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军上将，三次被蒋介石开除党籍，后成为新中国副国级干部

1933年11月22日，两个臂缠“人民革命军”番号的士兵，奉命扯下了原先张挂在福建省政府大门上的“青天白日”，升上起一面上蓝下红、中嵌一颗黄色五角星的新“国旗”。

曾于1929年被蒋介石宣布开除党籍的李济深大声宣布，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现已成立。接着，新政府主席李济深及委员陈铭枢、蒋光鼎、陈友仁、蔡廷锴、黄琪翔等11人，举行了宣誓就职仪式。

不到24小时，南京方面做出正式反应——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紧急议决：李济深、陈铭枢等乘内忧外患、国难严重之时，背叛党国，决定永远开除党籍，并交政府严行拿办。

令发之日，各路“剿闽”大军纷纷出动，前后不过两个月时间，“福建事变”即成昙花一现，李济深由福建政府主席变为南京政府通缉犯，辗转逃入香港。

“福建事变”失败了，但是“扯旗”之举，却成为李济深由国民党右翼转向左翼的起点。

他一到香港，立即着手组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谋求扩充国民党内的反蒋抗日力量，并开始接受中共的影响。

此后，“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接连发生，李济深都有积极活动，均以反蒋独裁、合作抗日为目标。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国共合作抗日实现。李济深也被取消“通缉犯”身份，并恢复国民党党籍及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还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军衔。

不久，他又被委派为有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参加的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

这个机构的实权，控制于蒋介石嫡系手中，但李济深也利用职务，容纳了一些中共和民主人士，分别派为将级指导员和校级视察员，掩护他们各自建立活动基地。

在机构以外，他也参与了不少进步活动。当时国共两党有重要的谈判，中共方面以叶剑英为代表，国民党方面则以何应钦为代表，每次谈判之前，叶剑英和作为中介人的李济深先行接触。在会谈中，李济深多半支持中共。

蒋介石怕中共，更怕李济深和中共搞在一起，于是又于1940年将其调为仅仅是承转机关性质的军委会桂林办公厅当主任。

但李济深又利用他和广西地方实力派黄旭初等人的交情，为维护抗日民主力量作了不少实际工作，且广交中共和民主人士朋友，逐渐形成了反对独裁、力求进步与民主的政治主张。

后来，蒋介石要李济深去重庆当军事参议院院长。李济深坚辞不就，蒋介石就取消桂林办公厅，企图迫其就范。但李济深不为所动，坚持留在敌后做组织民众抗日武装的工作。

为此，蒋介石曾派特务向其行刺，因李济深的卫兵警惕性高，才未得逞。

抗战胜利了，李济深和蒋介石之间最后摊牌的时间也迫近了。蒋决意开打内战，还想借用李济深在两广将领中的资望，拉他当国防部长。

李济深高倡民主和平，写了封长达19页的信批判蒋介石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赋诗明志云：“自是生成庸俗骨，从来不惯住仙乡。”

后来，李济深与何香凝、蔡廷锴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促)，并将民促中央机构迁往香港。

1947年春天，正当蒋介石下令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之际，李济深在香港发表了呼吁停战的声明，结果在当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上，他又一次以擅发声明煽动暴乱的罪名，被第三次永远开除国民党党籍。

1948年元旦，以李济深为主席的民革正式在香港宣告成立。至此，他与宋庆龄、何香凝同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政治地位得以确立。

此后，他和何香凝代表民革，与蔡廷锴、谭平山等联名通电，响应中共倡议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五一”号召，并于当年冬天进入东北解放区。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后，李济深偕沈钧儒、马叙伦、谭平山等领衔，与暂居东北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五十五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对中共的主张作了呼应。

北平和平解放后，李济深是民主党派中最先抵达北平的人士之一，

当年3月，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迁至北平后，李济深就在中共领导下，代表民革投入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并当选为筹备会常委会副主任。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宣告诞生的开国大典上，他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把自己的新形象永远留存在开国大典的珍贵历史镜头里，这是李济深晚年最特殊的荣耀。

建国后的李济深作为副国级干部，继续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尊崇和信任。中共在做出一应重大政务、外交和军事决策时，毛主席经常请他来自己家里商量，征询意见。

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李济深在新中国的最初十年里，担当了大量的国务活动。

1959年10月9日，李济深因胃癌和脑血栓，在北京逝世，终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