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茂莉：北宋盛世危影下河南农业的兴衰

河南即北宋京东、京西两路，居于黄淮之间。区内地形平坦，80%属于黄淮冲积平原，20%为丘陵山地。丘陵山地主要分布在本区的东西两侧，西部以伏牛山为主，东部沂州一带是鲁中低山丘陵，唐、邓二州位于桐柏山以西的南阳盆地，也属于平原地区。

河南是古老的农耕区，人们通过数千年生产实践形成的传统农耕技艺与尚农思想在这里形成牢固的基础。入宋以来，朝廷虽视江南为国家经济命脉，但河南既是国家政治中心所在地，又是北方唯一远离边疆的地区，政府予以很大的重视。经过宋初的恢复，逐渐成为北方重要的经济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区内农业生产也因自然环境与社会基础而表现出不平衡。

传统农业社会人口数量往往折射出生产水平，这一时期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体现在群体规模上，人口数量多，意味着人们对自然的利用与改造程度较深，生产发展水平也较高，因此人口密度是反映农业生产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本区人口分布特征与农业生产的地区不平衡性基本一致，即中部地带人口多，东西两侧人口少，东西相比，西部又低于东部。唐、邓二州为全区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区，北宋初年每平方公里不足3人，经过近百年的生息繁衍，至元丰年间每平方公里也仅有9—17人，仍不及中部地区宋初的人口密度，地区间人口密度形成明显差异。

农业生产能否正常发展，一半在天，一半在地，天即自然环境，地则与社会相关，此两者宋代的京西路都不具备优势。

京西路一半以上属于山区，自然环境远不及平原，居住在这里的人口比平原地区少，经济发展程度也较低。北宋时期这里虽“外无蛮夷疆埸之虞，内无兵屯馈饷之劳……然其壤地瘠薄，多旷而不耕，户口寡少，多惰而不力，故租赋之入，于他路为最贫”。特别是宋初，这里尤其凋敝不堪。仔细推敲，京西路辖境内，除了西部山区，偏东的许、蔡、颍等州以及南阳盆地，自然条件并不算坏，甚至宋人忆及往事，对于这里还时有赞叹：“自京以西，近自许、郑而远至唐、邓，凡数千里，列郡数十，土皆膏腴，古之赋输大半出于此。”而入宋以来，京西路一带的衰落，实缘于上一个历史阶段，即自唐季以来，“农政多废，民率弃本，不务力田，是以家鲜余粮，地有遗利”。对于这种变化，究其原因，唐末五代战乱的破坏应是首要因素。这一时期整个中原地区饱受摧残，京西路更甚于其他地区，岐汴军阀之间的拉锯战经常发生在京西路北部，南北军阀之间的军事行动又多途经南阳盆地及颍州一带，长期的战乱使这里田庐毁坏、人口离散，历代相沿修建的水利工程也毁于一旦，正如苏辙所说：“自五代以来，天下丧乱，驱民为兵，而唐、邓、蔡、汝之间故陂旧堤遂以堙废而不治。”水利工程属于农田基本建设，并非一日即可恢复，一旦破坏，对于农业生产是一项重大打击。

由于战乱的摧残，劳动力缺乏，直接制约京西地区农业生产发展。宋人对于京西地广人稀的情况屡有述说，如张方平云：“淮阳、许昌、汝南之域，人稀土旷，地力不尽。”苏辙云：“陈、蔡、荆楚之地，地广而人少，土皆公田，而患无以耕之。”而“唐、邓、汝、颍、陈、蔡、许、洛之间，平田万里，农夫逃散，不生五谷，荆棘布野”。宋人的记载陈述了一个事实，宋初京西一带人口稀少，一度导致农业生产的中断，甚至到神宗时期，苏辙在此任职时，所见仍是凋敝景象。

