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司徒雷登！毛主席发出最强音，从此中国放弃幻想，准备斗争

1949年8月2日，燕京大学创始人，兼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被迫踏上了返回美国的飞机，中美外交沟通渠道彻底中断。

8月5日，司徒雷登还没有抵达他的目的地，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着急忙慌地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对华关系》的白皮书，字里行间充斥着美国的“救世主”思想。

毛主席将这一切看得真切。8月18日，他以新华社评论员的身份，针对美国在8月5日发表的白皮书，连续发表了包括《别了，司徒雷登》在内的5篇评论文章，让美国妄图染指中国的阴谋无处遁形。

而回国后的司徒雷登，等待他的却是美国的抛弃和凄凉的晚年。

中国感谢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但是中国不欠司徒雷登任何东西。他的悲剧，是美国的悲哀，不是中国的遗憾。

那么，司徒雷登作为20世纪和中国联系最密切的美国人之一，和中国究竟有怎样的交集？毛主席发表《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时，中国又面临着怎样的形势？这一切，还要从司徒雷登其人说起。

司徒雷登是个“中国通”。他的父母是早期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他在杭州出生，说着一口流利的杭州话。11岁那年回美国时，司徒雷登甚至因为蹩脚的英文被同学们嘲笑。在美国灯红酒绿的世界里，他更熟悉煤油灯和黄包车。为此，他的同学们嘲笑他为“乡巴佬”。

回到美国后的很长时间，司徒雷登都感觉自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在美国待了7年，司徒雷登携新婚妻子再次回到了中国。

1918年，司徒雷登受美国南北长老会所托，筹办了燕京大学。这所大学只存在了30年，却是中国教育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产生了53名两院院士，孕育了冰心，费孝通，杨绛，钱穆等众多名垂后世的文人学者。后来担任外交部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的黄华，曾是司徒雷登的学生。

司徒雷登将燕京大学看作是自己的孩子。学校缺少经费，他便每年都要回一次美国，只为筹款。原校址办学条件有限，他便踏破铁鞋，另寻新处。司徒雷登不惜重金聘请教授，定的月薪远超于当时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顶尖学府。经过一番努力，燕京大学成功招揽了吴宓、周作人、郑振铎、钱穆、陈寅恪、冯友兰等一大批文化名流来校任教。

燕京大学很快成了教育界的后起之秀。今天，闻名遐迩的北京大学燕园，就是燕京大学留下的“遗产”。

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同情中国革命，借着燕京大学背靠美国教会之便，帮助了众多爱国学生。司徒雷登甚至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

在教育界的名望和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让这位黄头发白皮肤的洋人，同时受到了国共两党的礼赞。1946年，在司徒雷登的七十岁生日宴会上，两党均派出了代表参加。

时间到这里，司徒雷登还只是一位深受中国人尊敬的教育家。

然而，司徒雷登成也“中国通”，败也“中国通”。在他过完七十岁生日没多久，从美国传来一纸委任状，司徒雷登成了美国驻华大使。美国政府之所以选中他，不仅是因为他熟悉中国，还因为他和国共两党都有交情。

在美国驻华大使的位置上，司徒雷登充分暴露了他美国人的身份立场。

解放军横渡长江，直捣南京国民政府之际，司徒雷登没有和大部分外交使团一样，跟随蒋介石政府迁往广州，而是选择留在南京，伺机和共产党接触。他希望的是，以承认新中国为筹码，避免中国倒向苏联。

要知道，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已经避开中国政府，将中国以长城为界进行瓜分。按照美苏之间的协定，长城以北归苏联，以南归美国。可是，让美苏始料未及的是，在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柏林危机”上时，中国共产党抓住了这个要紧的窗口期，一举将战线推进到了长江沿岸。

无数双盯着中国的眼睛都看得见，国民党的失利，意味着美国有极大可能在中国失势。司徒雷登打算接触中共，意图劝说其放弃统一全境，为之后撺掇中国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达分裂中国之目的做铺垫。

这在司徒雷登和共产党南京外事处的黄华接触时，就充分显现了出来。

黄华传达中共一直以来的立场，希望美国停止援助国民党，割断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联系。司徒雷登对此表示，只要国民党政府仍然存在并得到美国承认，美国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多半不会因为中共的军事胜利而迅速改变。这是美国想堂而皇之地承认中国分裂。

黄华说，希望美国永远不要干涉中国的内政，司徒雷登则妄言，美国的承认要视新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尽量吸收一切民主开明的人士参加”而定。他所谓的“民主开明人士”，非指代表中国人民利益之人，而是指那些接受美国价值观的人。可中国政府要怎么组建，和你美国有什么关系呢？

