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居宋”的时间和重要意义

高培华

笔者曾撰文指出：《礼记·儒行》记载孔子“少居鲁、长居宋”为真实履历，孔子“居宋”地点，是其先祖宋国孔氏的世袭封地栗邑，即今豫东夏邑县。与此相左的记载或误或伪，均不可信(《孔子“居宋”新说》，2020年5月2日《光明日报·国学》版)。本文探讨其“居宋”的时间和重要意义。

孔子离鲁“居宋”的原因与起讫时间

据《史记·孔子世家》：孔丘十六岁母亲去世，尔后，他得知“季氏飨士”乃“要绖”前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阳虎是鲁国“陪臣执国命”(《论语·季氏》)期间大权在握之人，其语表明：曲阜当政者对孔丘“士”的身份，持质疑和否定态度，已经将这位青年后生排斥于贵族阵营之外。当孔丘忍辱含悲、默然而退之际，不能不意识到：继续留在曲阜是没有出路的。这就是他选择离鲁至宋、归依栗邑孔氏这个宋国宗室贵族，以寻求支持和出路的原因。此事约发生于孔丘十七岁之年。从他赴宴受阻，经过一番思考后开始与栗邑孔氏联系，进而提出投奔之要求，到栗邑孔氏家族长辈商定接纳，为期当不会超过一年。因此可以判定：孔子“居宋”大约始于18岁之年。

知此，则探明孔子重返鲁国是哪一年，其“居宋”的时间也就清楚了。但查遍有关典籍，均无具体记载，只能依据相近的记载加以推测。最为相近的记载，见于《左传·昭公十七年》：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以火名……”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昭公十七年，孔子27岁，已经身在曲阜；不然则难以“闻之”，更难以“见于郯子而学之”。据《礼记·儒行》，孔子晚年对鲁哀公问，说自己“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这都是入乡随俗养成的习惯，并非刻意穿戴“儒服”。“长居宋”既然能够与长达十六七年的“少居鲁”相提并论，可知时间不会短，故可断言：孔子弱冠之年以后，“居宋”最少有3年以上的时间，否则难以养成终身戴“章甫之冠”而未改的积习。也就是说：在23岁之年，孔子仍然居住在宋国。那么，取其23岁到27岁的中间年份，将其重返曲阜的时间定于25岁之年，当为合理推断。如此说来，青年孔子“居宋”，在18岁到25岁之间，有7年左右。这相当于现代学子读本科与硕士研究生阶段，其意义不可低估。

“居宋”的大致经历和重要意义

作家柳青曾讲：“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创业史》第15章)青年孔子“居宋”，也是其人生“紧要处”。他19岁娶宋国并官氏之女为妻，婚后一年生下儿子孔鲤，举行冠礼并取字仲尼，从此以成人姿态步入社会等人生大事，都发生在“居宋”期间。循此可见，孔子“居宋”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如下：

一是有效维护了其“士”的身份地位，化解了成长道路上的障碍，改变了前途和命运。春秋时代仍以周王为天下共主，是一个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政治共同体。各诸侯国的每一家贵族，都属于同一个共同体。其贵族成员的身份地位，是互相承认、通力维护的。这是维系贵族社会的根本法则。在公、侯、伯、子、男五等封爵中，宋、鲁同属于最高等级的公国，其宗室贵族是地位尊贵的老牌贵族。既然有栗邑孔氏这个老牌贵族的接纳，青年孔子士的身份，成为毋庸置疑的事实，鲁国的质疑随之烟消云散。后来孔子重返鲁国，曲阜贵族阵营便向他敞开了大门：季氏家任其为“委吏”“乘田”(《孟子·万章下》)，意味着其士的身份得到了鲁国贵族阵营的普遍承认。此后，随着孔子开办私学声名鹊起，得到了鲁大夫臧孙纥、孟僖子高度赞赏：称之为“圣人之后”、将来“达者”。这些均与“居宋”有很大关系。知此，看到孟僖子将死而留遗嘱，称道孔子历述其宋国祖上荣光，不惜绕了那么大一个弯子(《左传·昭公七年》)，就不奇怪了。

二是获得系统的贵族教育，即“六艺”知识和技能。虽然《论语·为政》孔子自谓“十五而志于学”，《史记·孔子世家》记其“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早已表现出对礼的喜好；但是以其所处年龄段，以及被歧视的环境条件，所能学到的知识技能是比较有限的。孔子系统地习得“六艺”，只能是在“居宋”期间。在栗邑孔氏家族的关怀培养下，在家族教育、社会实践和环境的熏陶下，曾经青涩的孔丘，顺利完成了向“六艺”娴熟仲尼的蜕变。在由单身而为人夫、为人父的成长过程中，在躬行婚礼、冠礼、乡射礼、乡饮酒礼、祭祀礼等活动中，青年孔子对于礼、乐的修习由一般的闻见之学，发展为亲身参与和实际操作，他对各项礼仪的繁琐程序、丰富内涵、具体操作、社会意义等有了切身体验和深入认识，不仅系统掌握了“礼、乐、书、数”等文化知识技能，也熟练掌握了“射、御”等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军事知识技能。这些都是当时为士的基本功，也是他后来开创私学教育的基本功。

