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看到故事和时代的有趣关联

一句简单的问话，让原本“没啥可说的”受访人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说了5个小时，凝结在一台缝纫机背后的母爱缓缓流出。

一张古旧的合照，有人花了15年的时间才完整认清前两排15人的名字，揭示出中国计算机事业史上初代工作者的身份。

一个狼和小羊的画面，颠覆有关食物链认知的同时，促成一支常年在海拔4500米以上高原记录生态保护者的口述历史团队。

11月9日晚，第十届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闭幕式——“口述历史之夜2024”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当天有十个口述历史项目登台分享，分别为“2万多件旧物和它们的故事”“我的计算机历史记录历程”“《惠通桥之战》：在炮烟和血火中倾听”“民间记忆计划”“那些差点儿就没了的故事”“探访民族国家话语中的‘生·命’”“中国女性走向荒野，去寻找高原生灵守护者”“里斯本丸沉没”等。

因篇幅所限，本文特刊发其中三个口述历史项目的实录，以飨读者。

“2万多件旧物和它们的故事”

从“没啥可说的”到“这个老物件可是有故事的”

黄海波：大家好，我来自山西时尚回响城市文化交流中心。2017年，我和几位好朋友希望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用品来做一个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展览。于是就在报纸上刊登征集启事，又在地下停车场里建起了临时的工作室。

武二保先生骑着一辆购买于1967年的永久自行车来到我们工作室，成了第一位捐赠人。从这辆自行车开始，不到一年时间，太原市民为我们的展览提供了2958件展品，每一件展品都有一个身份证，包括时间、地点、捐赠人的姓名。

我请他们讲讲展品背后的故事，他们好像商量好了一样，总是用五个字回答我“没啥可说的”。

赵世媛女士把一台标准牌缝纫机捐给我们的时候，就是回给我这五个字。我问她，“你妈妈用这台缝纫机为你做过啥衣服？”她一下子眉飞色舞。她说：“小时候我妈给我做了罩衣，贴了明口袋，特时髦，胸口还绣花，到了学校以后我们老师拉着我看了半天。”她回忆起母亲在太原红星服装厂工作，一进腊月就要请假回老家帮亲戚们做衣服。好不容易回来，又要帮院里邻居们做，所以轮到自己家孩子的时候往往就到年根了。赵世媛印象中的年三十总是伴随着缝纫机的嗒嗒声度过的。

还有一件赵世媛少女时代的过年衣服，棉袄的面是一块新布，面子有了，里子就好办了，用了一件穿小的旧衬衣，浅粉配深红，非常漂亮。袖子不够长就加了一块红格子布。按照常规做法，一般就会紧挨着袖口接着加上去了，但她的妈妈想到衣服做得这么拼拼凑凑的，别人一看会觉得寒碜，所以把格子布往里面挪了一下，成了一件全新的衣服。为了让女儿穿得体面一点，妈妈如此殚精竭虑。讲到这里，赵世媛哭了。

从“没啥可说的”到一口气讲了5个多小时，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这些看着不起眼的老物件开启了记忆的闸门。

2018年8月，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时尚回想大型展览在太原美术馆开幕，看到这些熟悉的老物件，观众们哭、笑、发呆、热烈地交谈。

这些老物件是个体生命的历程，又因为它们实在太常见了，所以又构成了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看到一个饭盒，有人想起来那时候妈妈在饭盒里装的二米饭和咸菜，这是一个亲情故事；有的人想起来就用这样的饭盒带到单位的锅炉房蒸米饭，事关包办一切的单位制度；还有人回忆说下了班穿着蓝色的帆布工作装，骑着自行车，勺子在空饭盒里叮叮当当作响……

现在我们一共征集到了2万多件旧物，我们用它来做展览，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做了36个大大小小的展览。2021年，太原钟楼街经过更新改造重新开业，我们被邀请做了沉浸式怀旧展。开展第一天，人就爆满了，3个月展期，140平方米展厅，最终统计到的参观人次160万。

