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岂之：白寿彝先生与侯外庐先生的学术友谊

△ 1980年代，张岂之探望侯外庐

史学界的朋友都知道，白先生与侯先生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上有相近的观点。这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学术友谊的结晶。

外庐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用整整10年的时间翻译马克思的《资本论》，奠定了他研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坚实基础。寿彝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已显示出出众的史学才华，他是回族同胞，关注中国通史中民族史的研究，在中国史学史、中外交通史、疆域史研究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资料。

白先生与侯先生的各自所长，在20世纪的一个最重要的年代，即1949年终于在北京会合。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侯外庐先生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白先生是历史系教授，他们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来讨论史学理论问题。早在1947年春夏之交，外庐先生已着手研究两汉时期的中国社会和思想，1949年在北师大与白寿彝先生等共同研究关于此问题的初稿。在他们的相互切磋中，以侯外庐先生署名的《汉代社会绪论》单行本于195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外庐先生很重视这本书，他说：“在秦汉史研究中，我接触到中国封建社会史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封建制法典化、土地国有制、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农民战争的特点等。”这本书可以看做是白先生与侯先生学术友谊的第一个结合点。白先生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封建社会史进行研究，大约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1954年侯外庐先生主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二所的工作，白先生被聘为该所兼职研究员，这时他们有了比过去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

1957年白先生参加侯外庐先生主持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撰述。后来，外庐先生在其回忆录《韧的追求》一书这样记述：“（《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参加合作诸君，除青年同志外，当时都已是学界名家。他们各自的学术成就，都已经能够独立营造大厦，但是，1957～1959年，他们拿出自己成熟的精品赋予第四卷的结构中。如果说第四卷有什么特点的话，我想，首先便是众家之长的荟萃。白寿彝同志对史学史和史学思想的研究有许多独立自得的成果，杨向奎同志对道教思想的研究也非常精细独到。《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得寿彝著刘知幾、马端临两章，得向奎为道教章奠定基石，全卷为之增色。”

这里我想特别提到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绪论，即关于社会史部分，其中论述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过渡中的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地主阶级统治形式的变化、等级制度的再编制等，外庐先生已形成系统的理论观点，他多次与白寿彝、韩国磐等先生讨论，最后才形成定稿。正是这个时候，白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若干理论观点，才趋于成熟。

“文革”开始以后，外庐先生受到诬陷。在外庐先生最困难、心情最痛苦的时候，白先生不顾个人安危，经常探望外庐先生，给外庐先生以很大的精神安慰。“文革”结束前一年，我在外庐先生家住了10个月，帮他整理一些文稿，我亲眼看到外庐先生和白先生交谈的情况。他们谈形势、谈史学研究、谈未来设想，充满信心。

外庐先生强调研究中国思想史必须贯通，自古至今，社会史理论与思想史分析力求融为一体。白先生则强调研究中国史学史也要力求做到古今贯通，这样才能提炼出使人不忘的史学理论。白先生认为，中国史学史就是一部有中国特点的史学理论史，因此，研究中国史学史，必须研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通史。

1987年9月侯外庐先生病逝，我去北师大拜访白先生，他对我说：“外庐同志对中国史学研究贡献很大，你一定要组织几篇有分量的纪念外庐同志的文章。”后来白先生又托史念海先生和瞿林东教授给我捎话，希望在西北大学成立侯外庐史学研究室，并说，外庐先生还有一些新观点尚未充分展开，年轻的学者有责任在这方面下工夫研究，特别是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的同志要带头做好。白先生的这些嘱托我是铭记于心，努力去做的。

总起来说，白先生和外庐先生有近四十年的友谊，他们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在史学的两门专门史上，即中国思想史和中国史学史上作出了很大贡献。两位前辈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以下我想举例说明白先生和侯先生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基本观点，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不是一般朋友，而是具有相同史观和史学理论的同志和同行。

例一：首先要提到外庐先生的《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原名《中国古典社会史论》，于1941年开始撰述，1947年出版，1955年按照白寿彝先生的建议，将书名改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出版，由14篇论文组成。白先生在其多卷本《中国史学史》一书中，对《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进行了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部书是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工作中富有创见的书，提出并阐述了不少有关的重大历史问题，是作者史学著作中的代表作，也可以说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初步建立时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工作趋向发展的一个标志”。

外庐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一书中认为，中国的奴隶社会开始于殷末周初，详细论述了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与古希腊不同，由于氏族王公的旧邦维新路线，不但把土地转为王侯所有，而氏族公社也被保留下来。这种状况使汉代以后封建制度保留了氏族土地所有制的残余，产生了豪族地主。

