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特赦，13人不符合标准，毛主席：全放了，事实证明此举高明

毛主席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先后实施了7次特赦，时间分别是：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和1975年。在这7次特赦中，绝大多数都是战犯，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抗日名将，比如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廖耀湘等人。

仔细分析这7次特赦，前6次都是以“经过一定期间的劳动改造、确实已改恶从善”作为特赦标准和具体前提条件。另外，除了第一次特赦的对象包括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战犯外，其余6次都是战犯。

在所有特赦中，1975年大特赦格外引人关注，因为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生平批示的最后一次特赦。1974年10月13日，毛主席乘坐专列再一次回到了长沙，这一次他在湖南足足呆了114天。

当时毛主席下榻在省委九所六号楼，对外宣称是“度假养病”，可真正养病的时间寥寥无几。在长沙的一百多天时间里，毛主席接见外宾6次，跟中央领导多次商谈，比如周总理、邓小平等。

这时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很不乐观，双眼因患上老年性白内障，视力大受影响，几乎失明。即便如此，毛主席也不愿错过国内外一点风云变化，每天都让工作人员给他阅读报纸、文件等，他要为这个国家贡献自己的最后力量。

周总理

期间，毛主席想到了特赦战犯的问题。当年12月23日，周总理抱病来到长沙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期间，毛主席再次提及战犯问题，他对周总理说：“还有一批战犯，关了这么多年，建议把这批人释放。”毛主席此时提及特赦战犯，有他更深一层次的考虑。

这时，尼克松已经访华，中美关系破冰并有了进一步发展，这意味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来到了更重要的地位上来。12月28日，周总理回到北京后，专门就特赦战犯的问题找到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

12月29日，周总理分别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和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周总理请罗青长联系统战部、公安部，尽快传达关于释放战犯的指示，尽快形成报告。

事实上，周总理去长沙之前，已经找公安部长华国锋了解战犯情况。华国锋立即指示公安部将各地战犯管理所的战犯详细情况登记造册，包括年龄、籍贯、年龄、被俘年月和地点、判刑时间、当前身体情况等。

周总理看到了名册后，要求公安部立即进行分类准备工作，以便送毛主席、党中央审阅。很快，“清理办公室”宣告成立，专门负责清理释放在押的国民党战犯。“清理办公室”是由由公安部、中共中央统战部和调查部联合组成，公安部大楼的五楼是办公地点，最开始坐班的是公安部工作人员胡治安。

特赦战犯大会

胡治安认为“清理办公室”虽然是一个临时机构，可意义重大，“做了不少事情，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犹如严冬里的一缕春光。对于冰封已久的两岸关系，它成为了破除坚冰的第一声叩击。”

1975年1月17日，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2月25日，华国锋指示公安部向中共中央、周总理提交了《关于第七次特赦问题的报告》。列入报告中的战犯共有293人，具体是国军战犯219名、党政人员21名、特务50名；伪满战犯2名、伪蒙战犯1名。

尽管列了293名在押战犯，可报告中提出有13名战犯不符合特赦标准，应当继续关押。2月27日，报告送到杭州，毛主席把这份特赦战犯名单看了好几遍，认为公安部“气魄太小了”，最后提笔做了长篇批示：

“锦州、大虎山、沈阳、长春，还有战犯为什么没有？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多吃点鱼、肉，每人发100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都放了算了，强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时候，我们杀恶霸地主，不杀，老百姓怕。这些人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杀他干什么，所以一个不杀。气魄太小了。十五元太少，十三人不放，也不开欢送会。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病，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二十五年了。”

如果大家看过毛主席关于各种文件的批示，就知道这样的批示是罕见的，而且还给战犯每人发100块钱零用钱。很多人可能不了解100块钱是什么概念，当时可以购买近1000斤粮食，这是多么慷慨的举动。

关于释放战犯问题的意见

当毛主席的批示在中央内部传开后，大家都被他的心胸所折服，可看到全部战犯都无条件释放时，一些人又充满了不解。那么，毛主席为何破例特赦全部战犯？13名不符合特赦标准的战犯都是谁？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要了解新中国首次特赦。20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形势发展，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伟大构想，为缓和跟台湾方面的关系，决定善待国民党的战犯。

1956年3月，第二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第19次扩大会议召开，代表们在会上专门讨论国内战犯和外籍战犯如何处理问题。周总理在会上传达了毛主席对在押国民党战犯实行“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来去自由，言论自由”的方针，决定择时对表现好的战犯进行特赦。

