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的战火中写成《论持久战》，毛泽东的军事造诣到底有多高？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卫国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抗日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除了中华人民精诚团结抵御外侮的决心和斗志之外，自然还得益于正确的战略指导。

1938年，毛泽东写就《论持久战》。这是对抗日战争进行全面分析和预测，并且做出正确战略指导的军事著作。这部不朽著作是毛泽东经过不断的经验总结和理论研究，跟党内各位军事专家结合实际战争走势进行深入探讨和预测之后，创作出来的。

《论持久战》一经问世便在国内外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纲领性文献，抗日战争的胜利恰恰充分证明了《论持久战》的正确性，也反映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造诣！

对于抗日战争的预估，毛泽东一直以来都保持着一个观点，他曾这样预测这场战争：“我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

早在1936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在延安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毛泽东就说：“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针对这句话，他还向斯诺详细介绍了自己对打持久战提出的各项方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初，毛泽东又说：“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但是，此时的毛泽东对于中日之间持久战的看法仅仅是停留在思考阶段，尚未形成深入系统的学术理论。

真正令毛泽东产生创作《论持久战》这一想法的是1937年11月太原的失守。

太原的失守在抗日战争的进程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它令华北战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战争初期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退居次席，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上升到主导地位。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受太原失守这件事的影响都非常的大。不同的是，蒋介石是畏惧日军，意志消沉，不知所措；而毛泽东则是非常深入地分析了战局的变化，立刻部署了八路军下一步的战略安排。

11月8日，就在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立刻致电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

面对在山西全线溃败的国民党军，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国民党的军队是靠不住的，共产党还是得依靠自己和人民群众。当时沦陷区的人民饱受日寇的侮辱与蹂躏，他们亟需一个能够领导他们奋起反抗的力量，这时敌后游击队就是最完美的选择。

于是，毛泽东发出指示，给八路军在山西的战略部署了新的方针：“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这一新方针的部署，是正确的，也是及时的，他给当时没有方向的同志们指明了道路。

徐向前就曾经回忆道：“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了，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

毛泽东明白，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并且建立起抗日根据地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因为日寇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后方出现被频繁骚扰的情况。但是这项任务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八路军要抓紧时间，趁着敌人还没有反应过来迅速开展工作。

就这样，敌后抗日根据地立刻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他们分散在山西各地，形成了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牢牢牵制住了敌人。

以聂荣臻为领导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吕梁山为领导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以贺龙为领导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以徐向前为领导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依托山西的复杂地形和山脉，直接威胁着日寇的占领区和重要交通枢纽。

与日军相持的作战思路有了前期的部署支持，不光可以形成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的持久性，也可以以此为牵制让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也形成持久性！

这些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是共产党领导持久战的开始，也是毛泽东了解持久战规律的开始。

11月下旬，日寇开始抽调兵力对共产党的敌后武装展开“清剿”，八路军的敌后根据地能否顶得住日寇的强大火力是能否形成持久战的关键！

刚刚建立的晋察冀根据地遭遇了日寇的大规模围攻，敌人的飞机、坦克、骑兵、大炮等兵分八路，向八路军进攻！

毛泽东时刻关注着晋察冀的局势，这场战役将会是检验毛泽东持久战理论正确性的关键，他几乎通宵达旦地研究地形和部署战略，仔细地思考反围剿的策略。

聂荣臻后来回忆道：“我们留在晋察冀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关心着我们，注视着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

10月27日，反围剿的战斗打响，毛泽东做出指示：“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中”；“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

在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下，晋察冀反围剿战斗取得了胜利，这一场胜利被报纸大量报道之后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特别是敌占区人民的抗战热情。这场胜仗也使得国民党军相信，八路军的敌后策略是完全正确可行的！

聂荣臻后来回忆道：“这次反敌围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死打伤日伪军共一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军用品。敌人除占领了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几座县城外，别无所获，不得不于十二月下旬全线撤退。”

