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 | 从古典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

习近平主席在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中国积极致力于推动文明传承发展，加强国际人文交流，促进全球文明对话，注重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共同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习近平主席从“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推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高度对古典研究提出殷切希望，赋予古典学以新的使命与责任，令人振奋，催人奋进。

古典学是一门交叉学科

古典学兴起于近代西方，是一门研究和整理古希腊罗马文献典籍、碑铭以及遗物的学问。其中涵盖的文献典籍，主要包括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希腊文、拉丁文著作。语文学是古典学的基础，内含语法学、辞书学、笺注学和文献考辨学等。后来，古典学的内容又扩大至研究古希腊罗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表明，古典学已从“西方之独有”发展成为“文明世界之共有”。这一调整，看似简单，但意义重大。它既是对客观事实的真实反映，也是对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尊重。

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古典学不应是一家，而是多家。这是由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世界各地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有先有后，相关文明所创的文字也极不一致。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的文明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500年。前者所用的是楔形文字，后者所用的则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

中国的文明大约出现在公元前3300年。早期的文字有甲骨文、金文、小篆等。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300年，有印章文字。克里特文明大约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使用的文字为线型文字A。迈锡尼文明大约产生于公元前1600年，使用的文字是线型文字B。世界各地进入文明的时间不同，记录文明的载体以及所反映的价值观也各不相同。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世界古典学内容的差异性。这是世界上不争的事实。正因为有不同的古典学，所以才有古典学学人从不同的文明中探寻共有价值的意愿与激情。古典学是一门跨国性的交叉学科。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古典学虽然产生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但它的研究对象却出现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因此，古典学与人类早期文明的产生、发展关系紧密。没有人类早期的文明，也就没有人类留下的古典成就。而没有人类留下的古典成就，就根本谈不上研究这些成就的古典学。从逻辑上讲，古典文明应该是古典学存在的前提。

古典文明是人的文明

从学术上讲，古典学属于基础性极强的学问，是根柢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经过专门学术训练的古典学能够帮助后人钩沉致远。它是我们了解并解开文明起源及其相关特征的重要钥匙。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所研究和呈现的时代是一个群星璀璨、人才辈出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世界上涌现出众多社会活动家和大思想家。例如，在中国就有老子、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等，他们著书立说，招收弟子，传播不同学说，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有卓越贡献。再如，在印度，有创立佛教的佛陀。在雅典，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在马其顿，有亚里士多德。在罗马，有西塞罗、辛尼加等。他们勤思苦学，总结、提炼人类实践经验，为人类文明演进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纵观世界历史，我们发现，人类在古典时代就拥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对人类自身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反省。古典文明是人的文明，而不是神的文明。古典文明的立足点是人。阐发人的价值、发掘人的智慧、创造各种人的奇迹是古典文明的显著特征。古典文明促进了人类精神的觉醒，激发了人类内在的活力，不但在当时影响巨大，而且惠泽来者，不断滋养和启迪后世。历史表明：从古典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皆离不开古典学。无论是董仲舒、郑玄、孔颖达、韩愈、朱熹，还是王守仁、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都是深通中国经典的大儒，是中国传统古典学说的重要传承者。中国如此，西方也不例外。无论是马基雅维利、维科、孟德斯鸠，还是康德、黑格尔、马克斯·韦伯、罗素等，也都是著名的古典学家，在西方古典研究方面有极深的造诣。

建设中国特色的

古典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的古典学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古典学有着明显的不同。在中国古典史上从未见过西方古典史上多次发生的“黑暗时代”。这些“黑暗时代”都给西方的文明以沉重的打击。“西南亚之‘黑暗时代’，曾使古苏美尔·亚述巴比伦之文明文化一度中断；欧洲古代之‘黑暗时代’亦使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文化趋于沦亡。中世初之黑暗时代使欧洲古典文明文化仅存于教会中的奄奄一息，文艺复兴乃近代西方文明文化之所由始。古代中国独无此‘黑暗时代’”。西方的古典学是文明中断后复兴的产物，而中国的古典学则完全不同，它不存在研究对象的中断。没有中断的古典学研究主体保证了中国古典传统顺着一条线向前发展，而中国古典传统的一条线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中华文明的连续前行。建设中国特色的古典学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对中国古典传统的继承和发展，离不开对世界经验的借鉴。

古典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也是一门崭新的学问，是一门与时俱进的学问。古典学所追求的应该是开放兼容的罗马大广场，而不是封闭森严的雅典卫城。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从事古典学研究的学者应主动走出书斋，顺应时代发展之需，在开放包容的大广场内，论经说道，在促进文明传承发展、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