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去世后，秘书赵炜对后事提出4个问题，中央：群众不会同意

1992年，伟大的革命家邓颖超女士走完了她的一生，安详地闭上眼睛。

她的秘书赵炜，随即针对她的后事处理问题，向中央提出了四点。

正常情况下，赵炜作为邓大姐的秘书，她的话一定会被中央重视。

但当时，中央却并不认同她提出的四点问题，还把人民群众的理由给搬了出来。

赵炜到底说了什么？这四点，和邓大姐本人又有什么关系？

1976年年头，邓大姐送走了她这一生最亲爱的革命伴侣，周总理。

他们两个人是中央乃至全国的模范夫妻，相识于少年时代，多年来彼此携手，共同奋斗。

有着一样的志向，你懂得我的坚守，我懂得你的追求，灵魂伴侣莫不如是。

周总理的离开，对邓大姐的打击很大，不过并不会把这个坚强勇敢的女性彻底打倒。

她用一个人的肩膀，扛起了两个人的责任，继续践行着他们共同的使命。

西花厅的海棠花开了又败，败了又开。

年复一年，站在海棠树下的人，却从两个人变成了一个人。

邓大姐守着西花厅的回忆，望着远方的路，同样年复一年，独自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1991年，因为肺炎和高烧，她住进了医院，放不下的工作只能暂停，每天休息的时间，也比从前多了许多。

看着邓大姐瘦瘦弱弱的样子，秘书赵炜非常心疼。

她在邓大姐身边工作多年，两人也早已经把对方看成自己的家人。

现在，她只希望邓大姐能保重身体，能让自己的生命延长一些，再延长一些。

可惜生死有命，再伟大的人，也没有办法逃避这个规律。

面对死亡，邓大姐的态度是平和的。

她经历过革命年代无数次生死一瞬的紧张关头，也经历了战友爱人的离开。

现在年纪大了，自己早就已经看开了，也不避讳谈论这个话题。

只是，邓大姐每每提及类似的话题，赵炜的鼻子总是会发酸。

她没有那么平静，无法坦然面对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算真的到了1992年7月11日凌晨，邓大姐的心脏渐渐停止跳动，她都还没有完全做好心理准备。

痛彻心扉的感觉，实在是很不好受。

赵炜强撑着精神，帮着处理邓大姐的后事。

因为她是贴身秘书，所以有的事情，还得她来拿主意。

面对中央工作人员，赵炜提出了四个要点，这四个要点，都是邓大姐在临终之前对她的叮嘱。

其中一个，就是不要让工作人员为她守灵。

作为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者，邓大姐相信，人死如灯灭，眼睛闭上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守灵这个习俗，在她看来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反而还会增加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

和她一样的老一辈革命家就是这样，一辈子坚持着一个原则。

永远不会用人民群众的事情来麻烦自己，但永远不会用自己的事情去麻烦其他人。

从前的周总理就是如此，哪怕病入膏肓，躺在病床上精神不济。

他还都是要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尽量不去打扰其他人，唯恐享受到了任何一点特权。

这对革命伉俪，他们有着同样的人格底色，骨子里也都是一样的人。

在这一点上，他们还做过一件相同的事情。

周总理生命垂危之时，曾经叮嘱过医护人员。

如果到了最后一刻，不要浪费时间和资源来抢救他，要把宝贵的医疗资源留给其他更需要的人。

同样地，邓大姐住院之后，尤其是对自己的身体情况有了预感之后，也做出了相同的嘱托。

到了后面，不要再把时间精力花费在她的身上，要去关注其他病人。

永远先人后己，永远先大家后小家，这就是他们。

从道理上，医护人员们承认，有的时候，抢救其实就是徒劳无功的。

但是从情感上，没有一个人能眼睁睁看着周总理和邓大姐离开，并且无动于衷。

他们的人格魅力，足以改变所谓的道理，勾起人心底里最纯粹的感情。

所以从邓大姐生前的风格来看，她拒绝工作人员守灵，这是有迹可循的。

不过，党中央并没有完全遵从她这个想法。

中央充分尊重邓大姐的决定，但工作人员们大多愿意自发送别她最后一程。

所以即使不安排大费周章的守灵计划，每天晚上，还是会有人心甘情愿留下来值守。

轮流值班，这是权衡邓大姐意愿和工作人员感情之后的决定。

赵炜提的第二点，也是邓大姐的第二个想法，就是不在家中吊唁。

同时还有第三点，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让她安安静静地离开。

以上两点，本质上都是一个意思，不要大张旗鼓，不要高调宣布，把她当成一个普通人，不要劳动广大人民群众。

这一点，先别说中央能不能认同了，广大人民群众就无法接受。

其实，在得知邓大姐去世的消息之后，很多人就一直在打听，怎么样才能亲自来送别邓大姐。

一些敬爱她的老百姓，更是专程从外地赶来，就是为了和她告别。

在普罗大众的心中，邓大姐是一个为他们、为国家而做出过巨大牺牲的人，是一个为了崇高理想事业而奋斗终生的人。

她是人民的好干部，人民的情感天平，会永远向她倾斜。

如果真的不举办追悼会，这让中央如何向人民群众交代？很多老百姓可能会觉得情感受伤，也可能会终生遗憾。

但是考虑到邓大姐低调朴实的想法，中央肯定也不能把规模搞得太大，这也是对逝者的不尊重。

于是思来想去，中央决定不举行繁复的吊唁仪式，而是举办小型的追悼会，为人民群众提供一个寄托哀思的渠道。

工作人员也要严格控制进场的人数，总之不能把事情搞得太高调，同时也要照顾到人民群众的情绪。

中央的顾虑和想法，赵炜其实也是能够理解的，因此在思索再三之后，她也同意了这个方案。

至于赵炜传达的最后一点要求，就是不接待日本友人来到北京吊唁。

关于邓大姐这个想法出现的原因，后世曾做出过一些猜测。

有人说，她可能是考虑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朴素感情，不愿意让日本友人的出现，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会。

还有人说，她一直追求的就是低调，日本友人也好，其他国家的友人也好，尽量都不要麻烦他们跑一趟。

总而言之，对于这一点，中央是绝对尊重的。

他们决定让中日友好协会出面，在日本大使馆设置一个小型的吊唁现场。

邓大姐的这四点要求，从头到尾，考虑的都是国家，而不是自己。

她不向往伟大革命家的美名，也不需要无数鲜花，无数哭泣的声音。

她想要的，是我们这个国家越来越好，是老百姓生活得越来越幸福。

赵炜陪伴着她，直到生命的终点。

最后的最后，她的骨灰，也由赵玮撒向了江河之中，从此与祖国的山川河流同在，与人民群众同在。

当骨灰从手上被吹走的那一刻，赵炜的心好像也空了一下。

此时此刻，她是真正地要和邓大姐告别了，和对她影响至深的长者告别。

或许在时空的某一个交叠处，骨灰同样撒向了大好河山的周总理，会和邓大姐再相逢。

这对革命夫妻，灵魂伴侣，他们会执子之手，共同见证祖国的繁荣与强盛，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资料：

1、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所知道的邓颖超往事（上）——《纵横》2014年第2期20-26,共7页

2、邓颖超的“骨灰盒”遗嘱——《共产党员》2013年第3期58-58,共1页

3、华夏经纬网 《党性作风100典（三）——邓颖超：两份遗嘱，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