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事变，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引线

华北地区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日本在武力侵古东北三省和热河后，又以武力威胁、政治谋略和经济掠夺相结合，通过通签协定、扶植伪政权等手段，开始了名为“华北自治”，实为变华北为第二个“伪满洲国”的侵略活动，史称“华北事变”。

华北事变

长城战事吃紧之时，蒋介石正督师“进剿”红军，不断与日本讨论停战事宜。根据1933年5月中日双方签订的《塘沽协定》，日军虽然暂时退出了长城一线，但协定事实上承认了日军对热河的强占，为日军重入长城各口埋下隐患。

随后，日本进一步实施以武力为后盾，从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全面分离华北的政策。7月，目本陆军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意在迫使国民党政府停止在华北地区的“排日”活动。

11月底，日本陆军省在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修正案中，更是露骨地提出“支持中国大陆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

1934年4月，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谈话（即“天羽声明”)，反对中国“反日”外交政策，反对一切外国势力对中国的任何援助，公然置中国于日本的势力范围。

同时，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挽救华北的政策”机密文件，希望尽快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2月，日本军政首脑确定对华北政策的基本要旨是：在华北“形成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能达及的情形”。显然，日本是要在华北地区造成一个独立于中国中央政府的所谓“自治”地带。

1935年1月，日本关东军制造了“察东事件”。日军以二十九军宋哲元部袭击伪满丰宁县自卫团为名，悍然发动进攻，随后二十九军撤至长城以西。2月初，中日达成“大滩口约”，议定日军返回原防地，二十九军亦不进入察东区域；二十九军收缴的热河民团枪支如数奉还。

5月底，日军中国驻屯军借口中国军队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和天津两名亲日报社社长在天津日租界被青帮暗杀（即所谓“河北事件”)，向何应钦等提出抗议和无理要求。

6月9日，日方又向何应钦提出一系列苛刻条件，同时，关东军对南京国民政府施加压力。何应软当即口头答应日方要求，但日方要求以书面形式答复，何拖至7月上旬以个人名义复函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表示“所提各事项均承诺”，史称“何梅协定”。

河北事件纠缠之际，日本又在察哈尔挑起“张北事件”。6月5日，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四名军人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在张北县被中国驻军扣留，旋即释放。11日，日方提出抗议和无理要求。

6月下旬，新任察省主席秦德纯与土肥原贤二签署“秦土协定”。双方秘约：中国承认日伪在蒙古的活动，招聘日本军事及政治顾问，帮助日方设立各种军事设备，给日本人在该区旅行、调查的方便等。通过“秦土协定”，日军实际控制了察北地区。

这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助长了日本侵略气焰，造成了日本占据平津及河北省大部的既成事实，华北地区的中国主权及行政系统开始瓦解。

随后，日本军方又制造一系列暴力冲突事件，力图把华北的晋、鲁、冀、察、绥五省和平、津两市从国民政府辖属下分离出来。

日本军方还意欲策反平津卫城司令宋哲元，迫其同意“华北自治”，使华北五省得到南京国民政府宗主权的认可，政治、外交、财政脱离南京国民政府。

日本势力侵入华北极大触动了南京政权的根本利益，也削弱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在英美支持下，国民政府态度逐渐强硬。

国民政府颁令撤销北平军分会，任命宋暂元为冀察绥靖主任，何应软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中日双方几经协商，日本暂停要求华北“高度自治”。12月，国民政府宣布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暂元为委员长。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集团妥协的产物，它虽然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政府，但具有很大独立性。实际上，冀察两省已变相“自治”，华北主权陷入严重的危机中。

1936年5月，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在德化成立。这是继“伪满洲国”之后，日本在中国扶植起来的又一个地方傀儡政权，成为日本侵略内蒙古地区的工具。至此，整个华北地区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

国民政府虽然还保有在华北地区的大部分主权，但丧失了诸多的管辖权。1936年1月，日军参谋本部发表《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提出“使华北明朗化变成现实”。

同时，日本政府出台的“处理华北纲要”提出“华北五省自治”。随后，日军加快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

“一二·九”学生运动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随着日本侵略者制造华北事变步伐的加快，华北面临被日本肢解的危险，中华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从而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义愤。特别是危城之下的北平学生，痛感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误国。

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平津学生自治会成立并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

北平学联宣布总罢课。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三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大会。会后，举行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再遭大批军警冲击。迫于民众的压力，冀察政务委员会宜布延期成立。这就是“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天津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并宣布实行罢课。上海学生及各界人士举行全市示威游行，要求释放被辅北平学生。南京、杭州、武汉、广州、开封、济南、太原等地学生也相继举行游行或罢课。

“一二·九”运动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抗日救亡运动，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正如毛泽东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1936年5月底至6且初，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下，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等知名人士，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救国会在上海、南京、香港、西安以及两广等地组织了大规模的救亡运动，引起了全社会的强烈反响。

毛泽东两次致函救国会领导人，充分肯定救国会提出的全国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主张，表示愿同救国会“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密切的合作”，同时以鲜明的态度再次阐述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然而，11月下旬，国民党政府竟以“危害民国”罪逮捕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七人，史称“七君子事件”。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化团体，积极为抗日救亡运动服务。

左翼团体创办了《萌芽月刊》《北斗》《前哨》《文化月报》《文学》《生 活周刊》（先后改为《新生》《大众生活》《永生》和《生活星期刊》)等刊物，其中《大众生活》每期销量达15万份以上；

翻译了《资本论)第1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一批马列著作；创作了如《义勇军》(阳翰笙著)、《生死场》（萧红著）、《八月的乡村》（萧军著)、《子夜》（茅盾著）等著名小说。

其中田汉作词、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以激昂的曲调和强烈的感染力，有力地激发了民众的抗日斗志。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左翼文化运动的重心逐渐转移到如何建立文艺界抗日族民统一战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