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志平：中国式管理的三大内核与现实意义

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会长、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首席专家 宋志平

作者：宋志平

来源：本文为作者2024年9月在全球华人国学大会闭幕式上的演讲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而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而国学经典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今天在这里想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国学与中国式管理》。

我记得上次讲关于国学与管理的话题，还是2015年在山东曲阜的中国孔子研究院。我当时演讲的题目是《半部论语做企业》，这个“半部”并不是半部书，而是自己学《论语》多年，仍感觉学得不深不透，一知半解。但即便如此，学习应用书中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核心理念，对我做企业帮助非常大。

我主要和大家分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学对我做企业管理的影响，二是中国式管理的三大内核，三是关于中国式管理的现实意义。

国学对我做企业管理的影响

我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很好地、认真地、系统地学习过中国这些传统的国学知识的，是工作之后，在企业里通过学习日本的管理，接触到了不少的国学。

日本的很多管理大师都比较强调中国的国学对他们的影响，无论是涩泽荣一，还是松下幸之助，还有稻盛和夫，他们都是讲中国的国学对做企业有很大的助力。涩泽荣一就说，做企业其实就是《论语》加算盘，松下幸之助的水库式经营的思想就是我们国学中的预防与稳健的智慧，稻盛和夫的一切从心出发，心即理，要有利他之心、感恩之心、谦虚之心，这些都是我们典型的国学思想。所以，我回过头来又去认认真真地学习了一些国学知识，尽管学得也不是很全面，但是对我来讲，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

其实我们作为中国人，我们的思想、想问题的方式方法、平常的用语等，也都是在广义的国学的范畴之内，也都继承了我们一些传统的文化。在众多的国学经典中，《论语》是对我影响最深的一部。

《论语》是讲修睦和谐的，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孔子的核心思想，我觉得应该是“仁”，内容是“仁者爱人”；如果用一个字概括孔子的处事原则就应该是“恕”，内容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里边讲的“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等等这些思想，对我们企业来讲，就是以人为本的思想。

我们做企业，到底是在做什么呢，实际上还是围绕着人在做工作。在企业里，人是最宝贵的财富，一切要以人为中心，企业是人、企业靠人、企业为人、企业爱人。企业的“企”字是“人”字下一个“止”字，就是说企业离开了人就停止运转、止步不前了。做企业根子上就是做人心的事情，要尊重人、理解人、爱护人。

《论语》里面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是讲了中国人对公平的期望。我是一个机制主义者，机制就是企业效益和员工利益之间的关系，有关系就有机制，没关系就没有机制。华为是一家很优秀的科技企业，他们就是有“财散人聚”的机制，把企业做得很好。

企业里面有两种资本，一种是人力资本，一种是金融资本，现在的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本是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我常说，谁要是激发出了员工的积极性，谁就掌握了管理的真谛。以前我们更多地讲激励机制，但现在是一个高科技和新经济时代，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我们就是要建立起共享机制，做共享型企业，要让我们的企业员工都过上有尊严而又体面的生活。

我也很喜欢《道德经》，《道德经》是介乎于哲学与宗教之间，高过哲学，实际上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古朴的价值观。道家倡导“无为而治”，是讲遵循自然和客观的规律。《道德经》里面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最后一句话，“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是道家哲学的重要思想之一。

万物都有自己的生长规律，其实企业也一样，企业也有自己成长的逻辑，也是要历经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一个过程。里面“为而不争”的思想非常重要，我们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呢？

很多人认为竞争遵循的就是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但事实上，市场竞争不是零和博弈，竞争者不仅是竞争对手，更应是竞合的伙伴，竞争者之间的共同利益应大过分歧。所以，我的一个企业观就是做企业一定要改变一些固有的竞争思维模式，要从竞争走向竞合。《道德经》里面的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等等，对我做企业也都很有启发意义。

《易经》我也很喜欢，里面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说君子应该不断努力，力求上进，应以宽厚的德行包容万物。

做企业其实也要讲究包容性成长，包容的实质是包容不同，有时候还要包容缺点，多看别人的长处，以“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想法来看问题。松下幸之助说：“带领十几人的团队，言传身教就够了；带领几千人的团队，用管理就够了；而带领四五万人的团队，就要用思想去感化他们。”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一条：如果带领的是几十万人的团队，你可能就要双手合十，用一颗包容的心去拜托他们。企业家的胸怀有多宽、能容纳多少人，你就能走多远。当员工达到一定数量时，考验企业家的已不再是他的个人才智，而是他的胸怀和容纳度。

