扉，倾诉多年积郁，与过去那个自弃的自己和解。身体机能逐渐好转，CD4+T细胞计数、肝肾功能等常规值稳步上升，她的生命在历经寒冬后，迎来了暖春。

　　省女所四大队副大队长田溪扎根于此多年，目睹了太多像毛姐这样对生命绝望的人。“在这个大队里，能非常明显地感受到这些人对于生命的轻视。她们对自己生命的认知、掌控感很低。”

　　为此，该大队音乐治疗、自由书写、心理矫正和康复训练等多管齐下，为延长艾滋病戒毒人员生命、提高其生命质量而努力。

　　当激昂的音乐在活动室奏响，有人随着节奏轻哼，有人闭目沉浸，音乐似一道光穿透阴霾;自由书写活动中，戒毒人员写下心声，纸张承载着悔恨与渴望，成为彼此慰藉、自我疗愈的“药方”;“一对一”心理矫正时，咨询师如知心老友，耐心倾听，循循善诱，为其调整认知;康复训练循序渐进，从简单肢体舒展到耐力锻炼，帮她们恢复身体机能、重塑体魄。

　　戒毒，生理性依赖难戒，心瘾更难戒。什么是心瘾?田溪说：“任何时候都会想到要链接到吸毒的快感上，这就是心瘾;跟社会、家庭没有链接，跟毒品的快感有链接，这就是心瘾。”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戒毒所收治着吸毒人员，每天都有人吸毒被警方查获送进来，也有人戒毒期满被送出去。而对于绝大部分吸毒者来说，戒毒所“走不出去”。回到社会后，有些人很快会复吸。在岗5年，庄正贤见过不少刚被送出去几周甚至几天，就又被送回来的人。

　　那进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有什么意义呢?在魏巍看来，许多艾滋病吸毒人员生活不规律，吃不下饭，身体差，干不了活。没钱买毒品，就去盗窃筹措毒资。“如果不进来戒毒，他们早就不知道死在哪个角落了。”这样的话，戒毒警察不知听家属说过多少次。

　　从2010年全面履行强制隔离戒毒职能至今，云南司法行政戒毒系统已累计收治艾滋病戒毒人员超过2万人。筑牢社会稳定基石，减少因吸毒、艾滋病引发的社会治安、疾病传播风险，彰显戒毒工作于社会治理、人性救赎层面的关怀，是这场守护生命、拯救灵魂之战最大的意义。

　　(文中毛姐、小陈、小李、老黄均为化名)

　　本报记者 施颖 郑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