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音之父”周有光：112岁仙逝，不吃补品不运动，长寿秘诀有3点

在一个科技与医疗日新月异的时代，人类寿命不断刷新其记录，但112岁仍然是一个难以企及的年龄。然而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语言学家周有光，却实实在在地活到了这一高龄。这位学者究竟有何长寿秘诀？他的生活方式有何不同，让他能够健康长寿地度过每一个丰富的年头呢？下面小史就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在1906年，周有光出生于江苏常州的一个官宦之家。尽管他的祖父曾在清朝政府中担任要职，一度家境优渥，但到了周有光的父辈，战乱频繁导致家族衰败，父亲只得以教书谋生，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仍然非常重视，周有光从小学习成绩优异，1918年成功考入了当地一所著名的高级中学。

在中学期间，尽管校方表面上鼓励学习普通话和使用白话文，实际上这一政策并未得到有效执行。大多数师生仍旧坚持使用方言交流，并在考试中使用文言文作答。然而在这种环境中，周有光遇到了一位具有前瞻性的教师，这位教师广泛推广白话文，还在课堂上大量使用，对周有光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3年凭借出色的学术表现，周有光被上海圣约翰大学录取，专攻经济学。在校期间他注意到所有的打字机均为英文版，此外他对拉丁文学的兴趣也在此时被激发，于是他选择了语言学作为辅修科目。

毕业后周有光在多个银行工作，其后前往日本深造。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迫使他与妻子张允和返回中国，之后他们的生活变得颠沛流离，曾在四川、重庆及伦敦等地流亡，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才得以在上海安定下来。

周有光与张允和的肖像照片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们的人生旅程。1945年，周有光在经济逐步恢复的上海重返新华银行。不久后他被派往华尔街工作，并有幸拜访了爱因斯坦，这次会晤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周有光回忆爱因斯坦虽然生活简朴，但对生命充满热情。他们的讨论触及到时间和生命的价值，爱因斯坦的见解使周有光重新思考了个人时间的使用。这激发了他将更多的业余时间投入到语言学研究中。

面对高昂的学费，周有光一度陷入绝望。在这关键时刻他姐姐的一位同事慷慨解囊，卖掉一些珍贵首饰为他筹集了必需的学费。这样的援助让周有光得以踏入圣约翰大学的校门，开启了他的高等教育生涯。

在1954年，随着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成立，周有光被任命为其中的重要成员，特别是拼音方案委员会的一员。1955年3月他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什么是民族形式》。在这篇文章中，周有光阐述了拉丁字母作为一种经过数千年多民族共同改进的字母系统的优势，他认为采用已经国际化的拉丁字母将更加实用，并能促进全球交流。

这篇文章对于当时固执于采用传统汉字笔画的学者们来说，无疑是一次思想上的震撼。通过这篇文章，周有光成功地引导了公众和学界对汉语文字形式的新思考。然而在1955年10月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字母形式的选择仍未有定论。大多数学者和政府官员倾向于使用汉字笔画式的字母系统，少数人支持斯拉夫字母，而只有周有光等极少数学者坚持推广拉丁字母。

周有光在这关键时期采取了积极行动，他编写了《字母的故事》这本书，并安排毛主席和胡乔木等阅读，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各种字母的发展和优势。在随后的会议上，毛主席提出了支持使用拉丁字母的观点，认为其国际通用性将有利于汉语拼音的推广和使用。经过吴玉章的提议，毛主席的观点在中央会议上得到认可，从而确定了使用拉丁字母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基础。

在拼音方案确定后，周有光与叶籁士、陆志韦一同被委以起草汉语拼音方案的重任。周有光的主导和努力，在1958年2月11日终于得到了果实，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一方案时，标志着三年的密集工作取得了成功。

周有光在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过程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不仅在字母形式的确定上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的设计和理念也深深影响了拼音方案的最终形态。他提出的“拼音三化”原则—即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成为汉语拼音设计的核心。此外，为了解除公众对新拼音系统的疑虑，他还阐述了“汉语拼音方案三不是”理论，进一步明确了该方案的科学基础和实用价值，帮助人们理解和接受新的汉语拼音系统。

在周有光的自传《超越百年的人生智慧：周有光自述》中，他回忆了与张允和订婚前的一段对话。当时周有光坦诚自己的经济状况并不宽裕，担心未来可能无法给张允和想要的生活。对此张允和回应说，真正的幸福是自己争取的，女性应该保持独立，不应依赖于男人。这种对婚姻的看法，显示了她的独立精神和对平等伴侣关系的追求。

