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十三名非红军主力军团指战员荣获红星奖章，后各人发展如何

1934年8月1日，在江西苏区的中革军委发布当年司字第39号命令，称为表彰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表现得英勇坚决和取有特殊战绩的指战员，特授予82名红军指战员以二等、三等红星奖章。这82名红军指战员中，有25人来自红一军团，23人来自红三军团、21人来自红五军团，除了这三个主力军团外，剩余13名获得者则分来自其他非主力红军军团及地方军区，笔者这回就来简单介绍下这13名红军指战员的事迹。

1）军团长寻淮洲

寻淮洲，1912年出生于湖南浏阳，15岁时随浏阳工农义勇队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曾先后任红12军34师100团团长、红45师师长、红21军军长，后改任由赣东北红10军改编的红七军团长兼红19师师长。因在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东线战场的归化战斗中，指挥部队全歼守军一个营并占领归化县城，故寻淮洲在1934年八一建军节上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寻淮洲烈士雕像

长征前夕，寻淮洲率红七军团东出福建调动敌人，后转移至闽浙赣苏区，改任红十军团19师师长，最后在1935年1月谭家桥战役中亲自带队冲锋企图夺回战场主动权，而不幸中弹牺牲，终年23岁。

2）军团政委乐少华

乐少华，1903年出生于浙江宁波，参加过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进修，回国后历任红五军团15军政委、红三军团7军政委、红5师政委，后改任由赣东北红10军改编的红七军团政委。在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东线战场的归化战斗中，虽然战斗实际由寻淮洲负责，但乐少华作为军团领导和战役组织者，也同样在1934年八一建军节上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长征前夕，乐少华配合寻淮洲率红七军团东出福建调动敌人，后转移至闽浙赣苏区，改任红十军团政委兼20师政委，后因在怀玉山突围中负伤而回家休养。1936年8月，乐少华回到延安，长期在陕北及东北解放区的军事工业部门工作，最后在1952年因故去世，终年49岁。

3）团长王蕴瑞

王蕴瑞，1910年出生于河北巨鹿，曾任蒋军第26路军军官，参加了宁都起义，起义后历任红五军团14军军部参谋、建黎泰警备司令部参谋、红七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在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东线战场的湖源深坑岭战斗中，在团领导干部伤亡殆尽的情况下，时任红19师57团团长的王蕴瑞亲自走上一线，组织战士们向敌人阵地冲锋并将敌人全部消灭。

王蕴瑞少将

鉴于王蕴瑞在湖源深坑岭战斗中立下的功劳，故他在1934年八一建军节上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一枚。后王蕴瑞在浙西南游击战争中因负伤与组织失去联系，返回河北老家养伤并直到抗战初期再次入伍，曾先后任八路军冀南军区参谋长、晋冀鲁豫野战军第2纵队参谋长、解放军第3兵团代参谋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最后于1989年在北京病逝，终年79岁。

4）团参谋长夏忠兴

夏忠兴，出生年月和籍贯皆不详，时任红7军团19师57团参谋长。在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东线战场的湖源深坑岭战斗中，夏忠兴指挥一个营首先攻占蒋军阵地，为战役的胜利赢得头功。在冲锋过程中，夏忠兴亲自梭镖杀敌，还亲手缴下蒋军轻机枪一支，在后腿、手部受伤的情况下，他仍坚持作战与敌搏斗。

鉴于夏忠兴的英勇表现及其在湖源深坑岭战斗中立下的功劳，故他在1934年八一建军节上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夏参谋长之后事迹不见于公开史料。

5）团俱乐部主任张志坚

张志坚，出生年月和籍贯皆不详，时任红7军团19师57团俱乐部主任。在1934年5月第五次反围剿东线战场的湖源深坑岭战斗中，张志坚紧紧跟随着团参谋长夏忠兴，带领第57团1营向敌人阵地冲锋，在营领导干部伤亡殆尽的情况下，指挥剩余战士终于占领敌人阵地。鉴于张志坚在湖源深坑岭战斗中立下的功劳，故他在1934年八一建军节上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一枚。

