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城”经济，一场“1200亿”的野心

国内最火的投资主题是什么？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最火”是一个定义很模糊的修饰词。它既可以指代“投资规模”“交易数量”，也可以指代“话题热度”。于是“人工智能”可以最火，“跨境电商”“商业航天”也可以最火，谈不上对错，只是观察视角不同。

不过如果给这个问题加一个限定语，将讨论范围框定在“2024年下半年”，答案就可以变得很具体。因为在这段时间轴里，无论从哪种评价体系出发，都鲜有其他投资主题比“生物医药”更具有说服力：

♦业绩方面，2024年10月以来，国内生物医药企业密集官宣了3笔整体规模超5亿美元的大订单。按照时间排序，分别是10月29日，跨国医药巨头葛兰素史克（GSK）以3亿美元的预付款，从恩沐生物收购临床阶段靶向CMG1A46，并约定了总计5.5亿美元的基于成功的开发和商业里程碑付款；

♦11月17日，康诺亚宣布与Platina Medicines Ltd（PML）订立独家许可协议，授予PML在全球（不包括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台湾）研究、开发、生产、注册及商业化候选药物CM336的独家权利，授权交易额共计可达6.26亿美元；

♦11月18日，橙帆医药宣布与Avenzo Therapeutics, Inc.（Avenzo）达成全球战略合作协议，授予Avenzo在全球范围内（不包括大中华区）开发、生产和商业化Nectin4/TROP2 双特异性抗体偶联药物。首付款及近期里程碑付款围为5000万美元，在达成开发、监管审批及销售的关键里程碑后，后续里程碑付款高达7.5亿美元。

资本端，数据统计显示自9月24日中国证监会对外发布了“并购六条”，有超过30家上市公司披露关于成立产业（并购）基金的公告，其中有7家来自医疗健康领域。再精确到一级市场投融资，根据CVSource统计显示，在刚刚过去的10月，生物医药已经成为当前国内投资行业中仅次于半导体赛道的热门投资主题，整个领域共完成投融资683.37亿美元，占市场总规模6.87%。

如果再深挖这些交易案例，可以看到这段繁荣的背后已经隐约有了“长期主义”的底色。以刚刚宣布以9.5亿美元收购国内新药研发商普米斯生物的跨国药企BioNTech为例，实际上他们从2023年就开始积极布局中国市场，迄今为止已经和映恩生物、道尔生物、宜联生物、药明生物、三迭纪等6家中国公司先后达成10项不同类型的授权合作，总交易金额超过50亿美元。

今年9月以3.7亿美元创下“2024年来生物医药行业最高募资记录”的海外药企Candid Therapeutic就更加典型。目前他们旗下的两款核心产品，其实是从两家中国药企——嘉和生物与岸迈生物——刚成立的海外NewCo公司手中买来的。

以至于最近浏览关于生物医药行业的报道，你总能看到这样一句描述：我国的生物医药行业已经进入了收获期。

不过这条积极评价，也仍然不足以概括生物医药行业近期繁荣背后的样板意义。因为生物医药是少有的、对“园区资源”高度需求的产业。在各地兴建“园区经济”，强调“建圈强链”的当下，它的繁荣为“园区”在产业发展中扮演需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园区与入驻企业应该何如相处等关键问题，提供了非常具有时代价值的参考答案。

“晚点走出实验室”

在讨论“园区”如何推动产业发展之前，先聊聊为什么“产业园区”是一个重要的命题。

首先必须要明确的是，生物医药很难充分地“市场化”。除了研发周期长、试错成本高、商业模式有限这些人们信手拈来的标签，严重科研导向的创始人群体，也让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投拉满特殊性。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政府监管部门、大学科研机构还是金融投资机构，都对“生物医药项目应该如何成长为一家商业化企业”“生物医药研究者应该如何成长为企业家”等课题，进行过系统研究。

例如在一篇发表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官网，题为《学术界的风险投资：在当前的情况我们是否需要更多》的文章中，作者就以生物制药为样本，提出了一个数学模型：在假设每年会诞生10000个新技术发现的情况下，其中大概只会有500项发现能够得到学界发表的机会，而这500项得到公开发表机会的发现大概只有不到一半有机会申请知识产权专利，最后能够得到风险投资支持进入商业化运作的只会剩下3-5项。

