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与中国的关系而言,二战时期,中德关系的确不错。究其原因,除了历史渊源,也有商业利益。
民国政府与德国之间的友好伙伴关系,早在纳粹掌权之前就存在了。1921年,中国和魏玛共和国签署了友好协议,主要内容是通商贸互惠合作。因为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自己的防卫力量都受到限制,更不能向任何其他国家出售武器。
但是,中国那时正处于军阀混战时代。各大军阀都需要武器,更需要懂得军事的将领。所以不少地方政府,都直接跟德国购买武器,聘请军事顾问,其中最典型的代表是张作霖。1920年代的黄埔军校教官中,就有20名德国情报和军事人员。为了不违背《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初期,德国只能派遣退休的军官,或者从民间招募人员,来中国服务。他们的确帮中国训练军队,建立军工厂,修铁路,搞基础建设。中国建厂修路所用的材料和技术,也直接来自德国。1925年,中国进口武器中,50%来自德国。
1928年,不算明里暗里为中国政府工作的德国人,不算商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单是德国军事顾问团成员,就有28人之多。这时,顾问团的团长或大部分成员,已由魏玛共和国国防部和外交部,直接派出。当然,通过他们,中国的原材料,也大量流入德国。
希特勒掌权后,中德关系更加密切,而且更加公开。有强烈人种歧视观的希特勒,认为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是亚洲地区的高等种族。而且为了更好地发动战争,在战略原材料的需求版图中,中国是它很重要的一部分。没有数据显示,中国究竟输出了多少原材料给德国。但中国花了大价钱,买德国的设备建立或改造兵工厂,却是事实。武器更不用说了,马克西姆枪、毛瑟枪、MG34机枪、装甲车、克虏伯大炮,有用德国技术在中国造的,更多的是直接进口。
当然,德国军事顾问帮助中国制订战争计划、训练中国军队,成效也是有目共睹的。沪淞会战和台儿庄大战中,德械师能征善打。虽然沪淞会战损失惨重,但是凝聚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台儿庄会战,更是全面抗战以来,最重要的一次胜利。蒋介石的德军顾问团团长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建议与日本打消耗战,通过纵深防御拖住日本军队,使得日本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成功地延缓了日军的进攻,得以将大批战略物资、机器、人力,转移到四川等地。
蒋介石还派出许多青年学生,到德国专学军事,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的继子蒋纬国。蒋纬国不但在德国接受军事训练,还参加了国防军。德国合并奥地利和闪击波兰,在长驱直入的大军中,都有蒋纬国。那时他的军衔是上尉,领导一支小小的装甲部队。
中德关系变坏直至终止,也有两个原因。在纳粹内部,对中国的态度也分两派。戈培尔视蒋介石为同道,认为应该大力发展中德商贸关系,加大军事合作。但戈林认为,在亚洲,日本比中国强大得多,德国应该放弃中国,向日本倾斜。二战初期,戈培尔派占了上风。但是,随着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节节失利,戈林派逐渐占了上风。此时,希特勒的态度,开始偏向戈林等人。这是二战期间,中德关系停滞的开始。即便如此,希特勒也并没有断然中止与中国的合作。
直到1940年9月,德、意、日正式签署了《三国同盟条约》后,希特勒才下令,德国顾问团从中国撤回去。离开时,法肯豪森和他的团员们保证,绝不会将中国战争计划的任何信息,透露给新盟友日本。蒋纬国,自然也被蒋介石叫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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