湖源深坑岭战斗遗址纪念碑

张主任之后事迹不见于公开史料。

6）班长徐正生

徐正生，出生年月和籍贯皆不详，时任红7军团19师某机枪班班长。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建宁雪山岽战斗中，友军红34师不慎丢失右翼高地，导致我军整个战线发生退却。徐正生在仅距离敌人只有几步的地方，沉着指挥机枪作战，将冲过来企图抢夺机枪的敌人全部打倒，掩护了大部队的撤退，然后从容带着机枪离开。故徐正生在1934年八一建军节上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一枚。

徐班长之后事迹不见于公开史料。

7）连指导员芦定兴

芦定兴，出生年月和籍贯皆不详，时任红22师某连指导员。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江西苏区南线战场上，芦定兴指挥一个连冒着粤军飞机和炮火的打击坚守石盘寨据点，在被切断退路的情况下坚守两天，然后趁夜色的掩护杀出重围，绕道顺利返回部队。这次成功突围再加上平日工作积极，故芦定兴在1934年八一建军节上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一枚。

芦指导员之后事迹不见于公开史料。

8）连长宋克波

宋克波，出生年月和籍贯皆不详，时任红23师某连连长。在苦竹岭战斗中，宋克波身先士卒，指挥部队攻克蒋军碉堡，缴获步枪6支、手榴弹10个、子弹3担。在仗龙口战斗中，宋克波指挥部队一个冲锋，缴获蒋军步枪5支、手榴弹20个、子弹1担及其他大量军用品。因指挥作战一向勇敢坚决，故宋克波在1934年八一建军节上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一枚。

宋连长之后事迹不见于公开史料。

9）连长王烈

王烈，出生年月和籍贯皆不详，时任红23师某连连长。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江西苏区西线战场的元东坪战斗中，王烈指挥的一个排遭到蒋军包围，他立即当机立断，带领八名战士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突出重围，经过在大山里一天一夜的艰难跋涉，最后全部安全返回部队。由于成功带领战士们突围，故王烈在1934年八一建军节上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一枚。

王连长之后事迹不见于公开史料。

10）班长朱业长

朱业长，出生年月和籍贯皆不详，时任红23师某班班长。在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江西苏区西线战场的元东坪战斗中，朱业长先后四次负伤，仍拒绝去后方接受治疗，坚持在火线上与敌人作战。如此不要命的死战精神，使得他在1934年八一建军节上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一枚。

朱业长之后事迹不见于公开史料。

11）军区司令员陈毅

陈毅，字仲弘，1901年出生于四川乐至，参加过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曾先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党代表、红四军前委书记、赣西南特委书记、红二十二军军长、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委。第五次反围剿期间，江西军区各独立团与工人师组成西方面野战军，由陈毅兼任总指挥，抵御蒋军从西线对江西苏区的进攻。

红军时期的陈毅元帅（右）

由于拥有悠久的革命斗争历史，加上被认为一贯工作认真、坚决勇敢，以及在第五次反围剿西线作战中指挥以地方部队编成的西方面野战军以少对多长时间抵挡住了蒋军两个纵队的进攻，故陈毅于1934年八一建军节上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之后，陈毅先后任粤赣边红军游击队指挥、新四军军长、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最后于1972年在北京病逝，终年71岁。

12）战士陈龄松

陈龄松，出生年月和籍贯皆不详，时任江西军区遂南游击队战士。1934年7月，蒋军周浑元纵队以一个团的兵力，从江西苏区西线的太和渡河，强攻大瑞据点，陈龄松所在的遂南游击队某班奉命坚守该据点。在蒋军飞机的轰炸下，据点碉堡被炸塌一角，班长当场牺牲，其他指战员也都负伤。