《易经》中的“天人合一”，认为天、地、人应该和谐统一，人应与自然和谐共处，顺应自然规律。做企业也要着眼于系统生态的健康化，实现与自然和谐、与社会和谐、与竞争者和谐、与员工和谐，做到“四重和谐”。

《易经》中的“阴阳互动”是用阴阳来解释万物的变化，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阴阳两种力量，它们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这其实是讲阴阳辩证的。我们做企业常常会遇到一些迷思，比如，业务是做多元化好还是做专业化好，企业的管理是集权好还是分权好，企业是做成家族企业好还是做成公众的上市公司好，这些都应该用辩证的思维来看待，来思考。

《孙子兵法》是讲不战而胜的战略思想。《传习录》是讲知行合一的理论。《增广贤文》里面有一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句话用在做企业上就是企业要赢利，但前提是取之有道。这里的“道”，不仅是指企业的所作所为要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基本底线，更高的要求应是：坚守道德底线，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站在道德高地上做企业，要把人类的福祉、国家的命运、行业的利益、员工的幸福结合起来，在管理工作中，要把环境保护、安全、责任放在速度、规模和效益之前。做企业要把德行和责任摆在首位，把对经济价值的追求和对社会价值的追求有机结合起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这些国学经典都深深地影响了我，它们具有很强的滋养作用，重视对人的心灵指引、精神境界的提升、道德行为上的规范，也有利于促进企业管理水平的提升和企业的长远发展。

中国式管理的三大内核

今天我们常讲中国式管理，那到底有没有中国式管理，其实学界是有不少争论的，有的人觉得管理就是一个现代管理，不存在中国和国外之分。事实上，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目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企业规模也很大，中国悠久而灿烂的传统文化自然地会渗透到现在的企业管理里，成为管理的一种底层逻辑，于是就会形成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我们也叫中国式管理。在我看来，中国式管理有三大内核。

第一大内核就是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这里面既包含国学，也包含现代的中国文化，这是我们的基础。中国文化是中国式管理的人文历史背景，一般注重企业哲学、行为规范、集体主义精神等。其中，儒家思想强调“仁爱”、“礼治”、“中庸”，倡导以人为本的管理，注重员工的道德修养和人际关系的和谐。道家思想提倡“无为而治”、“顺其自然”，在管理中体现为放手让员工自主工作，不过多干预，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易经思想讲究辩证、变通和适应，强调根据环境变化灵活调整管理策略。

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的企业，它们一般都是从中国的儒家思想中寻找动力和精神支柱，也由此创造了飞速发展的奇迹。稻盛和夫做了两个世界500强，他说自己的成功之道就是八个字“敬天爱人、利他之心”。这八个字其实就来源于他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与运用。

第二大内核就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

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也是历经了几个重要的阶段。20世纪被称为管理百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有两位非常重要的管理界的人物，一位是泰勒，另一位是法约尔。泰勒被誉为“科学管理之父”，他提出的“科学管理理论”强调通过科学的方法来提高劳动生产率。法约尔则被誉为“管理理论之父”，他提出了管理的五大要素，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还提出了著名的14条“管理的一般原则”。

随后，大规模生产方法、流水线生产方式出现，造就了大企业，企业大了之后，人们又开始发现组织结构和人对企业的重要性越来越高。“组织理论之父”马克斯·韦伯提出了科层制组织理论，主要讨论的是大型组织的结构设计。道格拉斯·麦格雷戈的X理论、Y理论，以及威廉·大内的Z理论，讨论的都是人的中心地位，人本管理思想开始在企业中受到重视。

德鲁克被誉为“现代管理学之父”，他把管理上升到了学科的重要位置，提出管理是可以被学习的，企业里需要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并大力推动了管理教育与管理培训，他也带动了MBA教育在全球的普及。在20世纪的后半叶，日本在管理方面的成就逐渐占了上风，丰田的精益生产、戴明在日本推行的质量管理、大前研一的战略理论等，都曾盛极一时。

改革开放之后，西方管理思想和管理学说大量涌入中国，中国企业界那个时期主要是以学习西方管理理论和管理案例为主。德鲁克、杰克·韦尔奇、彼得·圣吉等西方管理大师的思想，影响了很多人。现代企业管理涵盖战略和文化、组织行为、科技创新与市场运作等等方面，西方的管理比较重视定量分析，擅长运用统计知识与模型分析等工具解决复杂的管理问题。日本则是比较注重工法，中国企业后来也是学习了日本的5S、看板管理、适时生产等工法。在这第二大内核层面，中国企业的管理主要是学习者的心态与姿态。

