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直奉战争：冯玉祥"倒戈"发动北京政变，如何"坑"败吴佩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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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正当第二次直奉战争在山海关内外激烈对决之时，被吴佩孚视为决胜生力军的冯玉祥，此时想得却是如何“倒吴”。冯玉祥与防守热河的奉军李景林有过交往，冯到热河后，与李景林协商倒戈大计，李答应率军退出凌源。张作霖还给了冯玉祥奉票1200万元，贿买倒戈。冯用120万收买胡景翼，先付20万元，以后陆续补齐。

1、北京政变的发生

吴佩孚也发现冯玉祥进军迟缓心有异志。然榆关战情紧急，需要热河的冯玉祥军配合作战，因而电令冯火速赶往承德。10月19日，冯接到急电，电文中有“大局转危为安在斯一举”一句话。

冯玉祥得知吴在前线指挥失利，又在战报中得知石门寨失守的信息，认为倒戈时机已到。同时，留守北京的蒋鸿遇也拍来密电，说前线战事紧急，吴佩孚已经把驻扎在长辛店、丰台一带的精锐部队第三师，全部调往山海关增援，北京空虚。

第三师是吴佩孚的嫡系部队，武器装备精良，驻扎在北京郊区，是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的最大障碍。现在第三师已离开北京，抓住机会刻不容缓。

10月19日，冯玉祥在滦平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邓宝珊及胡景翼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冯玉祥在会上发布了命令：

(1)部队名称为“国民军”，以表示拥护孙中山先生的革命；
(2)命鹿钟麟由密云率部秘密兼程回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驰抵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师入京，分任警戒；
(3)命李鸣钟旅自古北口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交通；
(4)致电驻军于喜峰口的胡景翼部南旋占领滦州、军粮城一带，截断直军之联络，防止吴佩孚率师西向；
(5)通告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及吴佩孚的留守队；
(6)命承德之张之江、宋哲元等旅克期返京，并派员联络热河都统米振标采取一致行动。

冯玉祥下令所部将后队改为前队，即日回师北京。途中，他令士兵割断电线、封锁消息、偃旗息鼓，以一昼夜行军70公里的最快速度奔向北京。

10月22日晚9时，冯部第八旅、第二十二旅首先到达北京，由安定门进城，屯兵天坛，并占领了电报局、电话局、车站等交通电讯机关。

2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19人联名发出呼吁和平的“漾电”，电文说：

国家建军，原为御侮，自相残杀，中外同羞。…执政者苟稍有天良，宜如何促进和平，与民休息。乃者东南衅起，延及东北，动全国之兵，枯万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战，为谁而战。主其事者恐亦无从作答。…玉祥等午夜傍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休战之主张。爱于十月二十三日决意回兵，并联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国民军，誓将为国为民效用。如有弄兵而祸吾国，好战而殃吾民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戈以相周旋。现在全军已悉数抵京…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共开更新之局。

冯玉祥回师倒戈，胡景翼率领部队继之而来，王承斌也于23日赶到北京。曹锟微服逃往荷兰使馆，想一走了之。

曹逃走后，冯玉祥、王承斌召集会议，决定由王承斌乘汽车到荷兰使馆见曹，提出四个条件：

(1)下停战令；(2)惩办祸首；(3)下罪已令；(4)下令收束军事。

曹锟说：

“去年是你们捧我上台的，今年你们又叫我下台，我不干亦就完了。此次战事不是我的主意，我不必过问，至于谁是祸首，谁是好人，我亦分析不出。下令惩办，万办不到。”

王承斌说：

“我们回京是保护你的，你何必跑呢？你不愿做总统，亦应将手续办清，然后下野，方是正办。你如往在此间，仅以身免，你家的生命财产，我们不能负责。你如回到公府，我们定当负责保护，便使将来改成委员制，你仍不失委员之位置，请三思之。”