这时陈龄松主动站了出来，领导大家继续坚持作战，并杀伤了大量敌人。作战到半夜后，陈龄松和战友们利用夜色的掩护偷偷撤出碉堡并返回己方阵地，整个过程中没有一名战士牺牲或逃亡。因此这次英勇的表现，陈龄松在1934年八一建军节上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一枚。

陈龄松之后事迹不见于公开史料。

13）营长罗义辉

罗义辉，出生年月和籍贯皆不详，曾任军区连城游击队队长。1932年2月，土匪武装700余人乘虚进攻连城，罗义辉指挥一个排从城内杀出，并从正面将土匪击溃。1933年8月，罗义辉升任连城警卫连连长，其指挥的警卫连在上江坊地区遭到300多名土匪包围后，又从正面冲击，将土匪完全击溃，并在事后升任连城独立营连长。

1933年11月，罗义辉指挥的独立营一个连又遭到土匪优势兵力包围，他指挥全连指战员喊着绝不缴枪的口号，分两路冲击将敌人完全击溃，并救下被敌人俘虏的战友10余人。1934年4月，罗义辉指挥一个连前往永安，采取化装成民团的方式，活捉蒋军第52师卢兴邦部10余人、师傅1人，缴获步枪3支、子弹百余发，并为红军筹得经费万余元。

由于英勇坚决的罗义辉屡次以少胜多战胜土匪，故被提拔为福建军区连城独立营营长，并在1934年八一建军节上被授予三等红星奖章一枚。

抗战爆发后原福建军区红军开赴抗日前线

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后，罗义辉所在的福建军区红军一部奉命留在闽赣边地区坚持游击战争。1935年夏，红军游击队利用地形优势，在麻池塘战斗中击溃第52师一个营，缴获了很多战利品，但时任游击队一大队队长的罗义辉也在战斗中牺牲。

综上，以上13名在1934年获得二等、三等红星奖章的红军指战员中，从单位分布看，有6人来自红七军团，3人来自红23师（红八军团），1人来自红22师（红九军团），2人来自江西军区，1人来自福建军区；从职级分布看，有3人是军级干部，4人是团营级干部，5人是连排班级干部，仅1人是普通战士。从各人发展看，其中3人最后成为我军解放后高级干部（乐少华、王蕴瑞、陈毅），2人已明确牺牲（寻淮洲、罗义辉），其余人后来事迹均无资料可循，估计是都在第五次反围剿后半阶段和长征途中牺牲了。

据统计三个等级的红星奖章在1933、1934年及长征中共计发放166枚，目前还存世的数量极少，包括：

1）珍藏在北京军事博物馆的七枚，分别属于周总理（1933年一等，编号06）、朱德元帅（1933年一等，编号09）、彭绍辉中将（1933年二等，编号35）、陈伯钧上将（1934年二等），邱创成中将（1933年三等），杨得志上将（1934年三等，编号128），陈正湘中将（1934年三等）；

2）珍藏在国家博物馆的四枚，分别属于吴桂桥烈士（1933年三等，编号23）、王诤中将（1934年二等，编号37），不知名1933年一等（编号13）一枚和未注明编号和年代的二等一枚；

3）珍藏在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物馆的一枚，属于毛泽覃烈士（1933年二等，编号26）；

正品与假品背面的区别

此外还有黄永胜上将的一枚1934年三等，曾收藏于军事博物馆，后被其要回，之后不知所踪。其余市面上包括网上流传的各种所谓的红星奖章，都是一眼假，区分方式是背部文字应为竖排汉字，而假货都是横排小字，此外原版红星奖章均系手工打造，边角形状歪歪扭扭根本不对称，不像那些假货都是机器打磨，边角光滑齐整。曾有报道称，八路军老兵陆鸿宾私藏的一枚1933年三等，属于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东北某杨姓营长，但据网图显示，这枚明显符合上文提到的假勋章外形特征。

所以，本文提到的十三枚估计也早已丢失，陈毅元帅和王蕴瑞少将的估计都是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