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布言：驳儒杂议十一：刑政、财产权、平均主义、效式推理

《天志中》：“刑政治，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 刑政即型政，是指立法。“刑政治”至少有双重含义：一是刑政得到合理确立和执行；二是以刑政来治理国家而非人治，即法制及其法治。《天志中》：“故⼦墨⼦之有天之意也，上将以度天下公⼤⼈为刑政也，下将以量天下之万民为⽂学、出⾔谈也。”天志作为法仪，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包括刑政或立法。一切人定法都以上帝自然法（神定法）客为观标准。否则，就是恶法。

《天志下》：否定“不与其劳，获其实。” 反之，“与其劳，获其实”，是指个人的劳动成果以赋予其劳动为特征和前提。富有劳动价值是个人的劳动果实和财产的唯一诠释。《非命上》：“赖其力者主，不赖其力者不主。” 这说明，劳动者对其劳动成果和劳动所得财产拥有主导权和支配权，是财产权的思想起源。

墨子非乐是非礼乐，非非音乐。这个要区别。礼乐是划分等级，维护世袭等级制和权贵等级待遇与奢华生活的工具。“礼”制等级和等级待遇，以“（音）乐”配之和之，舞之蹈之，谓之礼乐。

对于“不患贫而患不均”和“制民之产”要结合原文来判断，现在有学者认为“不患寡而患不均”与“不患贫而患不安”中的“贫”与“寡”互相有误，应该对换。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故而采纳之。其实，即便不对换，也不影响其含义，“寡”本身就有少和贫的含义。至于“制民之产”，结合全文来看，就是规定民之恒产大致平均，不过多，也不过少，足以养家繁衍。其目标是要求民众听话服从。墨子和孟子都强调要解决衣食问题，使百姓得以暖衣饱食，但出发点和目的不同：墨子是为了让百姓“便宁无忧”，孟子是为了让百姓“恒心轻从（礼制）”。墨子站在百姓人民立场说话，看问题；孟子则站在君王大人立场说话，看问题。可以说，孟子的一些有价值思想全部来自墨子，只不过换了一个立场而已。

“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和，不患倾而患不安。”这种添油加醋的解说没有讨论价值。原文本身就读得通，画蛇添足以后反而读不通了，难道“倾”了还能“安”？“不安”了，还不“倾”？“倾不倾”和“安不安”之间是必然关系，不是没有谁而有谁的问题，所以孔子也说“安无倾”。孔子的平均主义思想和道德利己主义，不在乎老百姓的“贫”和“寡”，他要让老百姓安忍贫穷和人口减少，从而避免社稷“不安而倾”。这既符合孔子丧葬公司的利益，也符合统治者维稳诉求。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正因为如此，墨子奋而反孔非儒，以富贫、众寡、治乱、安危等思想颉颃之。凡读古文，没有确凿证据，只要能读得通，就不要随意添加删改和通假。再者，儒式思维或现象思维注定儒家难有创造性的思想成就。自古及今，儒家拿得出手的独创性的人类思想成果有几何？

关于孟子诸多思想源于墨子，只要认真通读墨孟，并不需要多少思想敏感力，都能体会到，而且是全方位，多方面的。乃至整个儒家许多思想源于墨子也是如此。这不是我一个人的观感，而是众多持有客观公正立场的学者和史家的公义。就像我事先不知道海德格尔与尼采之间的师承关系之前，也能从海德格尔的作品中读出尼采的影子，即便阅读其二人作品的时间间隔得很久。后来发现确实如此，康德（半主观半客观唯心论）、叔本华（主观唯心论）、尼采（现象主义）、海德格尔（现象主义）之间有承续关系。这是德国哲学主观主义一脉由主观唯心论向现象主义退化的系列。反之，中国儒学，从孔子（现象主义）、孟子（现象主义，主观唯心论或灵知论的萌芽），——经历了佛学的唯识论和禅宗洗礼——到程朱理学和陆王哲学（二者是无体系的主观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混杂物），乃是主观主义的现象主义向唯心论与唯物论的被迫进化。