曹锟被说服，回到公府即发表了停战令。

2、战场形势的急转直下

曹锟由于受到监视，又听到吴佩孚败走天津的消息，明白大势已去，故通电辞职。

电文云：

本大总统谬承国民付托之重，莅职以来，时用兢兢，冀有树立，以慰国人之望。无如时局多艰，德薄能鲜，近复患病，精力不支，实难胜此艰巨之任。帷有请避贤路，以谢国人，除咨参众两院辞职，并将大总统印玺移送国务院。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时，吴佩孚正指挥直军与奉军争夺九门口阵地。

在直军暂显胜机时，吴的总参议白坚武来到阵前，亲手交给他三封电报，电报虽来自不同地方，但内容基本相同，都是说：

“…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联络胡景翼军，于十月二十三日薄暮，自古北口前线背道直趋北京，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开门接应，冯玉祥兵围‘大总统府’，已囚曹锟于延庆楼…”

吴佩孚看了电报，感到震惊，但很快又镇定下来。他怀疑这是张作霖串通日本人捏造的假电报，想以此扰乱直军军心。吴见到冯玉祥的“漾电”后，甚至还怀疑其真实程度。

当查明电报属实后，就急忙在秦皇岛总司令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作战略部署：

东线各路采取守势，所有对奉作战部队一律不准撤退；前方战事交给张福来、彭寿莘、靳云鹗共同负责；若胡景翼未入冯伙，即任命胡为讨逆军第三路总司令以代冯，继续与奉作战，并派代表赴通县传达此项命令（胡将使者押送北京交冯处置)；吴率司令部开驻天津并调集南方、后方各省军队进取京畿，消灭冯军；如有困难，就退守山东，保持陇海铁路交通，以待南方援军，并令萧耀南、齐燮元、孙传芳火速增接，会师讨冯。

25日晚，吴佩孚率领陆军第三师、第二十六师各一部约七八千人乘车回救北京。26日到达天津。吴准备由天津指挥军队，向北京进攻。他调兵遣将，准备与冯玉祥开战。吴以车站为临时总司令部，大部队驻军粮城，小部分驻在杨村，并作了如下部署：直军在杨村一带构筑工事，以与直军第二十六师、二十六混成旅相呼应，同国民军决战，并急电江、浙、鄂、豫等省援军来援。

奉军在冯玉样回师倒戈期间大举进攻。10月22日，张作霖命李景林部由界岭口进攻昌黎，命张宗昌部由冷口进入滦县。24日，李景林部占领抬头营，张宗昌部占领建昌。27日，张宗昌部击溃直军第九师、第二十师，并会同胡景翼部于28日攻克滦州。“直军弃械奔逃，全部溃散，死伤盈野，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滦州失守，使直军被截成两段，山海关、秦皇岛间的直军处于奉军的包围之中。李景林部击退董政国残部攻下了唐山。山海关战线之直军开始全面崩溃。

10月30日，奉军郭松龄部进据秦皇岛，直军一部乘船退至塘沽，2万余人缴械投降。31日，从山海关到唐山一线的直军已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奉军与国民军东西对进，直军处于被包围境地，张福来不得不下总退却令，而张作霖和冯玉祥却下了总攻击令，榆关和秦皇岛被奉军占领。直军被缴枪支3万余，10万直军付诸流水。

30日，张绍曾到天津对吴佩孚提出“和平救国大纲”，劝吴接受，但吴态度仍十分倔强。从31日到11月2日，国民军占领杨村和北仓，吴的司令部被迫由天津移至军粮城。

同时奉军张宗昌、吴光新等部又占领了唐山、芦台，军粮城也不可久留。吴佩孚企图由津浦路南下另找出路。

但是，郑士琦突然宣布“武装中立”，派兵到沧州、马一带，阻止吴军假道山东。吴此时已走投无路。吴氏日籍幕僚冈野得吉田茂通知，日本政府愿协助挽救吴氏性命，请其迁入日租界。但吴说：“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乌可为者。”

其左右部将、幕僚劝其逃走，吴斥之曰：“汝等怕死可各自逃生，予不追究。”“我留在天津，看焕章（冯玉祥）把我怎么样？”在一切指望全部落空和可能被活捉的情况下，海军部军需司司长刘永谦替他准备好华甲运输舰一艘，劝他到塘沽登舰南下。