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当年8月，远在杭州的毛主席给中央写信：

“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的名义。此事是否可行，亦请召集有关同志商议一下。”

毛主席

毛主席这封信意义重大，中央很快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因为是建国后首次特赦，关于名单格外慎重，当时实际关押的战犯总人数856人。

经中央多次审查研究，按照改恶从善的标准，决定1959年底特赦一批战犯。第一批特赦战犯人数从50名缩减到33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伪满战犯2名和伪蒙战犯1名。当特赦名单向社会公布后，有一个名字格外受人关注，他就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1950年8月，在苏联的溥仪被引渡回国。溥仪刚回到国内，就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刚开始，溥仪连最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都没有，更别提洗衣、铺床了。赵毓英是管理所的护士长，她亲眼看到溥仪刚开始的狼狈样：

“他被子叠不上，穿衣服穿不上，大家上外面集合去了，他也跟不上；衣服更不会洗，所以这个阶段他根本就没洗过衣服。想求人家他也开不了口；洗衣服，弄个盆，鼓弄半天也弄不上来，就挺遭罪的。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

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举行了特赦大会。溥仪站在主席台下，对于这次特赦，溥仪没有抱多大希望，他说：“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末代皇帝溥仪接到特赦书

特赦大会举行前，领导专门找溥仪了解他对特赦战犯的想法。溥仪回答说：“如果这次能特赦我，那完全是党对我的宽大，认为我有了做人的资格。我前半生有罪，党指给我改恶从善的道路，后半生我一定要好好跟党走。”

溥仪万万没想到，特赦名单的第一个名字就是他。据说，毛主席当年看的特赦名单时就说：“放，就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人有这个气魄。”当溥仪回到北京后，周总理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把末代皇帝改造好了，这是世界的奇迹。”

首次特赦名单中，除了溥仪外，杜聿明也是关注的焦点。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宠将，杜聿明率部参加了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在淮海战役中，杜聿明战败之余拔枪企图自杀，被副官阻止。杜聿明在逃跑过程中被俘，他谎称自己是国军第十三兵团的军需官，名叫高文明。

杜聿明被俘后，解放军先是安排他住院接受治疗，之后送到北京功德林监狱接受改造。作为功德林监狱“头号战犯”，杜聿明起初始终不愿意接受改造，内心相当不服气，经常闹脾气，一度两次自杀。

自杀未遂后，杜聿明身体很不好，又不愿意接受治疗。监狱领导向上级汇报后，反而没有处罚杜聿明，反而指示要对他优待。监狱方面先是给杜聿明安排了单间，还用小汽车定期送他去医院检查身体。

杜聿明被俘虏

当时杜聿明脊柱炎病情严重，躺在床上难以动弹，国内药物治疗效果有限，结果还派人去香港、澳门为他购买昂贵的药物。不仅如此，医生为了让杜聿明能安稳睡觉，还给他定制了特别的石膏板。

当时副食品供应十分有限，杜聿明却经常可以吃到烧鸡、猪肉、鸡蛋等，甚至每天可以喝到牛奶。这些举动逐渐让杜聿明的思想发生改变，后来他回忆时说：

“当时，他们没有将检查结果告诉我，怕我思想上有负担，对身体不利。只是在我的病床上装了一个石膏架，让我躺着，不要乱动，并用最昂贵的进口药给我治病。后来我才知道，药是周恩来总是亲自批准特地从国外专门为我进口的。就这样，我身上的疼痛慢慢减轻，心理上的疼痛也在减轻。我终于慢慢意识到：共产党是真心实意在为我治病，治我身体上的病。”

接到特赦书的那一刻，历经无数次生死时刻的杜聿明，也一度泣不成声。新中国首次特赦产生了影响极其深远，海内外的反应更是为之震动，尤其国共两党的举措更是高下立判。台湾当局仍然对大陆敌视，蒋介石不时通过国际媒体叫嚣要“反攻大陆。”

反观大陆方面，中共对战犯优待，连杜聿明这种战犯都可以特赦，这让所有在押战犯更加专心接受改造。从1959年首次特赦，到1966年第6次特赦，每隔一年就有一次特赦，但第7次特赦却是1975年。

杜聿明

原因也是众所周知，这段时间我国处于特殊时期，这些在押的战犯一时也得不到关注，他们的改造情况也没有及时向上级汇报，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战犯不幸病死的情况。周总理对此颇为担心，他在1971年5月抚顺战犯管理所上报的《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战犯死亡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抚顺战犯管理所，政治工作有成绩。改造日本战犯，尤为显著……由于公安部工作不下达指标，也不派人下去检查，因之，许多战犯病亡，每年增长。因之，许多战犯病亡，每年增长。66年1人，67年5人，68年8人，69年9人，70年10人，71年两个月死3人……这是不符合毛主席给出路的政策的。而且年深日久，早已无材料可挤，重点应是改造，给以生活出路。”

