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名单中的张余生叛变了革命，不过他的女婿很出名也很爱国

一、张觉觉早年的革命经历

张觉觉（?-1960），生年不详，福建龙岩人，后改名为张余生。早年受“五四”运动新思潮影响，向往革命。1921年春，在龙岩白土桐冈小学教书时，与同事邓子恢等发起组织奇山书社，发行《新青年》、《响导》等书刊。1923年秋任该社创办的《岩声报》编辑，宣传民族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大革命时期投入革命活动，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根据邓子恢的回忆，“一九二一年，我从江西回家，在白土桐冈小学任教员，便与同事们组织“奇山书社“，社员达二百多人，多是九中同学和各区乡小学教员。当时及以后几年中，书社购买很多新书，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文集，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新潮》、《新青年》和《响导周报》等，这对龙岩知识分子起了启蒙作用。一九二三年便在奇山书社的基础上出版《岩声报》。出版这个报纸，目的在于揭露社会黑暗，报导群众斗争，推广革命思潮，宣传社会主义。”

这段时期，邓子恢、章独奇、林仙亭、陈明（陈少微）、张觉觉、曹菊如（建国后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张双铬、陈雪琴等进步青年被称为“龙岩八骏”。其中章独奇担任《岩声报》总编辑，张觉觉担任总经理，邓子恢负责报刊销售。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张觉觉曾担任过国民党汕头党部宣传委员，北伐军兴，随东路军入闽，在东路军政治部工作。当时，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江董琴是国民党左派，政治部宣传科长陈祖康、党务科长徐琛都是我党党员。

正是在国民党汕头党部工作期间，张觉觉认识了后期的两个重要人物。一个是当时驻防山头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张贞（福建漳州诏安人），因为是闽南同乡，关系相处融洽。另一个是时任汕头党部秘书的陈伯达（福建泉州惠安人），后来陈伯达一度担任张贞的秘书，1931年陈伯达在天津被捕，写信给张贞求救，还是张花了几万元疏通将其保出。1927年4月下旬，陈伯达在张觉觉、陈少微的介绍下，加入了我党。

二、张觉觉叛变过程

四一二之后，福建的革命者纷纷逃亡。当时福建的驻军主要是张贞的独立四师（已改编成新编第一军），张贞对跟自己有交情的共产党人还不错，虽然接到了蒋介石下达的处决令，还是通知陈祖康、陈伯达、张觉觉等人逃走。陈伯达去了武汉，当时汪精卫还没有叛变，张觉觉则和妻子一起到乡下躲蔽。

1928年初受福建省临时省委派遣，张觉觉到漳浦马坪小学以教员身份为掩护，组织秘密农会，发展党组织。1月10日为反抗征收烟苗捐事，协助李联星等领导马坪农会会员举行武装请愿活动，遭到驻军镇压。不久，参加我党漳浦临时县委党代会，当选为县委书记。

1928年6月，时任福建省临时省委书记的陈祖康叛变。陈本来就是被大革命的洪流裹挟进革命队伍的，思想觉悟并不坚定，大革命失败后一度非常消沉和彷徨。此时，已成为闽南实力派的军阀张贞，看准时机、派人找陈祖康游说，又与他密谈三个昼夜，终于使陈祖康的思想起了180度的大转弯。张贞于是电请南京国民政府取消对陈祖康的通缉令，恢复陈的国民党党籍。6月16日，陈祖康公开发表脱党宣言，后来张贞还把一个女儿嫁给陈祖康。

6月19日，陈祖康在《漳州日报》上发表《中国革命的前途》的反党文章，公然反对党的八七会议关于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方针，主张用和平方式改良中国社会，鼓吹发展“平民革命”，“以工农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来作阶级斗争的联盟，以达到社会政治的解放，以求民族的自由独立”。继之，拉拢福建中共党内一些不同意实行土地革命的人，组建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的组织，即历史上谓之“第三党”，并极力为张贞效力。

