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传斌|论康熙朝朋党对当时政治影响

摘要：康熙时期的朋党主要有鳌拜党、明珠党、索额图党、皇子党等，由于康熙的高超的政治艺术，对朋党危害的清醒认识和高度防范，处置朋党问题也比较适当，因此，康熙朝虽有朋党的存在，但无激烈党争，亦无党祸。

关键词：康熙；朋党；党祸

古代官僚为私利而结成的宗派，习惯上被称为朋党。在中国历史上朋党现象一直存在，由此而引发的党争、党祸也是史不绝书，尤以东汉、中唐、北宋、晚明为烈。清朝史册上，“朋党”一词亦频频出现，雍正帝甚至为此专门写了篇《朋党论》，康熙帝在位期间，朋党问题也颇令这位圣主大伤脑筋。

康熙朝有朋党存在，学者大多认同，但是否有党争、党祸，意见则不尽一致，王桐龄先生否认康熙朝有党祸，他说“由来君权最盛时代无党祸，周之成康、西汉之文景......清之圣祖、高宗......无所谓党祸也。”［1］（P233）因而在其《中国历代党争史》一书中不谈这一时期的朋党问题；朱子彦等人则认为，“康熙朝党争频频出现，先有鳌拜结党擅权，后有索额图、明珠、余国柱、徐乾学等结纳朋党。官僚们各行其是，同类相引，异类相残，弊端丛生，对康熙一朝吏治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甚至对皇权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康熙末年又有储位之争，康熙诸子为了争夺皇位，分立门户，网罗党羽，使宗室王公、皇亲国戚、八旗与内阁的满汉大臣及一部分中小官僚士人甚至一些西洋传教士都卷进了这场斗争之中。”［2］徐洪兴在《朋党与中国政治》中亦认为康熙朝“索额图和明珠两派间的植党倾轧”是“比较明显、比较激烈的党争”；［3］王佩环的《试论康雍时期朋党之争及其危害》［4］、林乾的《论康熙时期的朋党及其对清初政治的影响》［5］两文都认为康熙朝存在党争，并对清初的政治造成很坏的影响。

那么康熙朝朋党对政治的影响究竟如何？他们的种种活动算不算激烈的党争，有没有由此引发严重的后果——党祸？

笔者认为康熙朝被称为朋党的虽然不少，但并没有激烈的党争，也没有造成所谓的党祸。下面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得出这个结论。

一、康熙朝的朋党事件及其后果

康熙朝的朋党事件主要是鳌拜党、明珠党、索额图党、皇子党，它们几乎与康熙帝在位时间相始终，但对当时的政治都没有造成特别恶劣的影响。

（一）鳌拜党

顺治帝去世时，遗命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共同辅政。四大臣中索尼病老，遏必隆党附鳌拜，苏克萨哈正直，故大权为鳌拜把持。史称他广植党羽，“相好者荐拔之，不相好者陷害之”，“文武各官，尽出伊门”［6］。

康熙五年，鳌拜下令在京畿圈换正白旗与镶黄旗的田庄，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和直吏、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上书反对，鳌拜认为他们是与苏克萨哈系一体之人，为排斥异己，将二人处以绞刑。同时因为反对圈换田庄被诛杀的还有巡抚王联登。

康熙六年，康熙下诏求直言，侍读熊赐履上万言书，陈时政之弊。鳌拜认为是弹劾他，入对时请求禁言官不得上书陈奏，并要求治熊赐履妄言之罪，意图钳制言论。这也是常被提及的鳌拜罪证之一。

对鳌拜的擅权跋扈，苏克萨哈十分反感，希望通过康熙亲政来改变这一局面。故他要求康熙亲政，并且主动交权，目的是让鳌拜也交出手中大权。此举令贪权的鳌拜十分愤怒，罗织二十四条罪状，强迫康熙皇帝同意将萨克萨哈及子孙多人处死。

康熙八年，康熙帝设计捉鳌拜，定鳌拜三十条大罪。其中最主要的是“结党专擅”。从史料上看，其弟穆里玛、侄塞本特、从子讷莫及大学士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玛尔赛、泰必图、济世、吴格塞、莫洛、白清额等皆其党羽，说其结党并非为诬陷之词。但我们找不到与之相争的另一党派，虽然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联登、户部尚书苏纳海同时因为反对圈换旗地被诛，四辅政大臣之一的苏克萨哈因不与鳌拜合作被杀，但后者并未结党，所以这些事件算不得党争，既算不得党争，也就称不上是党祸，只能说是鳌拜擅权的结果。

（二）明珠党与索额图党

明珠党与索额图党是相互对立的两党。《清史稿》上说：“索额图、明珠同柄朝政，互植私党。”［7］党附明珠者，有佛伦、余国柱等人；党附索额图者，有麻尔图、额库礼、温代、邵甘、佟宝、阿米达等人。

