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胡光明 撰文/文如其名168
我叫胡光明,1957年出生在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我是大哥,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家里世代务农,父母都是从土里刨食的农民。父母节衣缩食供我读书,希望我将来能吃上国家粮,端上铁饭碗,为家里争光。
我刻苦学习,也很争气,从小学到中学个个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然而,1974年,当我从公社中学高中毕业后,还是照样要回到村里参加生产队劳动。因为那时大学和中专的招生根本不是考的,而是要贫下中农推荐的。当然,说是贫下中农推荐,那只是明面上的说法,其实推荐权基本上就掌握在大队支书手中。只要上面来了指标,大队支书说推荐谁就推荐谁,上面基本上是不会推翻的。由于我没有这层关系,自然就不会推荐到我头上。
那时候的农村,生活条件艰苦,劳动强度极大。我回到村里后,便投身到生产队的劳动之中。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跟着大伙一起下田劳作。三伏天,炎炎烈日下,我弯腰打谷插秧,挥汗如雨。当时,男人都穿着背心劳动,我也不例外,经过一个夏天的日晒,背上全都是黝黑的,唯有背心的痕迹是白色的。
有一次下雨时,我赤膊上阵插秧,刚好路过的一个年轻媳妇跟我开玩笑说,胡光明,天下雨了,你还穿着背心干什么呀?我直起身子,指着裸露的上身尴尬地说,哪有背心呀?年轻媳妇看见后,脸红地赶紧走开了。后来,这事还一度成为村里人茶余饭后的笑谈。
刚忙完“三夏”,秋风瑟瑟时,又要忙着收割晚稻了,整个人都疲惫不堪了。好不容易等到冬闲时节,又要去修水利,那沉重的锄头,仿佛要把我的肩膀压垮,那无尽的农活,似乎要将我的精力耗尽......
父母看着我细皮嫩肉的,背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如此辛苦,心疼不已。有一天晚上,父亲拎着两只还在下蛋的老母鸡,走进大队支书黄光亮家,讲了来意后,黄支书爽快地答应了。黄支书还开玩笑说,你儿子胡光明我认得,是村里唯一的高中生,跟我还很有缘分,名字都有发光发亮的意思,是个好苗子,大有培养前途,我想办法给他安个代课老师做做。
父亲回家后才告诉我这件事,刚开始我还有些犹豫不决,因为代课教师是没有工资的,相当于生产队一等劳动力的同等工分,一天记10分。但是想着当代课教师总好过当农民,至少不用脱鞋卷裤脚下田犁地,于是便答应下来。打那之后,我就到大队小学做了个代课老师。
我初到学校,学校安排我上一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一天四节课,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说不累也有点累。特别是面对一群调皮捣蛋的孩子,有时也是手忙脚乱。我努力回忆着自己读小学时的老师是如何授课的,一点点摸索着教学的方法。我深知,自己能有这样的机会不容易,必须要好好珍惜。
光阴荏苒,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两年来,我在教学中渐渐找到了乐趣和成就感。我发现,孩子们那一双双充满渴望的眼睛,让我感到无比的责任重大。
在那个年代,农村教育资源极度匮乏,能有一位负责任的代课老师,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无比幸运的,而我正是这样一位给孩子们带来希望的代课老师。校长和家长都对我的教学非常满意。
1976年初夏的一天,我下午上完课,放学后回家,一进家门就看见一个陌生中年妇女在我家。母亲满面春风地说:“儿子,快过来,见过黄阿姨!”
我礼貌地对中年妇女招呼道:“黄阿姨好!”说着,就去倒茶给黄阿姨了。
“这孩子真懂事,我一定要促成这桩婚姻!”黄阿姨脸上的笑容比夏日的阳光还要灿烂。她说今天来是要给我介绍对象的,女方是大队支书的女儿。当时的我,心里还满怀期待,想着支书家的女儿,应该差不到哪儿去。
过了两天,黄阿姨真的领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来到我家。黄阿姨热情地招呼道:“光明,这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黄姑娘,我们大队黄光亮支书的女儿黄玉娟。”黄阿姨先是介绍了一番黄玉娟的情况,说她从小就在外婆家读书,去年高中毕业后才回到自己家。接着,又把我的情况向黄玉娟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我赶紧上前,满面笑容地跟黄玉娟握手,“黄姑娘,你好!我和你爸早就认识了,见到你很高兴!”黄玉娟羞涩地说道:“胡老师好,见到你也很高兴!”
初次见面,黄玉娟长得倒是眉清目秀,亭亭玉立,可凑近了,我却闻到了一股不太寻常的味道,仔细一琢磨,原来是狐臭。这一下子,我心里就打起了退堂鼓,于是对黄玉娟敬而远之。
“不好意思,黄阿姨,我家条件这么差,怕是配不上黄姑娘,别耽误人家的前程!”我推诿道,接着做出送客的样子。
母亲着急地骂道:“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不懂事!”说着,连忙上前去安慰她们两个。
黄玉娟听后,脸色一变,泪水夺眶而出,边哭边走了出去,“胡光明,你别得意,你会后悔的!”
黄阿姨对我怒目而视,随即追了出去......
母亲也跟着追了出去,不久就回来了,气喘吁吁地说:“儿子呀,你太不懂事了!这下好了,你得罪了大队支书的女儿,今后有你受的!”