周总理的批示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加上国内外形势发展，于是就有了1975年的最后一次特赦。1975年3月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因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身患重病未参加，朱老总主持了会议。

这是关系着最后一批战犯的命运的会议，其特赦战犯人数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从会议最后的公报可以看出，全会一致同意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

特赦的战犯们

两天后，最高人民法院向所有战犯颁发了特赦通知书，这里面就包括13名不符合标准的顽固不化分子。这13名战犯具体情况如下：

山东战犯管理所在押4人，分别是徐天任、李清、邱沈钧、张百龄。这4人被抓获前在国民党内身居要职，徐天任是第二军书记，李清是第七十二军中校参谋，邱沈钧是国民国防部少将所长，张百龄则是国民国防部保密局副站长。

抚顺战犯管理所在押7人，分别是郭吉谦、黎宗铭、樊迅、翁羽、刘衍智、周养浩、谢代生。这些战犯也是罪行累累，尤其周养浩被称为“书生杀手”，此人跟戴笠、毛人凤是同乡，曾亲自参与策划杀害爱国将领杨虎城，还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实施大屠杀，双手沾满了无数人鲜血。

北京秦城监狱在押2人，分别是杜超群、沈勤康，这两人也是罪大恶极，杜超群原是国民中同居上办事处副处长，沈勤康是国民厦门市警察局局长，双手同样沾满了鲜血。

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都得到了特赦，而且毛主席对这些战犯的情况也了如指掌。正如华国锋所说的那样，“毛泽东对情况非常熟悉，他自己提了一个很长的名单，问哪个人关在什么地方，现在情况怎么样了，了如指掌。解放战争是毛泽东指挥的，哪个战役俘虏了什么人，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毛主席和周总理

从华国锋的论述可以看出，毛主席决定释放全部战犯是经过充分考虑，很有远见。毛主席决定特赦战犯，主要有以下考虑：

第一、为解决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众所周知，朝鲜战争爆发致使解放台湾战役搁置，但中共中央一直把解放台湾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毛主席晚年希望能看到祖国统一，释放全部战犯这表示大陆方面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第二、国际局势对大陆解决台湾问题有利。前面提到，随着尼克松访华，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有很大提升。1971年10月，第28届联大通过了驱蒋案，加上世界各国纷纷跟中国建交，这让台湾当局回旋的空间越来越小。在此时释放战犯，无疑是很高明的手段，引起了台湾当局震动。

孙子兵法有云：“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毛主席作为战略家，虽然身患重病，但这一次他再次掌握了主动权。1975年3月23日，293名特赦战犯齐聚北京饭店，参加中央政府举行了宴会。

叶剑英元帅在会上发表了讲话，再次重申了中共的特赦政策，而且来去自由，“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当毛主席看了宴会情况简报后，更加认为此举意义重大。

叶剑英元帅

毛主席还批示，给特赦人员每人增加200元补助、100元粮票。当各种活动结束后，绝大部分特赦人员都分散到各省，只有10人报名要去台湾，他们分别是：王秉铖、周养浩、王云沛、蔡省三、段克文、杨南邨、张铁石、赵一雪、陈士章、张海商。

因为来去自由，这10人很快登上了南下香港的飞机。到了香港后，10人纷纷给台湾亲人、旧部打电话，大家都无比期待相聚的那一刻。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台湾当局无端猜测这10人赴台原因。

眼看迟迟无法去台湾，张铁石在酒店中选择了自杀。香港《明报》独家对进行了报道：“目前获中共特赦释放、自愿来港往台湾的十名前国民党将官，因申请入台证问题滞逾半个多月后，其中一人突于昨午在弥敦道富都酒店自缢葬命。此事发生后，在港左右派人士均表震惊，而其他九人亦博惊不已。据说他留有遗书，传其中一句是对‘赴台已感绝望’……”

张铁石自杀，国际舆论哗然，台湾当局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至于其他9名特赦人员，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定居香港，还有的返回了大陆。

毛主席

1975年7月14日，蒋介石此时已经去世两个多月，毛主席再次谈到了特赦战犯：“释放俘虏放得好，国民党怕得很。”由此可见，毛主席此举是很高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