吴佩孚无奈，于11月3日，率领残部2000余人乘舰浮海南下。

3、“大三角”与“小三角”

第二次直奉战争从9月15日至11月3日，一共进行了50来天，以直军主力全部覆灭和吴佩孚浮海南逃为其结局。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是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战略因素与外交因素等诸多因素综合造成的结果。

从政治因素看，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和他个人的目空一切，在直系外部促成了三角反直同盟，在直系内部产生了三角反吴同盟，不待战争的发动和冯玉祥回师倒戈，直系分崩离析的局面就已经形成。

从北洋派系的发展史上来看，凡是能掌握中央权力，势力达到鼎盛的军人，同时也正是其受到各种政治力量联合围攻的时候，内部分裂、倒戈弑上成为一贯趋势。直系势力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大，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由于直系尤其是吴佩孚在政治上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但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以后，直系奉行“武力统一”政策，将张作霖和孙中山都作为自己的敌对目标，使自己完全陷于孤立境地。

直系在击败皖、湘、川、奉系之后，就显得飞扬跋扈、“唯我独尊”，“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与民众为敌，屠杀工人…以摧残革命之进行”。

曹、吴迷信武力万能，“袭战胜余威，凌残弱政府，视中央为管辖区域，等府院为管辖机关”。

直军东征西战，四面树敌，使全国掀起反直浪潮。尤其是曹锟贿选总统一事，更加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在曹锟贿选成功时，已有“满天风云”的样子。

孙中山于10月9日通电全国宣言讨曹，并致电张作霖、段祺瑞、卢永祥同时举事。10日，上海、杭州、芜湖等地市民举行反直大游行。

卢永祥于12日通电宣告停止与北洋政府的公文往来，并表示不承认曹为总统。没有参加贿选的议员，同黎元洪派的政客麇集杭州、上海两地，大有在杭州另组政府、以卢永祥为反直运动中心的意图。

在散发的一些传单中，还有“下半旗，计曹锟，诛猪仔，惩政客，打倒万恶军阀”一类的言词。

直系领袖曹锟的势力全在吴佩孚的支持，而吴佩孚的潜势力，“全在他取得一部分舆论的同情；自吴氏将顺驱黎贿选以来，他所取得舆论的潜势力已经完全毁灭了。他必定失败，已经很明白，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吴佩孚后来在总结失败经验时也认识到这一点。

他说：

（民国）十三年（1924年）之役，我们在军事上并未失败。只因曹大帅的一般势力干部要想攀龙附凤，希荣固宠，一定要拥护曹大帅做总统，于是贿买议员选举总统。到总统选举成功了，而贿选罪名也确定了。

直系政权的黑暗以及吴佩孚的政治野心是促使粤、皖、奉反直“三角同盟”的形成和奉、皖、国民军与西南军人大联合的主要原因，从而造成最后以军事力量击败直系的基本势力。

在直系内部，则形成了反吴“小三角联盟”。

冯玉祥与吴佩孚一贯不和，孙传芳与齐燮元对此袖手旁观，河南的寇英杰倾向奉方，热河的王怀庆无心助吴，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对吴夺去其师长一职心怀不满。

直系高级将领们离心离德，最终形成冯玉祥、胡景翼、王承斌为代表的反吴联盟。直系内部的四分五裂及吴氏的众叛亲离，极大地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4、后勤上的被动

从经济因素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直系在财政经济上陷入严重困难境地，战争时间又比较长，打了50来天，直系失去了解决军费问题的能力。

曹氏家族的家产达数千万，曹锟拥有5000万元，曹鍈拥有6000万元，曹锐拥有1200万元。但他们都不肯解私囊以充军饷。而直系的支出却又很大，仅曹锟贿选就花了1350万元，再加上地方实力派“把持路款，截留电政收入，予取予求”，税收方面，“各省解款，不再奉行”，直系在财政上已走到崩溃的边缘。