听了母亲的话,我才知道自己犯了多大的错。黄玉娟虽然有狐臭这一小瑕疵,可人家毕竟是大队支书的女儿,多少人想巴结还巴结不上,你倒好把人家给得罪了,黄支书会给你好果子吃?想到这里,我后悔得捶胸顿足。
果然,我在大队小学代课一年后,在一个放暑假的八月,我突然接到学校的通知,九月开学不用去小学上课了,回生产队劳动。当时,我感觉天要塌下来了。我上课好好的,怎么又不用我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是黄支书指使校长用别人代替我了。我不是怕劳动,我是舍不得离开天真活泼的孩子们,我常常在梦里见到他们。
回到生产队后,我被生产队长安排去守生产队办的小型水电站,主要负责晚上发电,供村里家家户户照明用。我心想也许是因“祸”得福,我又有了自己可支配的时间,白天我可以睡觉或做私事,只要保证在晚上天黑时开水发电。守电厂就怕四五月份,雨季来的时候,每当下一场大雨,大风会刮倒电线杆造成短路,发生短路现象就得关水停电,然后白天去检查电线杆,扶正电线杆,理清线路,确保晚上能正常供电。
我一个人守电厂,日子久了就找书来解闷。晚上电厂里机声隆隆,老鼠窜上窜下,零点停电了,就听到水道阀门的流水声和老鼠的欢叫声。这些声音并不影响我看书,每逢圩日我都去公社文化站借书、还书。文化站覃站长见我借书那么勤,就鼓励我写作投稿,同时让我每半年帮文化站写一个小彩调,并答应给我免费借书。
从那时以后,我借书再不用给钱了,但写小彩调的压力大,不完成任务就会影响自己的承诺,最终我还是反反复复地写好交卷了,公社文艺队排练后参加县文艺汇演,得了一等奖。后来,县文化馆又将我的作品送去地区群艺馆办的内部刊物《群众艺术》上发表。收到刊物后,看见我的名字印在纸上,我高兴得一个晚上都睡不着。
从此,我对写作信心倍增,后来除写小彩调、小品外,我又开始写小说、散文、诗歌,先后陆续有十几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
1983年,我们公社改为乡了。随着我的作品频频见报,在乡政府需要聘请人写《乡志》时,乡党委宣传委员找我谈话,问我去不去乡政府参加写《乡志》。当年已是分田到户了,我家里种的几亩田都是父亲操劳,经征求父亲意见后,我便去乡里写《乡志》。写《乡志》期间,大多时间是下村委收集资料,每天跟着宣委骑自行车下村,风雨无阻,乐不思蜀。
三四个月后,我又有了一次好机遇。有一天,县委宣传部领导突然来到乡政府我的办公室,问道:“胡光明同志,我单位少一个写手,你愿去吗?”我说:“我考虑几天再说吧!”领导说:“不行,给你一个晚上,明天要答复我!”晚上回家商量一番,家人都同意,第三天我便去县城报到。从那时起,我就离开我的家乡了。两年后,我考上了正式的编制,成为一个国家干部。
有一次,我因牙痛,就去县中医院看牙医。结果在医院口腔科看见黄玉娟正在给人看病,我正要转身离开,她叫病人等一下,就跑了出来,将我拉到一旁怨恨地说:“胡光明,我看你今天还能躲到哪里去?”我尴尬地说:“黄玉娟,你放手,在大庭广众面前拉拉扯扯像什么话?你有什么事,下班后再说!”说完,我拂袖而去......
晚饭后,我正在宿舍写新闻稿,突然传来一阵门铃声,我打开门后,一看是黄玉娟拎着一大袋东西站在门外,还未等我开口说话,黄玉娟侧身就径自进屋了,我无可奈何地将门关上。
“黄玉娟,我们多年未联系了,你就这样唐突地来找我,不怕你父亲骂你吗?”黄玉娟听了我讥讽的话语,眼泪就像决堤的洪水立刻倾泻下来,哭着扑到我怀中,我惊愕得手足不知所措。“光明,你就这么狠心吗?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打听你的消息,可是没有一个人讲给我听!”听了黄玉娟的话,我的心不禁颤动起来,手也慢慢地扶着她的肩头。奇怪,狐臭味没有了。
黄玉娟哽咽着告诉我,父亲原本是想推荐你去上工农兵大学的。可是,你却拒绝娶我,父亲一气之下就推荐我去读地区卫校。毕业后,我分配在县中医院当医生。这么多年来,父母也不断催促我找对象,但是,没有一个让我看得上。因为,我心里一直有你,我一直都在等你,没有再同别的男人谈过恋爱。前两年我父亲病逝了,后来母亲悲伤过度,不久也随父亲去了。黄玉娟说,如果等不到你,我就终生不嫁......
看着黄玉娟梨花带雨的样子,我初恋时的感受又回来了,我动情地告诉她,我恨过她!但不知为何,这么多年来,有许多女孩子追求我,我丝毫没有动心过,内心一直似乎都在等待一个什么人的出现......
黄玉娟听后,边哭边说:“光明,今生今世,我非你不嫁,你也要非我不娶!”我眼含热泪,点头答应“嗯、嗯、嗯”。随即,两人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如今我俩都退休了,在家带孙子。可是,每当想起这事,我就捶胸顿足,后悔自己当初怎么就那么肤浅,只看到了表面的一点小问题,却错过了一个如此优秀的伴侣。
这也让我明白了,看人不能只看表面,有时候,内在的美和能力才是真正宝贵的财富。希望大家不要像我一样,因为一时的偏见,错过了可能的美好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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