三是广泛接受王官文化的熏陶，基本养成了“好古，敏以求之”(《论语·述而》)的学风，初步奠定了他后来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大成所必须具备的历史文化基础。我们知道：宋国奉殷先祀，殷遗民较多地聚集生活于此，殷礼殷文化也较多地保存于此，这使得孔子学习礼乐，具有一定历史厚度和纵向比较的条件。栗邑孔氏家族的底蕴堪称厚重，据《左传·昭公七年》，孔子七世祖“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恭。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餬余口。’”(《左传·昭公七年》)《国语·鲁语下》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史，以《那》为首。其辑之‘乱’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温恭朝夕，执事有恪。’”既有温恭勤恪之美德，还是《诗经·商颂》十二篇的辑成者。也有史籍说他“作《商颂》十二篇”(《后汉书·曹褒传》“考父咏殷”注文)，直接视之为《诗经·商颂》的作者。《商颂》12篇，有7篇在孔子之前已经亡佚，今存5篇，其《玄鸟》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殷武》云：“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咏歌殷商历史，赞颂殷人祖先的功德，洋溢着对殷商盛世的怀念以及殷人的民族自豪感。今就《鼎铭》《商颂》及其所辑之“乱”文观之，词语简洁、典雅、富于神韵，所遗传的孔氏家风亦可想而知。凡此种种，对于青年孔子较早涉及先周古礼、古文化，比较广泛地涉猎夏、商、周三代王官文化，养成“好古，敏以求之”的学风和文化性格，无疑是个不可多得的条件。

四是在宋地沐浴“儒”风，习得“儒术”，基本确定了“为君子儒”(《论语·雍也》)的人生目标和职业取向。许慎《说文解字》释“儒”为“术士之称”。章太炎《国故论衡·原儒》提出儒之“三名”：广义的“达名之儒”泛指术士；狭义的“私名之儒”专指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介于这两者之间的“类名之儒”，是指一种以治丧相礼等宗教事务为职事的古老行业。在孔子开创儒家学派之前，儒还是一种行业，此行业之人，似有约定俗成的职业装。孔子对鲁哀公问，说自己戴章甫之冠只是入乡随俗；但鲁哀公疑为“儒服”，也是事出有因。《论语·先进》记载公西华言志：“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可见章甫之冠正是从事相礼者所戴之儒冠。宋国多存殷礼遗风，以儒为业者众，故儒冠成俗。此行业之儒被孔子分为两类：一类是既有君子之位，又有君子之德的“君子儒”；另一类是没有君子之位，也不能苛求其有君子之德的民间儒士，即“小人儒”。孔子所树立的人生目标是“为君子儒”。后来具有民间儒士家庭背景的弟子卜商拜师入孔门，“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显然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表现(《“君子儒”与“小人儒”新诠》，2012年第4期《河南大学学报》。以往论者释“君子”皆二分法：有德者、有位者。这在逻辑上不周延，忽略了第三种情况：孔门所谓君子，是既有德、又有位者)。张秉楠作《孔子传》，其第二章第四节的标题为“以相礼助丧为职业的青年儒者”(张秉楠：《孔子传》，吉林文史出版社)可谓醒目而中肯；但是囿于学界“孔子生于鲁长于鲁”的成见，只是根据孔子夫人是宋人，而推测其“婚前不久去过宋国考察殷礼”。现在，我们既知孔子“居宋”长达七年，耳濡目染殷礼殷俗天长日久，这就远非一两次考察可比了。长年累月沐浴儒风，岁岁年年修习儒术，不仅使孔子养成终身戴章甫之冠的积习，还使其具备了终身为儒的职业素养，并且树立起“为君子儒”的人生目标。这应该是孔子“居宋”最重要的收益。

厘清孔子“居宋”履历的学术史意义

弄清孔子“居宋”的时间和意义，对于孔学史上其他相关问题的认识，也将得以更新或深化。具体而言至少有以下几点：

一是孔子担任季氏“委吏”“乘田”的时间，以往论者多认为始于20岁之年。现在看，应顺延至25或26岁。还有《论语·八佾》“子入太庙，每事问”章、“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章、“三家者以《雍》彻”等诸章之系年，也要酌情向后顺延。

二是对于“季氏飨士”孔子受阻事件，以往多未深究，视作偶然事件，或以为只是阳虎个人行为。如今看来阳虎的态度，其实代表了曲阜当政者的看法。孔子士的身份既不被承认，其享受已故陬邑大夫福利荫庇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这从《论语·子罕》子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可以得到佐证。由此反思孔丘的少年生活和身份地位，不难发现：无论在曲阜当政者眼中，还是在事实上，居宋之前的孔丘，只是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庶人，并不属于贵族士阶层。这样的履历对其思想情感与学说体系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三是对于孔子自谓“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解释，不仅古代学者，近现代如钱穆、冯友兰、周予同等不少前辈，也将“鄙事”释为任“委吏”“乘田”所从事的事务性工作(钱穆《孔子传》；《十家论孔·冯友兰论孔子》；《十家论孔·周予同论孔子》)而不是生产劳动。其实，“委吏”“乘田”所从事的会计、畜牧管理等，是具有“士”身份才能够从事的基层管理工作。“吾少也贱”多能之“鄙事”，只能是平民稼穑等体力劳动。正因为孔子曾亲历稼穑等艰辛，其政治哲学才会具有如此浓厚的民本主义色彩。(作者系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