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商帮这么强，但为什么本地很难成为下一个深圳？

很难想象，改革开放之前，汕头市一直是广东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城市，而且经济体量在全国位列第九名。

当时的汕头市，下辖安平、同平、公园、金砂、达濠、郊区6区，还有揭阳县、饶平县、澄海县、南澳县、潮阳县、普宁县、惠来县、揭西县、潮州市（县级市）、汕头经济特区，一共8县1市1特区。当时的汕头市实际上就是现在的潮汕地区。

未拆分前的汕头市版图

汕头港货运量曾一度占了全国的8.76%，吞吐量曾居全国第3位，仅次于上海、广州。

1986年，中国有120家外资企业，汕头经济特区有24家，占全国外资的五分之一。

直到1990年，汕头相比其他沿海开放城市毫不逊色。外贸出口总额全国第六，位居上海、深圳、天津、广州、北京之后。

曾经繁荣的汕头市，现在为什么大不如前了呢？

有一个比较关键的原因：三市分治，这正是潮汕经济滞缓的起点。

1991年，汕头市被拆分成潮州、揭阳、汕头三市。在设经济特区开始，深圳、厦门、珠海都只是新兴小城市，本质上就是划出一小块地做试验田。

但汕头当时却是坐拥近万平方公里的“大城市”，连带了十几个县，而汕头经济特区只不过是市区中的一个52平方公里的小片区域。

三市分治致使资源更分散

实际上潮汕的主要工业分布不只汕头主城区，还有大量的制造业专业镇，分布在汕头主城区周边40公里以内区域。

比如澄海的玩具产业、潮南潮阳的纺织产业、潮安的陶瓷产业、榕城的制鞋产业等等。

就是这些工业小镇，占据了粤东地区50%到70%的经济总量，但由于地域空间受限，这些产业的规模难以进一步扩大。三市分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土地资源的利用和开发。

潮汕土地资源本身就很有限，加上本地人口密度大，更加剧了这种土地矛盾。我们来看看潮汕的一些人口数据：
根据2022年一项全国城市城区人口密度调查显示，揭阳人口密度1072人/平方公里，位居天津之后；汕头城区人口密度2463人/平方公里，位列全国第8。

潮汕的人口拥挤程度非常明显。

但在这种情况下，潮汕人口流动却是呈现不一样的景象，2022年，汕头的人口净流入为-24.65万人，潮州的人口净流入为-17.19万人，揭阳人口净流入数量为-149.30万人，都是负数，这意味着三市都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的情况。揭阳是潮汕人口流出最严重的城市。

这种局面的产生，一方面是产业结构单一，能提供就业的门类不多，低端制造业比例很高，这也使高素质人才流失；另一方面是珠三角地区的虹吸效应明显，更多年轻人选择珠三角，也意味着潮汕的就业环境并不乐观。

各自为政的最后，就是大家单打独斗，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协同效应差，没办法优势互补。

产业发展滞后

潮汕另一个问题是产业链条上的发展滞后，形成大而不强，散而不集中的局面。

有关数据显示，汕头的纺织服装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到1093亿，生产的内衣、家居服产量约占全国70%、全球40%。

潮州是国内唯一的“中国婚纱礼服名城”，每年婚纱礼服超2000万件在这里生产出来，同时是世界上最大的婚纱礼服生产出口基地之一。

普宁市（县级市、揭阳市代管）共有纺织服装上下游企业6000多家，总产值破千亿元。

总体而言，三市的服装生产企业基本上都是为国内外品牌代工，以中低端的制造为主，缺少有影响力的品牌，品牌建设滞缓。

背后的真相却是小作坊小工厂多如牛毛，潮汕地区小老板多到数不过来，而不仅服装产业如此，其他塑料、玩具、化工和制鞋也是如此。

这也蕴藏着潮汕辛酸的社会现实，人们谋生的第一要义却是“当老板”。

很多人都将潮汕类比珠三角和闽南厦漳泉，殊不知，珠三角的城市先天基础就很不错，深圳倚靠香港，东莞、佛山又倚靠广州，而厦门在后来得到政策层面的支持，也一度攀升到二线城市，虽然厦门gdp不如泉州，但靠着“总部经济”收来的财收就比泉州多很多，很多泉州企业的总部设在厦门，除此之外，闽南也面临土地矛盾，但都选择了厦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中心。

潮汕的分散工业格局也注定了一些不足，例如形成恶性竞争，无法形成一致的经济核心。

在产业发展方面，汕头没有特别显著的优势，在各市的产业协作上也未能发挥引领作用，反而是同样陷入了恶性竞争、重复建设的尴尬之地。

那既然不拆那么好，为什么还是拆了？

自1991年之后就鲜有人提出这个疑问。其实决策层不可能没想到拆完的后果，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当时汕头经济特区想扩容，必须拆掉原有的行政划分，才能集中力量搞大事。

所以汕头经济特区后来合并了潮阳县（就是现在的潮南区、潮阳区）、澄海县和南澳县，但可能是某种必然和偶然的结合，扩容后的汕头并没有多大起色。

很多人并不愿提90年代末的往事，原因是并不在意这些事件背后的本质，同时也蕴藏着旧时代和转型期的尴尬。

在汕头成为广东第二大城市之前，潮汕的灰黑产业有其本土社会和外部环境的影响。

在汕头开埠（1860年）之前，潮汕社会就有一段时间是比较混乱的，体现在脱离中央管束，虽然有设置府衙，地方更多是自治状态，而这种情况下，潮汕面对日益严重的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又临海，更助长了人们“下海”的狂热，在早期的潮人开拓奠定了一定海外基础，一些灰黑产业也在猛然滋生，特别是汕头开埠后，经济崛起的浪潮之下暗流涌动，买办港就此迎运而生。

而这种“下海潮”经济也充满着外国对中国的威胁与矛盾，当被迫卷入黑暗产业的世界狂潮中，人们只顾自己早已饿扁的肚子。

如此多重原因叠加，潮汕更是在风口浪尖，90年代至21世纪初，达到颠峰，中国也在“去掉”这层旧社会的伤疤，这块疤在当时的南方沿海更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一度昌獗。

在本土的一窝蜂扎堆捞偏门时，甚至连亲带故地涌向这种漩涡时，国家出手了，所以后来有那把火也不足为奇。

大洗牌时代来临

在21世纪初，由于舆论推到风口浪尖，潮汕本土营商信誉也陡然下滑，许多侨资纷纷离场，而国内也谈“潮汕”色变，不敢来投资。

因此不难看出，一些突发事件并不是无根之水，有其根深蒂固的不良社会氛围，其中就包括沾亲带故的盲目从众、冒险投机以及宗亲关系带来的体制内与不法商业之间的串通一气，种种迹象都表明了这种风气的盛行。

在这种宏大而充满硬伤的历史背景下，潮汕需要根治的是思想文化上的伤。

而纵观全局，潮汕只是南方一隅中非常不显眼的一个社会缩影，只不过他在网络上过于被夸大和妖魔化，今天我们去看繁华的地区，背后也潜藏着上述说的类似这种宏大背景。

二十年过去了，潮汕的未来将朝向哪里，我们不得而知，或许，从自身角度讲需要进一步在思想和经营理念上提高认识，才能有所起色。

政策和地理区位因素尚且不足的前提下，要走一条不断扩张的“大城市”的路显然比较渺茫。

但潮汕有非常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以及人才资源方面的潜力，当前全国大城市反而是少部分，占主要数量的是数千个县城或小城市，所以增加自己的长项，弥补自己的短项，显得非常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