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是历朝财富顶峰，那么哪里是宋代的财富渊薮？

宋人称太湖平原“膏腴千里”，乃“国之仓庾”。的确，太湖平原温暖湿润的气候，深厚的冲积土层与密布的河湖港汊，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长期以来，这里经孙吴、东晋南朝至隋唐五代的开发，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经济地位逐步提高，至宋代太湖平原已经成为国家的衣食之源。太湖平原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并不全是大自然的恩赐，人们长期的治理改造也起了重要作用。全面兴复太湖水利工程系统，提高排灌、航运、蓄调综合水利能力，是宋代为开发太湖平原所作的重大贡献。

太湖平原是一个四周高中部低的碟形洼地，除西部山区特高外，东南北三面沿海濒江地带也较中部的湖群稍高，因此中部低洼地区非筑堤围田不能耕种；沿海濒江的碟缘高田，非开浚沟池灌溉，不能取得丰收。历代太湖平原的劳动人民，治水与治田结合，治旱与治涝并举，兴建与管理并重，使太湖塘浦圩田系统基本达到了水系完整、堤岸高厚、塘浦深阔的水平，比较有效地抗御了旱涝灾害。但至宋代，有的堤塘已大半坠废，加之自然淤积与改造利用当中产生的新问题，使这些水利工程大多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由于原来的堤塘失去了作用，大片低洼地带的农田被淹没。如“长洲之长荡、黄天荡之类，皆积水不耕之田”，“其间尚有古岸隐见水中，……或有古之民家阶甃之遗址”。没被淹没的农田，却因频繁的水旱之扰，而难得一个丰年。宋人郏亶说“高田常欲水，而水流不蓄，故常患旱”，自景祐至嘉祐二十多年中，只有一次大熟。“水田常患水，而水常聚不泄”，康定至至和十几年内也只一次大熟。苏轼在杭州为官时，亲见水旱相继给农业生产造成的打击，他说：“苏、湖、常、秀皆水，民就高田秧稻，以待水退。及五六月，稍稍分种，十不及四五，而又继之以旱，以故早晚皆伤。”受灾老百姓的境遇极惨，大田被水，“洪潦汗漫连千里”，为了抢救泡在水里的庄稼，“妇女老弱日夜车畎”，有的举家“田苗没在深水底，父子聚哭，以船筏捞摝，云半米犹堪炒吃，青穟且以喂牛”。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与粮赋的供给，宋代朝野上下都非常重视太湖平原的水利问题。大约从北宋中期起，太湖水利系统开始全面兴复。

宋室南渡以后，太湖平原的水利事业更为兴盛。由于“南渡后水田之利富于中原，故水利大兴”。这时太湖水利的特点，基本与北宋一致，以疏浚河道、修复原有水利设施为主。南宋时原有的通江塘浦有的已堙塞，有的“委曲仅一线之水”，因而重浚诸浦成为太湖水利的主要内容。淳熙前后是南宋时期各地兴修水利的盛期，这时常州、平江府、江阴军等地开浚了多处港浦，其他州府也多有建树，整个浙西兴修水利达2 100余所。如果说北宋时太湖平原的水利工程已为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作用，那么南宋时就又前进了一步。仅从冀朝鼎的统计来看，北宋浙江的治水活动为86次，南宋增至185次，比北宋高出一倍还多。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减轻了水旱灾害，保证了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为宋代社会繁荣、经济发展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

经过治理的太湖平原“畎浍脉分，原田棋布。丘阜之间，灌以机械；沮洳之滨，环以茭楗”。人们生活在其间“耕有余食，织有余衣，工有余材，商有余货”，一片富庶景象。水利事业的兴修，大大提高了太湖平原的经济实力。太平兴国六年朝廷规定由江淮漕运往京师的粮食为400万石，至道六年增为580万石，大中祥符初年朝廷又将漕粮增至700万石。在输往京师的巨额漕粮中，“江南所出过半”，而吴门“赋入之上于大司农者，素甲于江浙”。所以宋人说：“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

除了往京师输送漕粮，太湖平原还是东南地区的主要粮食供给地。杭州是需要由太湖平原输入粮食的主要地方之一。杭州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南端，依山面海，境内平原面积狭小，有些属县已处于山区半山区地带。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自来土产米谷不足”，杭州城内居民的粮食，“全仰苏、湖、常、秀等州搬运斛斗接济”。假如太湖诸州歉收，“则杭州虽十分丰稔，亦不免为饥年”。