随后，不肯善罢甘休的日寇又对各大抗日根据地展开“围剿”，但是都无功而返，而毛泽东则在指挥对日作战的实践当中，逐渐摸清楚了持久战的规律，也为华北敌后抗战新局面奠定了基础。

妄图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日寇，在中国战场受到了严厉的打击，八路军深入敌后的牵制以及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上的顽强抵抗令日寇的幻梦破灭。

国民党军面对几倍于的敌人，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深深地震撼了每一个国人，他们为了民族与国家献出了宝贵生命，他们可歌可泣的作战精神值得我们铭记。

但是，面对日军纠集了飞机、大炮、坦克的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国民党军这种硬碰硬的战略在具有巨大装备优势的日军面前是非常不利的。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12月13日，南京沦陷。

注意到国内战局变化的毛泽东，对日寇的战略意图做出了非常精确的判断。他认为，日寇在攻占南京之后会将战略目标北移，他们会试图攻下徐州，打通南北交通枢纽。这样，华北和华中的军队就能合兵一处，进而攻取西北或者武汉。

这时候，只有一个全国性的战略部署方案，才能抵抗住日寇，与他们形成持久战。

他立刻向蒋介石提出建议，总结正面战场失败的经验，否定一味防守的策略，主张攻守结合，他说：“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反而猜疑起来，最终他失去了黄河以北的地区，也失去了和日寇打持久战的机会。日寇一路南下，攻占了中国大半的领土。而蒋介石将主力撤至西南，凭借着西南地区山多路险，易守难攻的特点，坚守在西南地区。

蒋介石不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一味的龟缩防守，令毛泽东对他不再抱有幻想。他决定以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为主，再进一步深入敌后，建立更多的抗日根据地，创造全面抗战、持久抗战的局面。

1938年2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开会议，会上他提议迅速展开兵力，尽可能多的建立抗日根据地，并且令各根据地做好独立、长期作战的准备。

3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了八路军未来作战部署的问题。

毛泽东提出了坚持长期作战，各区域建立新的游击兵团的建议，他说：“八路军主力移动后的部署，现在就要准备，应在各区域建立游击兵团。”

毛主席的这一建议立刻在党内受到了广泛的认同，八路军迅速地吸收了大量的新战士，并且组成了新的支队，使得八路军队伍能够在短时间内壮大并保持战斗力，为在敌后打开新的局面做好了准备。

1938年春，日军开始新的行动，他们从南北两方进攻，双面夹击徐州，试图以最快的速度打通南北交通。而这么做，需要从华北日军当中抽调大量兵力南下，这就造成了河北、山东等平原地区兵力空虚。

此时的八路军已经在华北山区站稳了脚跟，平原地区的空虚让八路军在华北有了更广阔的地区发展战斗。

而驻守徐州的李宗仁部队英勇顽强地抵抗日寇的侵略，以最大的可能阻止了敌人的攻势，为毛泽东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斗争起到了支持作用。

虽然日军的守备空虚，但是八路军的战士们并没有在平原地区打游击的经验，他们从红军时代开始就一直是扎根于山区的，干部缺乏经验、没有信心。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早就预见到了，他在发展山地游击战的同时就开始了对平原游击战的摸索。在过去的各大反围剿作战当中，毛泽东就试探性地尝试过平原游击作战。在冀中等平原地区作战时，毛泽东就初步得到了平原游击成功的经验。

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刘少奇向八路军总部发出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

很快，八路军在华北平原上建立起了大量的抗日根据地，抗日游击战在华北平原上逐渐发展起来。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对于日军下一步行动的判断将会影响八路军接下来的战略方针。党内有人认为，日军攻下徐州后会将主力转向后方，用来肃清敌后的游击武装，此时不宜继续发展抗日根据地。

但是，毛泽东却不这么认为，他冷静地判断出日寇接下来的目标会是武汉、广州，并得出结论：“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

徐州失守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持续了整整十个月，全国各核心城市纷纷沦陷，人民饱受战争之苦，寻求战争早日结束的呼声越来越高。

