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嘉靖40年年初的御前财政会议上,内阁首辅严嵩陈述了去年的不易。
两个省的大旱,三个省的大水,北边和东南几场大的战事,再加上宫内的一把大火。看起来大明财政亏空的原因只有天灾,而无人祸。
户部的徐阶、高拱一核算,发现去年一年的财政亏空竟然高达八百四十三万三千两白银。内阁和司礼监自然不能任由财政年年亏空,继而想出了改稻为桑的国策。
从严嵩和嘉靖皇帝的对答中,不难看出改稻为桑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于国家而言,把多产出的丝绸高价卖到南洋,可以增加国家收入;于百姓而言,每亩地桑田要比每亩地稻田的收益要多五成,而且朝廷还不增加赋税。为何浙江的百姓,宁死也不愿意改稻为桑呢?
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1973年后,袁隆平院士成功研究出杂交水稻,让水稻的亩产实现质的飞跃,因此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从来没有体会过,什么叫做饿肚子。
大明的百姓远远没有我们幸运,想要吃饱饭,只能看老天赏不赏饭吃。否则嘉靖39年一整个冬天不下雪,举国上下也不会如此人心惶惶,嘉靖皇帝也用不着煞有介事地斋戒祈雪。
百姓们不是不知道,每亩桑田的收益要比每亩稻田的收益高,可是桑田只能收获桑叶,桑叶也只能变成蚕丝。一旦赶上灾年,那么桑农一年的口粮从哪里来?稻农们遇到灾年,可能连自己的口粮都成问题,哪有余粮和桑农来交易呢?
桑农们只能找沈一石这种富甲一方的官商换粮食,可是粮食和桑叶的交换比例,只能任由沈一石来定,桑农们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
生活在底层的百姓是真正挨过饿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只有手握粮食才能让他们有安全感。
严嵩和嘉靖皇帝在御前财政会议上,只讲明了改稻为桑既能让百姓获利,也能让国库充盈。可是严嵩和嘉靖皇帝都没提过,把蚕丝变成丝绸的那些人,他们如何获利呢?
表面上看起来,江南织造局属于宫里面的,其实宫里只是挂一个牌子而已,真正的负责人是官商沈一石,沈一石的背后,还有郑泌昌、何茂才……等等官老爷,这一群人还指望着织造局发大财呢!
国库的收入他们这些人自然不敢染指,那么只能从百姓的利益里搜刮。桑田的收益比稻田的收益高,如果从原材料开始都由他们来垄断,省去中间商赚取差价,那么其中的利益可是相当可观。
因此这些人才想出“毁堤淹田”的馊主意,只要把百姓逼迫到马上就要饿死的地步,就能让百姓把赖以生存的田地,低价卖给他们。至于百姓熬过了今年,明年吃什么,那和他们这些人毫无关系。
“改稻为桑”不仅仅有浙江官府和百姓之间,争夺利益的阻力,还有来自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清流派的阻力。
清流派这些人,想要倒严的心思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他们倒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权力。
周云逸之死,从裕王的反应上就可以知道,清流派就是周云逸的后台,如果没有清流派在背后授意,一个钦天监监正,怎么可能把朝廷的开支情况,了解得那么透彻!
只不过仅仅抓住严党贪污腐败的证据,并不能动摇严党在朝廷上的势力。毕竟严党在给自己敛财的同时,也没有耽误嘉靖皇帝的财路。
但是“改稻为桑”这件事的性质却完全不同,天才少年张居正就说过,“要是这次能从浙江烧一把大火,那么离严党倒台的日子就不远了!”。
清流派一定会让本就不好施行的“改稻为桑”,变得更加难于上青天,这才派遣谭纶去浙江成为胡宗宪的参军,试图动摇胡宗宪的立场。
虽说“改稻为桑”最初是嘉靖皇帝拍板的,可是制定实施方案和具体施行,都是严世蕃等人一手操办的。
因此只要“改稻为桑”这件事无疾而终,那么严党必须得为此付出代价。
所以说“改稻为桑”即使是国策,也根本就推行不下去。毕竟这件事情,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环节出了纰漏,都会左右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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