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父亲，临终前反复问儿媳邓颖超：我儿子怎么不来看看我？

“我对于父亲是同情的。”

1974年回忆起父亲，周总理满是感慨，这个支持儿子勇敢投身革命的老人，曾冒着极大的危险帮助周总理做通讯联络工作。

不愿耽误儿子投奔于革命的忙碌，晚年承受着不少孤独，也终是于1942年临终之际，不停反复地询问邓颖超：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看我？

不愿打扰儿子的父亲

周总理的父亲是个秀才，为人忠厚，学富五车，本唤作周贻能，后在周总理出生的前三天改名唤作周劭纲。

一生也算得上是颠沛流离，走南闯北，生活清苦，虽话语不多，但却是对周总理尤其支持。

妻子的早早病故，薪水微薄且经常失业，养活总理和三个弟弟却颇是有些捉襟见肘，但不愿耽误孩子的前途，便令总理于12岁那年跟随其伯父周贻赓去东北读书。

继续的忙碌投奔于生计，从1918年在京兆尹公署当外收发，但因不善于奉迎得不到上司欢心被辞退，到1922年去到东北齐齐哈尔成为一名烟酒事务局的办事员。

然九一八事变后再度失业，随后又去到天津，不久于1931年又去到上海，也是此时冒着极大的危险帮助总理做通信联络工作，只是因为局势的严峻，父子并未交谈多久，便再次分别。

而后周劭纲便再度回到天津，之后又去到河北深县县政府当职员，后又从安徽回到老家，一路奔波再到上海。

直到后来全面抗战爆发，周总理于武汉进行国共和谈，周劭纲终是与总理见面了。

年轻时的奔波，周劭纲的年事也已显露，但却是有着能力，纵然是在武汉沦陷前撤出，从照顾伤病员到给难民讲故事说笑话，周劭纲却是不可或缺的角色。

1940年，周劭纲跟随转移到重庆红岩，年事已高，老人自己却也是有些孤独，而其日常便是八路军办事处做些扫院子、看门的工作，将每一个工作人员都当做亲人相处，但终是对儿子是多有思念的。

同样地，周总理也是思念着父亲，然忙碌的工作，日常的一丝不苟，还是令周总理选择了舍小家，但却是时刻挂念着父亲的日常，嘱咐办事处病休的工作人员要抽空多陪陪老人。

不准喝酒的叮嘱，却是令周劭纲不免嗔怪起周总理：我这儿子什么都好，就是不让我喝酒这条，我实在不能接受，他劝一次，我就对他说一次，花甲之人，哪里还有其他爱好。

与前来陪伴的工作人员说起周总理，话匣子却也是刹不住，终是父子，但周劭纲不愿打扰忙碌的儿子。

因为周劭纲清楚，自己的孩子那是在为人民拼搏，纵是想念但终是选择不叨扰。

彼时的周总理，即使是钻防空洞朵敌机，也要在马灯旁专注看电报，睡觉的时间几乎压缩在很少很少，纵是父亲做在极近的灯影里，也却是没空与父亲聊上几句。

一个理解，一个觉之愧疚但不得不舍其一，但终是血浓于水，如何不惦记？尤其是重病之际。

总理皮夹子里的“父亲”

那是1942年，周总理与父亲可谓是先后生病，1942年6月周总理因为小肠疝气发作住进医院手术，考虑到周劭纲年事已高，并未告诉，然只相差一个月，7月，周劭纲便高烧不止。

不在一个医院，甚至不清楚彼此都住进医院，即使于住院手术，周总理依旧向邓颖超去信，信中满是周总理惦记父亲的生日，并叮嘱务必等自己回来，免得父亲不高兴。

然彼时的总理却并非清楚，重病的父亲周劭纲不停反复的只问一句话：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

高烧的不止，手里又拿着周总理送来的信，邓颖超决定告知其父亲的发热，并告知医生诊断为疟疾，但自己会好生照料，让其放心。

然谁曾想，1942年7月10日再度收到周总理来信的那天，周劭纲却永远闭上了眼睛。

信里依旧是满心对父亲的挂念，对照顾父亲的叮嘱，以及对父亲吃酒的阻止，甚至提醒给父亲多吃些豆浆、米汤、饼干一类的清淡样式，万不可吃挂面的强调。

但无法向周总理李说出父亲去世，却也成为大家共识，只因周总理本便在养病，只怕其知晓了，受到刺激，对养病不利。

可纸终是包不住火，1942年7月13日，周总理知道了父亲去世的事实，悲痛欲绝，泪流满面，决定立即出院，谁也劝不得他拖着虚弱的身子执意坐在灵堂为父亲守灵，而周劭纲也永远成为周总理皮夹子里的“父亲”。

那是为数不多父亲周劭纲的照片。

1974年，周秉钧去看望周总理之际，周总理回忆起父亲：我对他是很同情的，他本事不大，为人老实，一生的月工资没有超过30块钱，但他一辈子没做过坏事，而且他还掩护过我。

只是想要同父亲说上些话，也只剩下那年代已久的皮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