恢复因战乱而破坏的农业生产，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劳动力问题。自北宋初年起，朝廷就在京西一带施行迁徙民户、募民垦荒的政策。太祖开宝二年（969年），朝廷迁河东民户于西京及襄、邓、唐、汝诸州，并“给闲田使自耕种”。太宗时期又继续实行这一办法，雍熙三年（986年）秋，朝廷又将山后诸州降民8 236户78 262口徙至河南府及许、汝等州，宋人所说的“山后”应指代北一带。太宗时期，还曾迁“晋、云、朔之民于京西诸州”。宋初这一段时期，潘美还曾将灵、应、寰、朔四州民五万户及吐浑、突厥三部落、安庆等族八百余帐，分置于河南孟、汝、洛、曹等州。宋初朝廷在京西增置人户，主要迁置河东、河北边民及降户，然而京西旷闲土地甚广，迁民一时未能解决根本问题。至道二年（996年），太宗曾派“皇甫选等相度宿、亳、陈、蔡、邓、许、隶等七州荒田”，发现有荒田二十余万顷，这时上距北宋开国已有三十多年，京西各地仍有大量荒田，其开国之初弃地之多也就可以想见了。

北宋与前朝相比，北方国土已日见蹙缩，土地显得分外宝贵。为了扩大耕地，朝廷在京西地区还推行了招募民户垦殖土地的政策。北宋时期，除在边地大规模募民屯垦外，这种在内地募民垦荒的现象并不多见，真宗咸平年间，大理寺丞黄宗旦“请募民耕颍州陂塘荒地凡千五百顷”。咸平二年（999年），朝廷募民200余户垦汝州、洛阳南务田。

经过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相继徙置招徕，至仁宗时期京西路许多地区的人口已有相当程度的增长，特别是陈、蔡等州人口问题已经得到初步解决。相形之下，唐、邓、汝几州移民数量不大，境内劳动力缺乏，田土荒芜的景象依然明显。这就是《宋史》所载：“天下生齿益蕃，辟田益广，独京西唐、邓间尚多旷土，入草莽者十八九。”由于民户所存无几，甚至有人要把唐州废掉，改设为县。在这种情况下，仁宗时期继续在唐、邓、汝等州积极设法增置人口。皇祐二年（1050年）九月，“诏三司，唐、邓、汝州多旷土，其令宽立税限， 募人屯种之”。嘉祐年间赵尚宽出任唐州知州，力主“土旷可辟，民稀可招，而州不可废”，在任内积极发展生产，“劝课劳来，岁余，流民自归及淮南、湖北之民至者二千余户”。招募人口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而唐州撤州之事也不再有人提及。至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赵尚宽的继任者高赋，仍然在“招两河流民及本州客户开垦荒田”。募民垦田的同时，仁宗时期还实行宋初官府集中移民的办法，徙置了一批民户。天圣七年（1029年）契丹境遇灾，饥民纷纷流入河北界内，朝廷随即将其迁入内地，“分送唐、邓、襄、汝州，处以闲田”。庆历年间又将陕西沿边内附蕃族人户迁置于唐州等京西州郡，“处以闲田”，“使就生业”。

解决劳动力问题的同时，京西各地官吏也同样注重兴修水利。宋代在京西地区，对整治陈、许等州境内的河渠做了很大努力。而陈州“地势卑下，至秋夏之间，许、蔡、汝、邓、西京及开封诸处大雨，则诸河之水并由陈州沙河、蔡河同入颍河，不能容受，故陈州境内潴为陂泽”。治理陈州水患问题，从真宗时期就已开始进行。大中祥符年间，曾在许州长葛浚减水渠，疏引部分水流转道入蔡河，以减少自许州集中涌入陈州的水量。但这样疏引出的河水最后还是由蔡河流入陈州，对于治理陈州的水患并不能起到很大作用。因此，熙宁、元祐时期又有朝臣建议在陈州项城蔡河东岸，修治古八丈沟故道，分引蔡河水直接入淮，以分减入颍水量，保证沙河等河流顺畅下泄。这一方案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陈州境内河水渲泄不畅的问题，因而在元祐年间被批准执行。但这一工程规模过大，在修建中自然会有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事情，徽宗朝陈州知州霍端友因境内“时疏新河八百里，而去淮尚远，水不时泄”，故又“请益开二百里，彻于淮”。霍端友所开新渠，当承继元祐引蔡新河工程，显然这两项工程的效益还是十分可观的，自霍端友开河之后，陈州境内“水患遂去”。地处陈州上游的许州，虽然卑潦之患不如陈州严重，但是也经常遭受河水溢浸之苦，因此宋代也修建了一些相应的水利工程。如淳化年间，由于洪水泛溢，往往浸许州民田，在长葛县开河疏导洪水分流入惠民河，役成之后，水患遂去。