《尚同上》：“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当然是民选了，这个从墨子的三表法与民约论（《墨经》上34条：“君，臣民通约也。”）可以轻易推导出来。注意，这里的“臣民”是指天之臣民，《法仪》：“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 为什么“民主选举”这种重要的客观思想一直未引起重视？首先，国君帝王肯定不喜欢这种思想，遭到贬抑乃是必然。其次，儒家的主观思想里压根儿就没有这种观念，他们想都不敢想，以为像“天塌”一样，这是宇宙中的非存在。经验贫乏导致精神贫乏。倘若孔孟能有机会到古希腊雅典游历一番，或者后世儒生有机会读一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雅典政制》和希罗多德的《历史》，恐怕就不会认为这种客观思想是非存在了吧。再次，在儒家意识形态和专制皇权都双重压迫下，任何有独立思想者都不敢提这种思想，否则就会被冠以“非圣无法”、“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等莫须有罪名被消灭。最后，对这种足以媲美雅典政制的思想创举，西方传教士也应该注意到了。他们不可能对历代儒家广泛批评的“兼爱”思想不追根溯源，只是为了传教需要，心领神会地不得不顺应儒家独尊绝异和皇权专制独裁的现实。

西方人以亚里士多德为逻辑学之父，其主要贡献在于发现了判断论演绎，内含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结果）；两个前提中包含大项、中项和小项，中项成了大小前提和大小项的联结中介者。中国的逻辑学之父当然是墨子，其贡献在于发现了效式演绎推理。《墨子 小取》：“效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

墨子充分阐释了演绎推理的两个原理：（甲）必然性原理。必然就是满足充分条件的全部实现。演绎推理依赖的条件（原因）与结论（结果）的因果必然关系。只要条件充分，就一定有某种必然性的结论或结果。《墨经 上》1条：“故，所得而后成也。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必然。若见之成见也。”小故是单个的必要条件；大故是充分条件，即必要条件的集合。三段论演绎法的大小前提构成结论的充分条件，共同与结论形成必然性的因果关系。再比如，几何学证明往往就是依赖若干必要条件构成充分条件，共同证成结论。（乙）概念集合论原理。效式推理中的“效”可以看作是集合。概念内涵所包含的全部外延物形成集合。大类概念或属类概念，内涵小，外延大；小类概念或种类概念，内涵大，外延小。大小类别概念或属种概念之间构成母集与子集或真子集关系。小项概念是中项概念的子集或真子集；中项概念是大项概念的子集或真子集。如此，“所效者”和“效者”就能形成中效关系，即子集或真子集与母集的关系。中项概念对于小项概念，构成中效关系；大项概念对于中项概念，构成中效关系，因此，大项概念对于小项概念，构成中效关系。例如：5>3，7>5；所以7>3。5概念中包含了多于3，7概念包含了多于5；所以，7概念包含了多于3。3中效于5，5中效于7；所以，3中效于7。再例如：天经地义。天志包含了全部公义，若人义属于公义，则人义中效于天志。

另外，“效”还可以看作标准，即效准。一切以标准来度量其其是否符合该标准。中效就是符合标准，不中效，就是不符合标准。《天志上》子墨子言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天志中》：“今夫轮⼈操其规，将以量度天下之圆与不圆也。⽈：‘中吾规者谓之圆；不中吾规者谓之不圆。’是以圆与不圆，皆可得⽽知之。此其故何？则圆法明也。匠⼈亦操其矩，将以量度天下之⽅与不⽅也。⽈：‘中吾矩者谓之⽅；不中吾矩者谓之不⽅。’是以⽅与不⽅，皆可得⽽知之。此其故何？则⽅法明也。”

《非攻上》：“必曰：‘将为其上中天之利，而中中鬼之利，而下中人之利，故誉之。’今天下之所同义者，圣王之法也。”其中，“天之利”、“鬼之利”、“人之利”，既可以看作是集合，也可以看作是标准。同义是法，即标准；也可以看作是集合。

我们人要谦虚一点。义出天心，一切知识包括真理都出自上帝。上帝是我们人类的天师，人师所教无非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天师。也就是说，我们人的一切客观知识都直接或间接来自于天师。离了天师所教的东西，即纯粹客观性，我们人只有虚妄的纯粹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