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感慨：要不是博古两道金牌令，1945年接收上海的该是我

1926年，国共合作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先进的思想唤醒无数热血青年。张爱萍积极参与党组织的各项活动，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将其付诸实践，在斗争中迅速成长。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考验，被迫走上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道路。在这历史的关键时刻，张爱萍毫不犹豫地响应党的号召，参加著名的南昌起义。

起义部队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

南昌起义后，张爱萍跟随部队辗转作战，参与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他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带领战士们与敌人周旋，有效地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凭借着出色的战绩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年轻的张爱萍逐渐崭露头角，被任命为红军团长，肩负起更重要的责任。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战略转移，张爱萍也加入其中。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高瞻远瞩，制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

为了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这座重要的战略城市开展游击战，牵制日军兵力，扰乱敌人后方。鉴于张爱萍丰富的作战经验和出色的组织能力，毛主席亲自点将，委派他前往上海执行这项艰巨而重要的任务。

接受任务后，张爱萍立即动身前往上海，担任江浙省委军委书记，负责组建和领导上海地区的游击武装。

当时，上海的局势异常复杂，日军已经占领市区，国民党军队也已撤离，中共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几乎没有可用的兵力。此外，由于环境的限制，江浙省委所能提供的资源也十分有限。

面对重重困难，张爱萍迅速调整思路，决定从发动群众入手，积蓄力量。张爱萍带领着几名同志深入上海郊区，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

张爱萍的宣传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许多热血青年、爱国学生和无家可归的流民纷纷响应号召，加入到游击队的行列。短短几个月时间，张爱萍就成功组建一支近千人的游击队伍。

为了尽快提高新队员的军事素质，张爱萍因地制宜，在上海郊区的树林里找了一块空地，用一块大黑板为新队员授课。他深入浅出地讲解游击战术，传授作战经验，结合上海的地理环境进行实战演练。

一次，一位参加游击队的女学生对在上海这种大城市开展游击战的可行性提出质疑，认为上海地形复杂，不利于游击作战。张爱萍耐心地解释道：“上海虽然是现代化大都市，但也有很多有利于我们开展游击战的地方，比如租界、弄堂、码头等等，这些地方地形复杂，人员流动性大，可以成为我们隐蔽和打击敌人的有利场所。”

女学生的提问引发张爱萍的深入思考。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水网密布，河道纵横，地势平坦，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如何将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转化为有利于游击作战的条件，是摆在张爱萍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经过反复的实地勘察和缜密的分析，他决定打破传统的游击战模式，设计一套适合上海水网平原地区的新战术。

张爱萍将队伍化整为零，分散到各个村庄，以班、排为单位，灵活机动地开展游击活动。他充分利用当地百姓熟悉地形的优势，发动群众提供情报，建立广泛的情报网络。

同时，他还制定“昼伏夜出，昼散夜聚”的灵活作战方案。白天，游击队员分散隐蔽在老百姓家中，与当地群众融为一体，不易被敌人发现；夜晚，则集中起来，对敌人进行突袭，打了就跑，不给敌人以集中兵力围剿的机会。

张爱萍的战术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最大限度地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牵制日军兵力，扰乱敌人的后方，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

他不追求攻城略地，而是采取“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多种灵活多变的战术，不断骚扰敌人，打击敌人的士气。有时候，他们会袭击敌人的小型据点，缴获武器弹药；有时候，他们会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切断敌人的补给；有时候，他们还会深入敌占区，开展宣传活动，瓦解敌人的军心。

正当张爱萍在上海郊区积极开展游击战准备工作，队伍初具规模，战术日渐成熟之际，一个突如其来的命令打乱他的计划。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的博古突然下达命令，要求张爱萍立即前往南京工作。

接到命令后，张爱萍感到十分意外和不解。上海作为重要的战略城市，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如今，队伍已经组建起来，战术也已经制定好，正是大展拳脚的时候，突然要他离开，他实在难以接受。

况且，南京的局势也十分复杂，前途未卜，前往南京工作究竟要做什么，博古也没有明确说明。尽管心中充满疑问和不情愿，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服从命令是天职。他决定先前往南京，当面与博古沟通，了解具体情况。

然而，当张爱萍抵达南京后，发现情况发生变化。由于战局的迅速发展，日军逼近南京，中共代表团已经转移到武汉。扑了个空的张爱萍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为了尽快弄清情况，张爱萍派遣自己的秘书陈家康前往武汉，与博古取得联系，了解中共中央的最新指示。陈家康带着张爱萍的疑问，迅速赶往武汉。

不久之后，陈家康从武汉返回，带回博古的第二道命令，这道命令更加出乎张爱萍的意料。博古再次下达了“金牌令”，要求张爱萍立即停止上海的行动，率部撤退到武汉。遵照博古的命令，张爱萍率领队伍撤离上海，前往武汉。

抗日战争历经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最终的胜利。然而，胜利的喜悦中，也夹杂着遗憾。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在抗战胜利后，上海被国民党军队优先接收。

抗战胜利后，张爱萍在淮北地区工作。他时常会想起那段在上海的短暂经历，如果当初没有博古的那两道命令，他能够继续留在上海坚持游击战争，那么在抗战胜利后，接收上海的或许就是他领导的共产党军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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