我们凭借这些旧物和主人的讲述，出版了一些图书和视频，同时和太原市文物局共建了太原城市记忆馆。在工业城市阳泉市建了3000平方米的展厅，展览题目叫“一年又一年——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进化史”。2万多件旧物，就像一片肥沃的土地，有风吹过，种子会发芽，花会开放，我们很少去想下一个展览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就耐心地等着，它自然而然地从这片沃土上长出来。

直至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带着老物件找到我们，见面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这个老物件可是有故事的”。

“那些差点儿就没了的故事”

好的故事就像魔法，把它记录下来，改变就在发生

火柴：大家好，请问你们觉得生活中最容易丢的东西是什么？很多人认为是时间，而我的答案是记忆。记忆可能只对自己有意义，但也不妨碍它成为你的无价之宝。而有一些事，不仅对你有意义，还可能使其他人感动和思考，那这段记忆就应该成为一个故事。

我今天来就是想讲讲那些差点没了的故事，因为故事作为记忆的一种，其实是很容易丢的。我是“天才捕手计划”的创始人。“天才捕手计划”开始于2018年，目前已经用口述记录的方法留下1000多个差点儿没了的好故事。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时候，遇到一件事，觉得有意义，想立刻写下或者讲出来，但这样的念头一旦错过就再也不会实现了。但这件事可能只有你自己在经历，可能是一个职业从业者的稀缺体验，甚至还代表了一代人的独家记忆，那么如果你不写，就都没有人知道了。这时候就很需要一个人，最好干脆就是一个编辑，陪他聊天，一起回忆，最终大家一起把故事记录下来，这就是“天才捕手计划”编辑们的工作方式。但这样的工作方式需要记录者和编辑的双向奔赴。

我们有一个作者，她是被一双袜子“拐”来的。2019年，我们做了一批周边袜子，除了袜子还送过红肠，我们当时比较老派，送周边的方式就是在公众号后台抽奖送读者，联系幸运儿的时候看到地址写的是北京协和医院，她是医生。我跟她说，你别光看故事了，写故事吧！她说自己没有写过什么东西，也觉得自己身边没有什么故事可讲。我说袜子你都收了，试试呗！她想了一下说行。

这位医生作者叫林大鼻，直到现在，在我们那儿也不算是高产，一共才写了6万字的故事。但其中一个故事，已经被上亿人看过了。什么样的故事传播得这么广？其实就是协和普通的女医生的故事，那个女医生是林大鼻的同事。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在地下车库，接到编辑打来的电话，用那种很激动的声音，他说：你知道在北京最好的医院，就连食堂都有锦旗，但有个科室，没有鲜花，没有锦旗，救了无数人的命，却听不到病人说一句谢谢。你能猜到是哪个科室吗？先听我往下讲。

林大鼻专门去找那位医生，是因为她遇到一个疑难杂症，对协和的医生来说，最可怕的不是告诉病人你的病没办法治好，而是看着病人逐渐衰弱，却找不到病因。那次，她遇到一个年轻男孩，肺部被疾病啃噬了1/3，留下密密麻麻的坑洞，他的肺部CT发到医生群里，医生第一反应不是这个人得了什么病，而是这个人居然还活着。

林大鼻去了一个地方，在她们医院的偏僻角落，是检验科。其实检验科是个技术活儿，也是个良心活儿，用5分钟或是半小时去找到一个不起眼的小小病菌，也能定生死。

在协和医院流传着一句话：细菌室找王澎。王澎医生非常热爱检验科的工作，最终，她用自己的科研经费给病人做了二代测序，成功找到了病因——马尔尼蓝状菌。在这个病被确诊的时候，这个男孩是全国第9个被确诊的相同病例，之前8个都是王澎医生确诊的。那个肺部被啃噬掉1/3的男孩，被王澎医生救了下来。