战争发动后，吴佩孚任命曹锐为军需总监，实际上就是想让曹氏弟兄大破悭囊来维持战费，但他们却一毛不拔。在关外作战气候寒冷，可直军犹身着单衣，影响了战斗力。直系所指望的对外债款，都因帝国主义各国之间的相互牵制以及能作为抵押品的均已抵押殆尽而不能成立。战争爆发后，“数十万之饥军”的“告急之电，如雪片之纷来”，以至于战场上的直军将士“苦于饷糈不足”而“不能打仗”。

吴佩孚本应该上前线指挥，但因军饷无着落，不得不在北京待了20多天以筹措军饷。当前线战事告急，吴匆匆赶赴榆关指挥战斗时，九门口天险已落入奉军之手。

在战争进入关键时刻，冯玉祥挥师倒戈，不能说与冯军极度缺乏军饷无关。冯军战前饷需积欠达11个月，在出征中叫苦连天。

王承斌、胡景翼、孙岳参与“北京政变”也同他们军费短缺有很大关系。直系的海军也因未领到军饷，将士缺乏斗志，不能有力地配合陆军。

5、冯玉祥的反叛

从外交因素看，直奉战争具有明显的国际背景。

英美支持直系，日本支持奉系。但英美对直系的支持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和政治上，而日本支持奉系却很有实际价值。

日本政府绝对不允许直系势力侵入它的势力范围。1924年10月13日，日本外相币原发表了对直奉战争严守中立的虚伪宣言，要求中国“严重考虑日本在满蒙一带的利益”。10月10日，日本军人、政党组织所谓“对支国民大会”，敦促日本政府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不与西方国家协调），以实力援奉。战争中，日本向奉军派有军事顾问，在奉军下级军官中，大约有1/4是日本军人。

日方还为奉军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情报、武器装备，日本的空军军官也被奉军聘请过来予以协助。日本飞行师铃木曾经参加吴佩孚的飞行队，他回国时，遭到了帝国主义分子的砍杀，遍体鳞伤，幸亏警察解救，才得保全性命。战争刚爆发时，日本关东军早已决定，如果奉败直胜，就对东北实行军事占领。即使直系打出关外，随之而来的也将是外交上的突发事件。

当然，直系的失败也同战略部署的不当有关。吴佩孚由于军饷不济，难以持久，急于速战速决，仍沿用第一次直奉战争的打法——“夜战”、“闪电战”。求胜心切造成战略战术的连连失误。吴佩孚将重兵及精锐部队用于东线榆关一带，而西线的力量太弱，又非能战之师。奉军在西线首先得手，就可以抽西线兵力用于东线，同直军在东线决战。加之奉军拥有优良的武器装备，就使得直军无法突破奉军防线。

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热河一路的总司令也是一大失误。对于冯玉祥将有异心，直系很多人已察觉到，并提醒过吴佩孚：“冯不可靠。”

但吴认为：

“我也料他不可靠，故而派他一路冷门，赴热河入奉一路。我想他还不敢倒戈。”

但结果真如大家提醒的那样，冯玉祥回师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致使奉军张宗昌部由长城入关，与冯军会合，夹击直军，最终导致全局溃败。吴佩孚为筹措军费，留在北京，遥控指挥前线作战，自然不可能全面、真实地了解战事的发展。另外，被动地调兵遣将，毫无希望地去增援那些已经失掉阵地的部队，这对于扭转战局作用不大。

从奉军方面来看，他们有较新式的大炮、飞机，部队通过整训，战斗力有很大提高，而且在政治、经济、外交上都较直军处于优势地位。即使在精神上，奉军士气高昂，军队素质优于直军。在江浙战争中，虽然直系获胜，但它使直系在军需、财政、人员上消耗甚大，有伤元气，以至于南方的萧耀南、孙传芳、齐燮元不能及时增援北方战事。

总之，直系实行“武力统一”政策，树敌甚多，民怨沸腾，最终决定了失败的命运。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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