可是，战争的胜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些人不想再遭受这样的磨难，“亡国论”甚嚣尘上，于此相对应，乞求国外援助而获得快速胜利的“速胜论”也不断出现。

早在抗日战争开始之前，国民党内部就有大量人物以武器不如人为借口，一副投降嘴脸，抗战开始后更是大谈投降论调，位居国民党副总裁的汪精卫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而“速胜论”则幻想着依靠国外援助来迅速战胜日本，在台儿庄大捷之后，更有人鼓吹徐州战役是“准决战”，这种盲目轻敌的思想也出现在共产党内部，对长期抗战缺乏精神准备。

这两种错误论调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人民艰苦抗日的决心，此刻必须有种强烈的声音出现，以权威且令人信服的姿态坚决驳斥这两种观点，否则对长期抗战十分不利！

毛泽东在经历了十个月的抗战之后，认为有必要进行总结性解释，以论证持久战的必要。他开始思考这些问题，认真分析时局的变化。根据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员回忆，有一段时间里，毛泽东白天就一直在院子里踱步，常常因为过度沉浸在思考之中而忘记其他事情。晚上，则阅读各方面的来电，认真研究全国的军事局势，经常彻夜不眠。　

此时，他的对于理论方面还没有一个十足的把握，特别是现代军事理论，他必须通过深入的研究才能把道理讲透。而且光是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还不行，现在亟需的是正面地、系统地、详尽地阐述其中的道理，并且批判上述错误的论调，而现在，他还没有充分的准备。

毛泽东对于自己还未完全了解的东西具有强烈的求知欲，他那种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令他成为了学识渊博的人。他曾在阅读《哲学与生活》时，写下约三千字的辑录；在阅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时，他留下了大量的批注，其中不乏自己新的见解。而这次，由于需要大量的现代军事理论作为基础，毛泽东又开始认真研读起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战争论》，他还在延安组织了《战争论》研究小组，吸收了党的重要领导人、理论人才和军事人才。

参加这个小组学习的莫文骅后来回忆道：

“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钟。”“《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五倍到十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

经过刻苦的学习和深入的探讨，毛泽东根据自己过去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和大量军事材料，将自己对于持久战的思想进行了精确的概括与升华，终于写出了抗日战争指导纲领《论持久战》。从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他进行了《论持久战》长篇演讲。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这样说道：“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

毛泽东文中从道义和国力两方面分析了战争双方的特点，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他是强大的，但是他们侵略行为是非正义的，是人类的退步；而中国虽然国力较弱，但是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是正义的。而且，日本虽然战争力量强大，但是他的国土面积非常小，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财力、人力、物力就比较缺乏，经不住长期的战争；但中国的领土广阔，人口也非常多，资源也很丰富，经得起长期的战争。

毛主席说，就是因为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

最后他得出结论，中国不会亡，但也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

毛泽东认为，这场持久战必然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

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

这是非常符合实际又逻辑清晰的判断，《论持久战》的发表不仅驳斥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的错误观点，还为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明路。

一位外国记者这样评论《论持久战》：“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这么一部抗战著作，无不充满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朴实的价值观，它从客观的角度，全面、理性地分析了未来的战争走向，科学地预判了中国的前途。这部著作，后来不仅作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指导，也对国民党的将领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作品刚发表时，周恩来就将《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向白崇禧做了介绍，白崇禧对此赞赏有加，将它称为是克敌制胜的法宝。而后，白崇禧又向蒋介石做了介绍，将《论持久战》的核心归纳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且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为了能在更广泛的层面向国外宣扬中国人抗日的决心并且获取外国的支持，周恩来还将《论持久战》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她的好友爱泼斯坦负责了翻译工作。毛泽东知道以后，非常重视，特地为英文版写了序，他这样讲到：“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在抗日战争爆发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毛泽东就能如此具有前瞻性地写出具有正确战略指导的纲领性作品，足可见毛泽东的军事造诣之高。这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它的发表就像是黑暗中突然亮起的灯塔，为在大海中迷途的中国点燃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