后来，王澎医生突发疾病去世。王医生是一个非常有大爱的人，协和医生即使是再小的医生为了病人向她求助，她都会坚定地伸出援手。但这个医生去世的时候，送葬的都是医护人员，没有一个病人，直到王医生去世，很多人都不知道救了自己的，是一位检验科的医生。

这篇文章写到结尾的时候，也就是王澎医生葬礼的时候，作者林大鼻释然了，她说至少这里都会是记得她的人。

在这个故事刊发后不久，收到大量读者留言，还有很多媒体转载这篇文章，2年后我在一个网络祭奠平台上，看到有几万人留下对王澎医生的纪念，我想这就是记录故事的意义。很多人开始知道检验科，也有神探。

好的故事就像魔法，记录下来改变就在发生。这个故事记录下不久，林大鼻被他们医院的病人认出来了，那个病人正是“天才捕手计划”的读者，那个病人得了罕见的基因病，要一直依靠呼吸机生存，他最后的愿望，就是希望用自己的肺呼吸一口气。林大鼻决定冒着极大的风险帮他洗肺，手术前病人才知道自己最喜欢的作者就是自己的主治医师，他想了想对林大鼻说：“你可以记录我的故事吗？希望之后跟我有相似病状的人可以少走弯路。”

最终，这位读者的故事被记录下来，虽然这个故事刊发的时候她已经去世了，但她的故事被收录到《白色记事簿》这本书里，等待有一天被需要的人打开。

每个普通人的生活都受到时代的影响，但普通人的故事也在组成时代，口述故事因为叙述者的多样和丰富，它所组成的是最真实的历史。

“天才捕手计划”已经记录下来的故事，因为成为故事，这些记忆就成了对他人也有意义的东西，也对这个世界产生一点微小的改变。希望更多人能够记录故事，如果不能记录故事，就当一个鼓励他人记录故事的人。

分享一个因为鼓励而被保留下来的故事。2017年我收到一个邮件，在一堆垃圾邮件中作者自己写了去东南亚打工的亲身经历，我觉得这个故事里有非常稀缺的细节，而且作者从来不在故事中对人做简单的评判，他生活的环境里又与生死命运相关，最后我邀请他来北京一起把故事记录下来。好故事就像赌石，从来不应该承诺自己以成品的状态呈现，但挖掘一下会发现，在这个故事里能够看到，在边境做野生动物的“猴王”自己被猴子救过命，一个底层的情报贩子可以为了钱不顾一切，但最终就是为了可以到一个晚上没有枪声的地方生活。

这个稿子积累了18万字，今年还出成了一本书。这个作者叫沈星星，他的故事还被改编成同名网剧《边水往事》，是今年豆瓣评分最高的悬疑剧。

读这样故事的人不仅能看到鲜活的人性，还能看到故事和时代有趣的关联。虽然世界上有很多差一点就没能留下的故事，但是做“天才捕手计划”这七年，我相信只要有人补上那一点就好。

“寻找高原生灵守护者”

高原生态守护者口述史，是一座桥梁

杨旭：大家好。我们是一支以女性为主的团队，常年在海拔4500米以上的地方，比如整个青藏高原地区、甘肃、云南、四川等相关的地区进行野外工作和口述历史的工作。

这一切都源自一次比较有意思的故事，我们曾经在无人区进行藏羚羊拍摄，在七天七夜中没有信号，而且风雪很大。在这个过程中，野保员带着我们巡逻，在帐篷里给我们讲很多他们观察到的动物的故事。

其中一名野保员讲一只非常雄壮的狼把刚出生不久的小羊叼走了，那只狼并没有吃羊，而是把羊叼过去玩了一会儿就放走了。这个故事颠覆了我们对食物链的认知，原来大自然中的食物链并不是只有弱肉强食，在动物和物种之间也有我们想不到的善良和默契。