第三大内核就是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

改革开放以后，经过长年的实践，中国产生了一大批企业，一大批企业家，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创造出了大量的管理经验，我们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管理学者们写了不少的著作，企业家们也开始把自己的经验都整理出来发表，也是出了不少的专著，其实这些就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管理。

中国企业在管理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创新，出现了华为的基本法、海尔的“人单合一”模式、宁高宁的“五步组合论”等重要经验和思想。我也给大家提出了“三精管理”模式，即组织精健化、管理精细化、经营精益化，并进一步拓展成三精十二化四十八法，这是一套非常系统的管理工具。

在今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决定》里面就提到，“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这里面是把企业的经营管理都提出来了，这很重要。那我们的企业究竟应该如何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呢？

彼得·德鲁克先生1966年出版的《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这本书着重讲了有效管理者的五大要素，即时间管理、重视贡献、利用长处、要事优先、有效决策。我最近出了一本书，书名是《有效的经营者》，这其实是我研究中国式管理的一个成果。

在西方的管理学里面，经营和管理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叫management。我是认为经营和管理有所不同，经营是做正确的事，眼睛向外，目的是提高效益；管理是正确地做事，眼睛向内，目的是提高效率。经营关乎到开源，如何多赚钱，在市场中汲取“三桶水”；而管理主要是节流，如何少花钱，所谓“干毛巾也要挤出三滴水”。

现在的企业领导者要从管理者转变成一个经营者，要从普通的经营者成长为有效的经营者，其中有五项修炼：一是正确选择，在战略上、在业务上、在用人上，这些选择正确与否往往决定企业的生死，是那种不可不察的大事。二是有效创新，在创新中尽可能地防范风险，而不是甘冒风险，要讲究创新的目的、质量和效果。三是资源整合，不光要会创造资源，关键是要会整合资源，重组不是为大而大，而要有一定的原则和方法，注重重组之后的整合。四是创造价值，不仅要在产品市场创造利润，还要在资本市场发现和创造价值。五是共享机制，让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一起参与分配企业创造的财富。

我把经营和管理分开来讲，实际上符合中国企业的思考方式和方法，这也是我对总结中国式管理的一个新尝试。

中国式管理的现实意义

我们一方面是肯定中国式管理，后续还需要不断地去完善它，另一方面，对于我们中国企业来讲，中国企业的管理是非常有意义的。过去这么多年，我们主要是学习西方的管理，现在我们当然也会继续学习西方的管理，但主要是要认真总结我们自己的管理思想，大家更多地要学习中国式的管理，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形成的成功经验，这很重要。关于中国式管理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三点：

第一，中国式管理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的是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它不仅仅是讲经济的发展，还包括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的全面进步。而我们的中国式管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管理领域的一种具体体现，它是通过影响中国企业的发展，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也影响着中国的管理学科的发展，这其实也是一种文化进步与文化自信。我们要想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企业而言，首先是要做好中国式管理。

第二，中国式管理是我们中国企业在管理发展上的一个必然，同时，它也是指导我们中国企业不断向前发展的一种重要的方法和理念。

早些年，在英美比较发达的时候，产生了大量的管理理论。日本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也曾经产生过日式管理，那现在中国的经济、中国的企业越来越走向世界舞台，中国的一些大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创造出了很多中国式管理的实践和经验。所以，出现中国式管理是一种必然现象。中国式管理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一种适应我们中国本土市场和本土环境的管理方式，还能够帮助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保持独特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三，中国式管理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现在中国学界、企业界的这些管理思想与管理工法其实对于全世界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随着中国企业进一步走向海外，无论是在海外开拓市场建工厂，还是在海外进行一系列的并购重组，或者是与国外合作者联合开发第三方市场，在这些过程中，中国式管理也会被带到国际上去。事实上，随着中国企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式管理越来越多地得到国外的重视。中国式管理中的一些理念，如重视和谐、追求长期稳定发展等等，也为解决全球化背景下的管理问题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方法。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两个方面的特点，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另一个就是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管理而言，其实也是同样的，我们既要把现代管理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也要把现代管理和中国优秀灿烂的文化相结合，这样才会产生出更多中国式的管理思想。

有思想才会被尊重，固然我们企业的产品好、赚了钱，会被人尊重；但如果我们中国的学者、企业家能在管理界创造出更多一流的、优秀的管理思想，将更会为全世界所尊重。让我们在继承和发扬国学的同时，不断创新和发展，让中国式管理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