黄华就台湾问题表明态度：台湾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任何外国都不得干涉。司徒雷登竟堂而皇之地称，台湾只是暂时让中国托管。

此种做派，俨然是将侵略当成了“友谊”！将干涉内政当成了“援助”！在美国眼里。积贫积弱的中国，只能靠美国来“拯救”。

黄华断然否决了司徒雷登的所有言论。如此，他才迫不及待地想见到毛主席和周总理，希望和中共高层谈条件。司徒雷登自认为手中握有了绝对筹码，即承认新中国政权和支援中国工业化建设，北平之行一定会达成既定目标。

他的这一打算，得到了美国驻华上海使馆，天津使馆和北平使馆的高度赞同。但同时，他们要求司徒雷登在接触中共之后，再去一趟国民党政府，防止国府出现自己被抛弃的认知。

司徒雷登满怀欣喜地向国务卿艾奇逊发电报请示。此时他还不知道，麦卡锡主义已经在美国掀起巨浪，“反共”成了任何人都不得违背的绝对意志。

司徒雷登收到艾奇逊的回电后，只看到冷冰冰的一行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访问北平。”

一个月之后的8月2日，司徒雷登带着无限遗憾登上了回美的专机。

就在司徒雷登还未落地时，《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问世。一页页洋洋洒洒都是美国为自己对华政策的辩解。

为了开脱“失去”中国的责任，白皮书甚至公开了司徒雷登当年向美国政府的许多不宜公开的进言。司徒雷登不仅充当了美国对华政策的替罪羊，而且也开罪了国共两党。

司徒雷登断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弃子。因为没有在美国工作过，司徒雷登没有社会保险。而他的毕生积蓄，也都给了燕京大学。

回国三个月后，司徒雷登患上了中风瘫痪，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甚至上厕所都需要人帮助。在最后的十几年间，他只能靠着每个月600美元的救济金，和助理傅泾波的资助生活。

司徒雷登在1949年后的几十年间，留给中国民间的是毁誉参半的风评。近几年，中文互联网上，流传着一些对司徒雷登肉麻的吹捧。这类文章充斥着同一个论调：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

为教育事业做出过贡献不假，但他从来都是美国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他所期待的，是一种美国全面主导下的中美关系，是一个分裂的，不稳定的，不团结的，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中国。

他曾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写道：我们必须构想某种典型的中国式处理方式，让委员长引退，并组成联合政府，由张治中与马家（马鸿逵、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宾）节制西北，四川、云南、贵州也分别由各省主席控制……这期间，美国必须保持政策的灵活性。无论谁统治中国，都需要外援，而美国是目前唯一可以依赖的外援提供者。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在美国利益所在的地区的局势更为明朗的时候，利用我们的这种地位左右形势。”

如此用心，让人不免怀疑，在司徒雷登眼中，自己曾经帮助过的中华民国，也不过是美国的一个后院。然而，他们所有的如意算盘，到了中国共产党这里都落了空。国家主权，不容用任何条件来交换，哪怕我们暂时有困难，也绝不会用国家的未来换一时苟安。

随着司徒雷登离开中国，白皮书发表，中美对话大门彻底关闭。积贫积弱的中国面临着更加险恶的国际环境。在大国博弈中求生存，是一件何等不容易的事。

中国的东北，有苏联军队的虎视眈眈，更不用说旅顺港还被苏联牢牢握在手中。而东南方向将面临国民党和美国的双重压力。虽然新中国成立在即，形势却不容乐观。对此，有人感到遗憾，也有人沮丧。

这时，毛主席的一篇《别了，司徒雷登》，让中国人从阴霾中看到了天光。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过：‘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对于我们，不但‘以死惧之’，而且实行叫我们死。闻一多等人之外，还在过去的三年内，用美国的卡宾枪、机关枪、迫击炮、火箭炮、榴弹跑、坦克和飞机炸弹，杀死了数百万中国人。现在这种情况已近尾声了，他们打了败仗了，不是他们杀过来而是我们杀过去了，他们快要完蛋了。留给我们多少一点困难，封锁、失业、灾荒、通货膨胀、物价上升之类，确实是困难，但是，比起过去三年来已经松了一口气了。过去三年的一关也闯过了，难道不能克服现在这点困难吗？没有美国就不能活命吗？”

这是怎样的眼光和豪迈？

毛主席之所以成为一代伟人，就在于他始终不倒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支撑这种精神的，是他透过复杂事物把握历史规律的精准眼光。

因此，和《别了，司徒雷登》一起发表的，还有另一篇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