在这个契机下，我们想把野保员经历的故事、他们观察到的故事记录下来，他们跟自然打交道的经验其实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他们一方面能够告诉我们怎么跟生命连接，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能发现在这个生命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美好的、复杂的故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想把他们的故事分享出去，激发更多的人关注高原保护生态。

我们决定要做高原生态守护者口述史。它是一个桥梁，连接了我们野保员和大家，这就是我们去做口述史的契机。

我们的口述对象有很多分类，他们在不同地区、不同身份，甚至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职业。我们的口述对象有在当地生活几十年甚至七八十年农牧民群众，同时也会有在当地进行工作的一线野保员和科研人员。他们在当地生活了50年到60年，目睹了保护区内的变化，比如藏羚羊数量逐年上升，还有色林错因为全球气候变暖现在变成了自治区境内的第一大咸水湖，以前的路或者湖心小岛因为水位上升已经被淹没，有一些黑颈鹤巢穴因为水位上升被冲毁，这些变化在他们的记忆中都会呈现出来。

有一位爷爷在西藏林周县境内，是当地的一名野保员，他曾经救助过六只黑颈鹤。在对他进行口述史采访的时候，我们跟着他走了每天巡逻的路线。有一个细节非常有意思，他会给一只受伤的黑颈鹤准备食物的时候，特意去水里取一些河沙，把河沙均匀撒在食物中。当时我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其实他从小在观察黑颈鹤，知道它吃东西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它平常在水里吃东西的时候难免混进去泥，所以他在给黑颈鹤疗伤的时候要保持它的生活习性，等将来放归自然之后，它也不会丧失野外生存能力。

青藏高原对全球的气候和生态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征，也是生物多样性基因库，生物口述史不是某一个地区的，而是全人类的，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当地野保员非常不容易，我们想传播他们的故事，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和重视他们。

最珍贵的是我们在高原上看到当地的人对动物、对环境的爱是发自内心的是平等的，我们总结为朴素而珍贵的高原生态观。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反而看到，更符合当今社会上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所以他们的生态观是非常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和推广。

我们做口述史很多是用碎片化的时间，有点儿见缝插针的意味，除了在安静的环境下进行访谈，也有在动态的工作中进行记录。我们经常会跟着他们骑着摩托车，在巡逻路上拍摄他们的故事，我们开玩笑说“这个口述史很颠屁股”。

现在请我们的合伙人和色林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女性野保员和大家一起上台分享。吉宗是90后野保员，从事这份工作已有将近10年的时间。

杨旭：大家很好奇，吉宗你最近都在忙什么？

吉宗（杨旭翻译）：这段时间是黑颈鹤迁徙，所以每天骑摩托车在管辖区域进行巡逻，要观察黑颈鹤飞走的数量做记录，而且要把当时每天的环境变化做详细的记录。

杨旭：你为什么想做这份工作？

吉宗（杨旭翻译）：在我小时候，父母总是说野生动物是好朋友，是平等的，所以我做的这份工作是造福子孙的，我非常喜欢，会一直把工作进行下去。

杨旭：下面请“喜马拉雅生灵的朋友”“自然影像”团队张丽娜导演。

张丽娜：我刚从冰川回来。过去3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无人区工作，今年差不多20多次去高海拔地方作业。

从2015年开始，口述历史作为方法从来没有离开过我的工作，尤其是这3年我在野外有1000多个野保员朋友，是他们向我提供了很多像野牦牛、雪豹等特别珍贵的线索和行为的依据。就是这样，我们找到了十几个特别重要特别珍贵的观测点，现在国内科学家们在跟我们联系，希望把我们这3年很重要的数据能够共享共创。我们正在构建西藏生物多样性影像数据库，口述历史会成为数据库特别珍贵的内容，也会成为我们继续做下去和丰富数据库非常重要的手段。这是我们终身的事业，未来也会继续完善。

供图/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组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