同年8月，在陈祖康的影响下，漳浦县委书记张觉觉、省委交通员陈子青等相继叛变，也投靠了张贞，并拉拢漳浦党员脱离共产党，这些行为使漳浦早期农运遭到了严重挫折，省委机关厦门鼓浪屿M17号亦遭到破坏。在与“第三党”斗争的过程中，原闽南农运领导人李联星、龙岩县委书记罗淮盛、漳州县委常委陈辰同先后牺牲。

不过，与陈祖康在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不同，张觉觉叛变后不久，大约在1929年即赴日本留学，也可称为流亡。回国后，脱离政治回归本行，在上海创办了《时事周刊》，上海沦陷后出奔香港，1939年在香港生下了女儿张香华。1946年从香港到台湾，任《新生报》主笔。这个经历也和陈祖康不同，陈后来成为军统少将，1949年随蒋介石败退台湾的。1960年，张觉觉在台湾去世。

三、张觉觉的女儿嫁给了柏杨、夫妇都很爱国

1969年，台湾作家柏杨因为翻译了一幅《大力水手》的漫画译文，被指暗讽台湾领导人，以“共谍”罪名被逮捕，坐了9年又26天牢。他利用那段时间静心研究历史，写出了以《中国人史纲》为代表的三部书稿。

1978年，刚刚走出监狱的柏杨邂逅了女诗人张香华，两人因为相似的背景一见如故。柏杨老家河南，年轻时因为日本侵略而颠沛流离，1949年到台湾谋生却不幸几十年与故乡亲人隔断。张香华香港出生，当年家人也是迫于日本侵略的压力从上海到香港再到台湾。一样的背井离乡，加上两人都是幼年丧母，跟随继母成长，颇多共同话题，很快两人就结婚了。

在张香华的陪伴和鼓励下，柏杨投入到新的写作领域——中国历史，他重新编纂了《资治通鉴》，还将《中国人史纲》付梓出版。正是这两本书奠定了柏杨在台湾岛作家行列中的地位，柏杨版本的白话《资治通鉴》更是成为了连续几年的畅销书。

可越研究中国历史，越研究中国社会，柏杨就越难平复自己内心的情绪，“中国到底是怎么了？”他怀着愤懑的心情，写下了《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国到底是怎么了？中国人到底怎么了？”柏杨把自己来到台湾岛后遭受到的一切都化作十分情绪化的观点，他痛、他恨、他不甘，他要骂醒那些还在装睡的人。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我在研究中早已经明白，可我就是恨铁不成钢，如果再斗争下去，中华文化千百年的精华都将会流尽，步入美国印第安土著人的后尘也不是不可能。”柏杨每每提及，总是义愤填膺，他爱中国，爱这片土地，可他就是想不通，为什么明明是亲兄弟还要打架？还要闹别扭？

说《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是他的情绪宣泄倒也没什么问题，民族之心总是热血的，总是激情的，总是不肯停歇的，近代中国人民正是靠着一腔热血，前赴后继，才挽救了民族危亡。然而写完这本书之后，随着时代的变化，两岸三通，柏杨也冷静了下来，他曾告诉自己的妻子张香华：“等将来有一天中国年轻人们都进步了，这本书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因为激进的言论，《丑陋的中国人》一书逐渐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了起来，张香华果断地拒绝了台当局要求的教科书授权，而且要求所有出版社停止出版这本书。

“蔡英文曾公开说：我是中国人，我从小读中国书长大的。现在她当了台湾地区领导人，怎么说法就变了？她既然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凭什么用柏杨这本书？”张香华说，“民进党一步步‘去中国化’，在教科书问题上，稀释中国史，分割台湾史和中国史。孩子们搞不清基本历史问题，就丢给他们一篇‘丑陋的中国人’，这不是别有用心吗！”

虽然张香华的父辈因为理念的不同，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但从他对女儿的教育上可以看出仍然是非常爱国的。2008年，柏杨去世，张香华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一部分骨灰带回了家乡河南安葬。柏杨的笔名就是为了怀念家乡最常见的柏树和杨树，而张香华的名字，香代表香港，华就是中华，两人异曲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