在这个前提下，作者通过不断地从业者访谈，提出建议“尽量不要在科研假设阶段就让市场化资本参与进来，否则会严重搁置开发进程”、“资本会带来很多商业上看起来必要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无法转化为推动技术发展的承诺”——如果已经到了不得不寻求资本帮助的阶段，那么“需要确保自己拿到足够的股权”，更要争取一份“合理的技术转让协议”，因为“在产品不成熟阶段”，VC和研发团队对于价值的判断必然会产生分歧。

科研型产业迥然不同的产品开发路径，也在更加强调范式转换、底层技术的今天被不断强调。例如一本名为《创新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提到，这个时代的投资人需要意识到，他们所需要面对的不再是一群有紧密联系，一起共事过或者一起上学过的创业家们所主导的标准商业化项目，而是越来越多地由掌握知识的博士们，在与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共同探索的过程中，“偶发”形成的复杂项目。

“不成熟”“偶发”“假设”，这些关键词组成了人们的共识：以生物医药为代表的科研型项目，并不适合直接通过资本杠杆推向市场。资本在试图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商品的同时，首先需要做到的是帮助项目带头人完成从“科学家”到“企业家”的转化——这是一项很难量化的成本，也显然不是资本市场愿意承担的社会职能。

所以关于产业园区的存在价值，实际上无论是在我国官方层面还是在市场化的行业层面，都有过较为深入、系统的定论。产业园区在整个创投市场中的“过渡”“培养”“补偿性”功能被不断提及，也随之成为推动“后发产业”发展的过程中一项必然的举措。

例如早在2006年12月，国家科技部、教育部就在联合印发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十一五”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中充分肯定了“科技园”在当前经济活动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即培养创新创业人才、转化高校科技成果、孵化高新技术企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加速区域经济建设和行业技术进步、缓解就业压力等。

在此基础上，《规划纲要》对资本市场在园区建立的过程中所需要扮演角色给出了明确指导意见，即园区应加强与金融、投资机构的“合作”，通过建立和引入种子基金、创业基金、风险基金和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等，吸引社会企业向园内技术创新项目和高科技中小企业投资，推动国外风险投资公司进入国家大学科技园，利用国内外证券市场和产权交易市场融通资金。

与之类似的还有2012年5月16日出版的《经济日报》。在刊载于第15版的评论员文章《全球第三代科技园区的出现及启示》中，作者上海公共行政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公共管理博士后汪怿旗帜鲜明地指出，广泛地建立科创园区已经是“一种世界性现象”，大量的实例证明科创园区能够很好地成为“研究开发活动与产业化的关键联结点”，能够成为“地区和城市经济发展和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并且与《规划纲要》形成互补的是，汪怿撰文的重点是强调随着全球经济结构的不断转型，科创园区也需要适时进行迭代。出于这个前提，他认为科创园区的概念需要进一步抽象化以更好地指导园区建设，也因此提出了一个辞海式的定义：科创园区是由专业人士组成，以推动文化创新、提升企业和知识机构竞争力来增强社会财富的专门机构。

“先生活，再创业”

明确了定位之后，产业园区应该由哪些要素组成，答案其实显而易见，甚至可以公式化的表达成“基础设施+服务能力+一定的社会功能+一定资本对接+一定的生态集群”。真正决定一座产业园发展上限的，是这些要素的组合顺序。

以成都天府国际生物城（以下简称“生物城”）为例。作为近年来国内投资孵化成绩最亮眼的产业园区之一，实际上在规划建设早期——即2016年到2018年——生物城产业园区并没有选择优先建设“资本能力”，而是选择将更多的资源优先配置在生活基础设施上，包括青年公寓、人才公寓等超过10000套居住设施；诺博幼儿园、万汇小学等教育机构；京东方数字医学中心、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天府院区等医疗设施。

这段“先生活再创业”的大基建，后来频繁出现在很多早期入驻企业的回忆里。

例如刚刚在11月中旬拿下6.26亿美元大单的康诺亚生物，创始人陈博就是在这一阶段入驻的生物城。他曾经在2017年年底的一次专访中提到，最初他受邀来到生物城的时候感受并不好，觉得“交通不便、空空荡荡”，直到他看到生物城用两年的时间“建筑起来了，绿化也起来了”，变得“既适合工作又适合生活”，他才终于感到“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成都先导的创始人李进博士有更具体的描述。他在英国求学研究27年，并在全球领先制药公司担任高管近10年。等2012年决定回国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年过半百、拥有相当知名度的业界翘楚，也因此受到了多城城市的邀请，希望能够招引他的项目团队落地。之所以选择落地到高新区、后来搬迁到了生物城，一部分原因来自于他在四川求学的“情分”，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亲眼见证了生物城“不少办公楼都在装修，园区的展示厅也公开待客。配套的餐厅、交通车也在加快完善”。