南宋时期杭州的粮食需求量就更大了，随宋室南渡的皇族与庞大的官僚集团驻跸临安，加之南下避难的中原士庶，杭州人口骤增。依据《元丰九域志》与《咸淳临安志》计算，北宋元丰年间杭州人口密度为126人/平方公里，南宋乾道年间为162人/平方公里，淳祐年间为264人/平方公里，咸淳年间为270人/平方公里。自南宋中期杭州户额一直保持在40万户左右，以五口之家计算，有人口200多万口，比北宋中期翻了一番。北宋柳永曾有咏钱塘词云城中有“参差十万人家”，但南宋时人说这已是元丰以前的旧话了，现在中兴百余年，户口蕃息，早已不只百万余家，官府统计的户额多有隐漏，实际户额肯定比40万这个数字要大。人口增加，城市所消费的粮农产品也就更多了。朝廷所需的粮食，虽说要从全国各地征调，但“二浙每完秋租，大数不下百五十万斛，苏、湖、明、越其数太半，朝廷经费之源实本于此”，其主要部分仍由太湖平原供给。朝廷所需粮食可以通过国家机器征调，民间的口粮则需由米客贩运。杭州人烟稠密，“细民所食，每日城内不下一二千余石”，宋人吴自牧说这些粮食主要“赖苏、湖、常、秀、淮、广等处客米到来”。这里虽然除了太湖平原上的苏、湖、常、秀四州之外，还提到了淮、广等处，但淮南农业在南宋已十分衰敝，当地又有大量驻军需要巨额粮食，米商不可能贩运出多少粮食，两广山长水远，把粮食贩运到杭州也十分不易，因此苏、湖、常、秀应是杭州米市上粮食的主要来源地。杭州四门，人称“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这“北门米”指的就是源源不断由太湖平原运来的粮食。

浙东的宁绍平原、温台沿海平原也时常需要太湖平原运粮接济，位于宁绍平原的绍兴“地狭人稠，所产不足充用，稔岁亦资邻郡”。乾道九年（1173年）明州岁饥，当地州官“乃出二十万缗，遣人入籴于浙西”。浙西路辖州虽多，能有余米运往他处的，只有太湖平原，因而此处所言的浙西都应指太湖平原。温台二州土地狭迫，平日粮食尚感不足，逢灾荒之年，往往也要籴米于浙西，乾道五年（1169年）“温台二州因风水漂损屋宇禾稼”，官府遣人往“浙西诸州丰熟处搬贩米粮”。此外，两浙山区也往往需要贩入太湖平原粮米，如衢、睦等州“人众地狭，所产五谷，不足于食，岁常漕苏、秀米”。

除以上两浙路内部州府外，福建、淮南等地也经常需要从太湖平原输入粮食。福建“地狭人稠，虽上熟之年，犹仰客舟兴贩二广及浙西米前来出粜”。遇有水旱，更少不了浙西米粮的周济。真德秀在福州为官时，曾上奏朝廷，求浙西米以解乏食之急：“去秋水涝，下田薄收……民食孔艰……乞行下浙西，少宽港禁，容本州给据付商旅，前去收籴十万石，回州散粜，以活一郡十二县百万生灵之命。”北宋时期淮南虽是重要产粮区，但逢到灾荒时候也免不了由太湖诸州输入粮食。如“明道末，天下蝗旱，知通州吴遵路乘民未饥，募富者得钱万贯，分遣衙校航海籴米于苏、秀，使物价不增”，就是其中一例。

太湖平原是重要的粮仓，每逢丰年，“舟车四出”，外贩米粮，在向外运销米谷的船只中，有河舟也有海船，其中许多海船是驶往国外的。沿海州县，如华亭、海盐、青龙、顾径、江阴等地都有商人，广收米谷，“贩入诸蕃，每一海舟所容不下一二千斛，或南或北，利获数倍”，其中金国就是由海上输入太湖平原粮食的国家之一。建炎四年（1030年）枢密院言：“闻海、密等州米麦踊贵，通、泰、苏、秀有海船民户，贪其厚利，兴贩前去密州板桥、草桥等处货卖。”这样的交易虽不为南宋政府允许，但私下由海道北上贩卖粮食还是常有的事情。

太湖平原是两浙，也是全国最富庶的地方，以上所述太湖粮米输往各地的情况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农业是社会经济中的主要部门，太湖平原的富庶归根结底是农业生产的发展，故元人周文英述及前代之事时说：“江浙钱粮数倍各省，取办之本多出农田。”明确将农业与财政归为一体。

本文节选自《宋代农业地理》第五章“国之根本，东南望郡——宋代东南地区的农业生产与土地利用特征”，原文有删节，注释从略。山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