张允和的这种独立性不仅是个人主义的体现，而且是她对婚姻关系的深思熟虑。她认为，虽然婚姻是两人的合作，但每个人都应保持自己的个性和自由。这种观点与张爱玲对胡兰成的依赖相对，更接近杨绛与钱钟书之间平等而独立的伴侣关系。

在张允和的著作《女人不是花》中，她强调女性不应被视为摆设，而应当追求真正的个人独立。她坚信，只有当女性成为真正独立的个体时，她们才能完全拥抱自己的幸福。

1998年，张允和在她的书《温柔的防浪石堤》中深入表达了对婚姻的坚定看法。她写道：“我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他手中。从此以后，不是一个人孤独地走在人生路上，而是两个人共同探索前行的道路。无论是喜悦还是忧伤，都由我们两个共同承担；无论遭遇风浪还是风雨，我们都将一起面对人生的考验。”这段话体现了她对婚姻的忠诚和对共同面对生活挑战的承诺。

张允和的这种婚姻观念，强调了在一段关系中的共同成长和面对困难的同心协力。这种理念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但对于周有光和张允和而言，这是他们长久婚姻的秘诀之一。

2015年一个难以承受的打击降临到了他的身上，他的85岁的儿子去世。这件事让他备受打击，身心遭受重创。周有光因此住进了医院，由于胃部疾病，他不得不改变饮食习惯，转而食用更为清淡的鸡蛋羹和营养液，放弃了曾经喜欢的烤鸭和葱油海参。

尽管体重有所减轻，周有光的精神状态仍然保持良好，面色红润。他始终坚持生活要有涵养，遵循“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生活准则。周有光总是强调，要让心态变得更加平和，不让别人的错误影响自己的情绪。

在周有光的家庭和婚姻生活中，他与妻子张允和保持了长达70多年的恩爱关系，直到2002年张允和因心脏病去世。张允和是家中的独女，两人的婚姻是一段佳话。周有光96岁时失去了爱侣，这让他的生活显得有些空虚。最初他将自己封闭在书房中，不愿出门，但随后他意识到必须接受这一现实，学会独自面对生活。

接受现实后，周有光沉浸于编辑和出版张允和的作品，包括《昆曲日记》、《浪花集》和《曲终人不散》。通过这些作品，他表达了对妻子的怀念和对生命无常的感悟，他认为，“人生就是一朵浪花。

周有光的生活座右铭是“乐天知命”，他将这一哲学贯穿于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他的生活简单而规律，日常由读书、写作、简单饮食和规律作息构成，他坚信这是维持身心健康的方式。周有光的长寿和生活态度，展示了他对生命的深刻理解和平和对待。

尽管曾有医生预言他不会活过36岁，但周有光以其积极的生活态度和简朴的生活方式，证明了预言的错误。他的故事激励了无数人，表明真正的养生之道不在于奇特的秘籍，而在于平和的心态和规律的生活。周有光用他的经历说明了，平常的日子里，其实蕴藏着生活的大智慧和人生的深刻见解。

周有光于2017年1月14日在北京逝世，享年112岁。周有光的长寿不仅因其对汉语和文学的卓越贡献而被人铭记，更因其远超常人的寿命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赞叹。

周有光的人生跨越了晚清、北洋政府、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多个时期。他见证了从手写信件到智能手机即时通讯的演变，从一个步履缓慢的马车时代走进了“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

面对媒体询问他如何能活到如此高龄时，周有光老先生总是会幽默地表示：“上帝可能把我忘在一边了！”当被进一步探询其长寿秘诀时，他便会分享自己的生活哲学：首要的是维持有规律的生活方式。从青年时期直至晚年，他都保持着比许多年轻人更加规律的作息时间。

周有光的作息时间极为规律，每晚不迟于九点就寝，次日清晨六点准时起床，这样的习惯维持了几乎一生。在饮食习惯上，他偏爱简单、清淡的食物，不涉猎过于油腻的肉类，而是选择豆制品、新鲜蔬菜和牛奶等健康食品。

周有光强调在生活中保持良好的心态也是关键。他倡导的“突然而至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生活准则，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心态的平和。他认为，生活不应被繁琐的小事所扰，面对困难时应保持冷静和乐观的态度。

周有光也非常重视生活中的简朴和自律。他提倡“三不主义”：不立遗嘱，不庆祝生日，不过节。他认为简单的生活能帮助人更好地专注于生活的本质，远离物质的纷扰。他的每一天几乎都围绕阅读、写作、用餐和休息进行，而每月至少发表一篇学术或思考文章，保持其对学术和社会发展的持续关注。尽管周有光曾在年轻时沉迷酒精，但他在中年后坚决戒断，从此避免任何可能导致不健康的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