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张国华中将、梁兴初中将奉毛主席命,调任成都军区任政委、司令。他们刚从飞机上下来,就受到了热情迎接,原因无他:张、梁二人是从听命于毛主席的那个司令部来的。至于原来的司令、政委、第二政委、第三政委、第四政委哪去了,显而易见。
当时成都军区迫切需要他们,原来的领导者基本靠边站了,没人主持工作。第四政委甘渭汉、副司令李文清、副司令韦杰,在新司令、新政委上任之际,正遭遇“武打”危机。
那个年头,对大人物动粗可没什么顾虑,越大的人物他们越敢动手,认为这样能体现勇气。韦杰死死护住有心脏病在身的甘渭汉,怒斥那群人:“你们都给我住手,他有心脏病,你们有事冲我来。那些事都是我一个人办的,跟甘政委没关系!”
韦杰义正词严的喊话,只把这些年轻人吓住了一会,很快他就遭受了狂风暴雨般的拳脚攻击。韦杰瞬间懵了,自己如今是个又瘦又矮的老头,这么多身强力壮的小伙围殴自己算什么事?有本事自己年轻的时候来!
甘渭汉、韦杰、李文清三人,被一同关押在军区通信兵总部的地下室,时不时被提出来批一批、斗一斗。
一天晚上,不知道谁偷偷递进来一包花生。两位中将、一位少将,看到这东西就像看见什么大宝贝,纷纷眼前一亮。三人一人一粒分着吃,很快就不知不觉吃完了。李文清遗憾地说道:“唉,刚尝出点味道就没了。”韦杰说:“患难兄弟,只有我们这样共患难,才是真正的兄弟。”
如此别样的“平静”日子没过多久,就被一颗不知从哪射出的子弹打破了:张国华住处的玻璃被一颗子弹打破,子弹嵌进他床头的蚊帐杆上。幸好张国华不在住处,已去上班,才没发生令人遗憾的事。
子弹被挖出,是铅弹,是小口径步枪射出来的。遇到这种事,张国华也是恼怒万分,当即下令限期破案,非要查出是谁在暗处打的黑枪不可。有个造反起家,在军区、省革委挂了职务的头头,一口咬定“这事是韦杰干的”。
大家都面面相觑,韦杰跟李文清、甘渭汉一起关在地下室里,怎么开的枪?那个头头说,不是韦杰本人,也是他指使人干的。头头还给出了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证据”:韦杰知道张国华每天起床,会在床上穿裤子的习惯。
保卫人员面面相觑,即便这个头头是新上来的领导,也没有选择苟同:梁兴初和张国栋此次赴任,是做好充分准备的,打字员都是从原单位带来的,在成都的新住处更是戒备森严,光天化日哪有人敢携一支小口径步枪,从容瞄准射击还不被发现。
在这个非常时期,真相不重要,韦杰的处境此后变得更加艰难了。他被某些人当作用以树立权威的靶子,隔几天就抓去到处批斗。
多年后韦杰才知道,枪击案早有定论,只是被人刻意隐藏起来了:打到张国华床头的子弹,是一个年轻人射出的流弹。而之所以揪着这颗子弹不放,实在是因为某些人找不到韦杰值得说的问题,只能拿它当作罪证来糊弄。
“913”后,韦杰恢复副司令职务,但负责的是农副业生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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