关于豪族，白寿彝先生在外庐先生研究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研究。1987年他关于西汉时期地主阶级的一篇谈话里，这样阐述他的观点：“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氏族社会解体后，以血缘关系为单位的社会结构转化为地缘单位，地缘关系取代了血缘关系。中国的氏族社会解体后，地缘关系得到了不断的发展，但地缘关系一直不能完全取代血缘关系，而是血缘关系跟地缘关系结合起来，形成一种顽固的联盟。这跟中古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迟滞，可能有密切的关系，很值得我们研究。豪族也罢，世家也好，在一定意义上，都可能是血缘关系跟地缘关系密切结合的产物。深入地探索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白寿彝先生的这个观点曾在多处阐述过。

例二：这里要提到外庐先生的《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一书。1954年外庐先生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长文《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提出了封建土地国有制的论点。接着又写了几篇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史的论文。外庐先生说：“后来，白寿彝等同志积极建议并促使我把这方面的论文汇集成册，于1979年出版了《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一书。这本书与《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相比，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显得薄弱一些，但它仍能反映我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观点，不失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的姊妹篇。”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国有的问题，白先生基本赞同，也有补充。1984年3月《中国通史》多卷本的编撰工作开始启动，参与专家已基本确定，此时白先生作了关于编撰工作的第一次讲话。在此讲话中，关于封建社会的发展，白先生引用了外庐先生经常引用的《资本论》中的一段话（见《资本论》中译本第3卷第891页），即关于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劳动者身份和赋税制度时，马克思说：“在这里，国家就是最高的地主。在这里，主权就是在全国范围内集中的土地所有权。因此那时就没有土地的私有权，虽然存在着对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白先生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皇权就是最高的地主，不承认这一点，就难以理解中国封建社会的实质。但是，在《中国通史》多卷本中没有直接使用“土地国有”这样的词，而用“封建等级的所有制”来表述，这在理论上是根据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说“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白先生认为，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着眼，把“封建的所有制”与“等级的所有制”等同起来使用，是可以成立的。

例三：关于中国社会史分期的法典化问题。这个问题最初是外庐先生提出并加以论断的。所谓法典化标准，就是以体系化的制度形式作为判断社会形态的标准，具体言之，看历史上的社会分期，不能不研究一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基础，还必须从当时的上层建筑如政治和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整体的分析。外庐先生这样归纳他的观点：“我把中国封建制度发生到形成的过程，划在战国中叶至秦汉之际。具体一点说，就是从秦孝公时代进行的某些带封建性质的社会变革，经过秦的统一，到汉武帝的‘法度’，才真正开始了法典化的封建制度的表现形式。”

白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没有用“法典化”这样的词，但在历史分期上，他与外庐先生的看法比较接近。他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春秋战国，是中国中原地区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封建社会开始的绝对年代不好定。秦汉建立了封建制皇朝。”这里“封建社会开始的绝对年代不好定”几个字，包含着外庐先生“法典化标准”的要点。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从统治阶级层面看，白先生与外庐先生的看法基本一致。白先生认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里，皇权总是占第一位的。皇权是最大的地主，也是最高地主。……在皇权（王权）之下，地主阶级内部的上层，最有力量的，包含两类人：一类叫做‘世家’地主，这是《史记》《汉书》上的名词。世家地主包含皇族，即，皇家子孙封王侯的，他们是地主阶级里有权有势的集团。……‘世家’第二部分人是功勋地主、功臣，主要是武功、军功地主，也有文臣在里边。这两部分人：皇族地主和功勋地主，在两汉封王封侯的。这两种地主势力很大。”

白先生关于秦末陈胜、吴广起义的分析，关于秦朝统治十几年而亡的论述，以及关于西汉、东汉时期社会制度的分析，在关注经济基础的时候，同时从政治和法律制度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使这些论述形成一个整体，便于读者把握这段历史时期的要领，这是我们读白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分析时感受最深的一点。

白先生宽阔的历史视野值得我们后来者学习。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白先生始终关注民族史的研究，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侯外庐先生未能抽出时间对中国古代民族关系进行深入研究，这是令人遗憾的。白先生为多卷本《中国通史·导论》撰写的第一章《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为史学界提供了范本。在该文的结尾，白先生这样写道：“撰写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还是要把汉族的历史写好，因为汉族是主体民族。同时，也要把各民族的历史适当地作出安排，这是我们必须尽量克服的难点。这个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现在做这个工作，还只是初步的尝试，希望能得到有关方面的支持和教益，使这项工作能得到不断地完善和提高。”

总之，白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研究，是综合性研究，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梳理，这些成果贯穿于他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一书中。还要提到，关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地租形式以及农民战争的口号等，白先生和侯先生有相近的观点。

我们从白寿彝先生和侯外庐先生的学术友谊中可以看出，史学家要有朋友、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切磋，相互提高，在史学理论上有深厚的修养，这样才有创造性活力。史学家还要注意培养人，在培养中注意史学理论的训练，这样学术才有传承，在传承中创新发展。白先生和侯先生在这两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这些和他们的著作一样，是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节选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9年第00期）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