陈、许二州的水利工程不仅致力于除害，以农田水利为目标的工程更为普遍。早在太宗至道元年（995年），度支判官陈尧叟等就曾指出：“自汉魏晋唐以来，于陈、许、邓、颍暨蔡、宿、亳至于寿春，用水利垦田，陈迹具在。望选稽古通方之士，分为诸州长吏，兼管农事，大开公田，以通水利。”建议兴复陈、许、颍、蔡等州旧有水利工程，并择选江淮下军散卒充役，开垦水田。嘉祐时唐州知州赵尚宽在招徕移民的同时，全力推行农田水利，主持兴“复三大陂，一大渠，皆溉田万余顷，又教民自为支渠数十”，改善了当地的农业生产条件，不仅数万顷土地变硗瘠为膏腴，而且使“四方之民来者云集”，因此受到朝廷嘉奖，连任三届知州。此后赵尚宽的继任者高赋，在前任的基础上又“作陂堰四十有四”，同样受到嘉奖，且再次连任。其他如汝州在咸平年间“导汝水浇溉”，岁收二万多石，熙宁三年许州一带“决邢山、潩河、石限等水，溉种稻田”，如此等等业绩。兴修水利，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举措，在文献记载中看到的成果背后，也往往涉及政府、地方势力之间的较量，陈晓珊《北宋农田水利法推行中的区域差异现象——以南阳盆地的水利事业与河北移民为线索》一文，讨论的正是水利事业背后的复杂问题。

宋代在京西实施的系列恢复农业生产措施，收到了相当成效。以户口而论，唐州知州高赋治平元年上任时，州内户口只有6100多户，而经其任上兴修水利、募民开垦土地，两届六年任满离去时，已猛增至11300多户，几乎翻了一番。对比《太平寰宇记》与《元丰九域志》所记载的人口数字，可以看出，在从宋初到元丰年间这一百多年内，京西各州的户口都普遍有了很大增长，可见徙民、招垦等措施对缓解地旷人稀的状况起到了不小的作用。宋代通过迁徙、招募以及自动流入等形式向京西移民，主要发生在仁宗以前。仁宗以后，至英宗治平年间，从京西路的总体情况来看，劳动力紧缺状况已缓解，耕地开垦面积也有所增加，加之水利工程多有兴建，京西地区的农业生产面貌已较宋初有所改观。史云：“唐、邓、襄、汝等州，自治平后，开垦岁增。”又云：“唐、邓、襄、汝等州，治平以前，地多山林，人少耕植。自熙宁中，四方之民，凑辐开垦，环数千里并为良田。”这些记载描述的就是这一变化过程。

至北宋中期的熙宁年间，京西农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任何进步都是在与自身过去的比较中展示出来的，因此进步不意味着不存在危机。熙宁年间有人说唐、均等州易得林木，富藏铜铅，因此建议应开辟山林，并置监铸钱，以获其利。可是一贯好事的王安石却阻止说：“京西平地尚乏人耕种，纵开辟山林，岂有人治田？但恐山林无人耕种，而平地之农更弃而为坑冶。”看得出来，王安石十分珍惜唐州等地来之不易的农业环境，自然也不希望轻易破坏眼下的一切。

京西一带距离畿辅并不远，经五代至北宋初年农业生产几近中断，入宋以来投入的一切努力，至熙宁年间终于获得成果。

本文经山西人民出版社授权节选自韩茂莉 著《宋代农业地理》第四章“重建与发展——宋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第一节，注释从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