生物城的第一只投资基金，即成都生物城一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注册落地、投资平台国生资本的成立，开始补全产业园“金融赋能”功能，时间已经来到了2019年。这一时期生物城已经开通了4条往返班车线路和1条加班班车线路，孵化园一期工程（约22.5万平方米）已建成，其中16万平方米实现交付。

“先生活再创业”也很大程度影响了生物城后续的投资策略。一个重要的例证是，在沉没成本高、开发周期长、市场化前景受限的共识下，作为国资背景的生物城国生资本实际上在天使轮、A轮等早期阶段的项目上，仍然有较大比重，并且不乏在市场化资本层面都相当前沿的细分领域。

例如2022年12月，国生资本参与了脑机接口企业脑虎科技NeuroXess的A轮融资。彼时，脑虎科技NeuroXess创立刚满一年，产品方面还处于科研临床阶段。在国生资本参投之前，脑虎科技的股东只有红杉中国、盛大集团这类市场化机构或者有一定理性主义加持的家族企业。

另外，国生资本2024年初作为领投方参与了成都今是公司C轮融资。成都今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开发并商用纳米孔基因测序仪和试剂的高科技公司。

值得一提的是，国生资本的出手次数也并不保守。根据CVSource统计，国生资本2019年成立，2020年开始发力直投，不到4年的时间里出手已经超过了50次。在这个相对比较大的基数下，B轮及以前的早期投资仍然占比70%。

而传统认知里国资较为青睐的D轮到PRE-IPO阶段投资，国生资本的出手次数仍然停留在个数位，其中一些项目已经实现退出。

可以说从强度、广度、深度来看，都是国资机构中的另类。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生物城通过初创阶段配套设施建设，攒下了“摊平沉没成本”的能力，是他们有底气广泛布局早期项目的核心原因；这些早期项目在“谈国资色变”的当下愿意接受国生资本的投资，看重的也是国生资本对早期项目的充分理解。而这层“相辅相成”的稳步运行，又进一步地放大生物医药产业最需要的“产业集群”。

根据最新公布的数据，从2016年建设至今，已成功引进项目超300个，总投资超1200亿元，这其中已经有6家企业成功上市。园区南格尔生物、齐碳科技、瀚辰光翼等企业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迈科康生物、威斯津生物等企业入选中国潜在独角兽企业，累计培育省级及以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达10余家。

“校-企-园-资”

总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几年里，生物城的发展轨迹一定会成为一种模板，帮助大量的后发市场、内部地区通过“产业园”的形式，在新兴产业、科研型产业上完成发展，弥合过去由地缘条件、历史因素所遗留的发展劣势。而生物城也并没有停止自己的探索。在最近的动态里，“高校”这一因素逐渐被更多提及。

例如11月24日，国生资本就承办了清华校友创业成果对接大会、清华大学第26次全球校友会的“健康医疗与生物医药”分会场。医药分会场以“立园满园 再聚清华园”为主题，展开主题演讲和项目路演，提出通过搭建“校-企-园-资”交流场域，链通“产学研用”合作发展之路。

医药分会场吸引了近200名来自监管机构、企业、投资机构、银行、证券、院校等各行各界嘉宾到场，先导股份董事长李进、绿叶维信董事长龚德泉、清华大学精准医学研究院院长助理王霞等校企代表参会。

国生资本充分遵循成都市委市政府关于“立园满园”的行动战略部署，积极链接清华校友创业成果，创新整合人才、技术、产业等重要资源，助力科技创新从校入企，通过培育耐心资本，持续打造“资助—种子—天使—创投—产投—并购”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条的资本支持服务体系，为创新策源项目高质量发展实现资本赋能，建设营造起生物医药产业科技创新的活跃氛围。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产业园以及产业园背后的国资平台、上市公司，一定未来会成为中国创投行业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