康熙二十七年，佥都御史郭王秀上疏弹劾明珠和大学士余国柱，疏中称：“明珠连结党羽，满洲则佛伦、格斯特及其族侄富拉塔、锡珠等，汉人之总揽者则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腹心。凡会议、会推皆佛伦、格斯特等把持，而国柱更为之囊，惟命是听......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互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并且指称“当佛伦为总宪时，排陷御史李时谦、吴震方”［8］。可见明珠等确有“结党营私”行为，但他们最多也只是排陷言官，且也是“以它事”，寻了对方的漏洞，而非明目张胆地进行打击，况且两言官并未参劾明珠等人，连报复都算不上。

在明珠与索额图之间，虽然二人均扶植自己的势力，但不是频频互相弹劾、攻讦，也不是无原则地反对另一方。三藩之乱时，索额图曾上疏要求诛杀主张撤藩之人，即明珠等人，但康熙一句话，索额图就不再多言。而且尽管索额图不赞成撤藩，但对平三藩尽心尽力，并未从中作梗。《啸亭杂录·索家奴》条载平三藩时，吴三桂派刺客前去行刺索额图，竟被索额图“批示军机，咸如身至其地，料理军书，竟夕不寐”所感动，放弃行刺，做了索额图忠心耿耿的家奴。正是因为索额图、明珠等人的尽心尽力，才取得了平三藩的胜利。

乾隆皇帝曾对明珠党有过评价，应当说较为公允。他说：“明珠在康熙年间身为大学士，柄用有年，乃竟不克自终，渐至植党营私，市恩通赂，势焰熏灼，物议沸腾......而确核明珠罪案，只在循利太深，结交太广，不能恪守官箴，要不至如明代之严嵩、温体仁辈窃弄威福，竟敢阴排异己，陷害忠良，举朝侧目而莫可谁何也。”［9］可见明珠实际有过而无罪，这也是康熙对他只是降职不再重用，而并未严惩的原因。

以上足以说明，明珠结党，并未造成严重后果。

索额图因是康熙太子胤礽的外公，与皇太子关系密切，康熙认为他对胤礽的纵容怂恿，使太子野心膨胀，威胁到康熙自身的地位，所以说过“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的话，但观所列罪状，也不过是“议论国事，结党妄行”［10］，如果造成宫廷政变或局势动荡，应该算党祸，但事实上没有，说明索额图党对有当朝政治有一定影响，但未造成严重后果，故亦称不上党祸。

（三）高士奇党

康熙帝为笼络汉族士人，缓和满汉矛盾，重用高士奇、徐乾学、王鸿绪等一批学问优长的汉族官员，这些人多是南方人。因地域的关系，加之与满族官员抗衡的需要，他们关系较为亲密，被称为南党。

高士奇官职并不是很高，只是少詹士，但因入值南书房，“康熙中谕旨，皆其拟进”，为康熙所欣赏、信任，所以“权势赫奕一时”［11］。皇帝身边的红人，徐乾学为吏部尚书，投靠、巴结、贿赂者自然不少，所以当时有“九天供赋归东海（徐乾学），万国金珠献澹人（高士奇）”之谣。［12］

康熙二十八年，高士奇与原任左都御史王鸿绪被弹劾“植党为奸”，给事中何楷、修撰陈元龙、编修王顼龄、徐乾学兄弟被指为同党。关于此次弹劾，内中情由比较复杂，大概有南党内部为争宠而倾陷的因素。康熙帝洞悉内情后，很反感这种行为，说“汉人相倾，可恶已极”［13］，这些人被全部免职，但以后对高士奇等人又重新起用。可见高士奇等确实有营私行为，但同样没有对立党派，虽被攻讦，但也没有激烈的党争，更没有造成党祸。

一种观点认为高属明珠党，对立派当为索额图党，但并没有资料表明高与索额图党的对立，而且有观点认为高士奇原是索额图家人，索额图将他推荐给康熙，［14］所记未必属实，但可说明二人并无明显对立。

也有观点认为高、徐、王皆南方汉人，以他们为首结成南方派，与明珠为首的满汉大臣相抗衡，但既然高、徐、王等会被认为是明珠同党，说明他们之间也没有激烈斗争。

对这起党争，乾隆四十三年修国史时曾有定论：“夫王鸿绪、高士奇与明珠、徐乾学诸人，当时互为党援，交通营纳，众所共知。如郭王秀所劾诸事并不为枉......然即以诸人事迹而论，虽有交结纳贿之私，亦止于暗为关照，不至势焰熏灼，生杀擅专，如前明严嵩辈之奸肆蠹国、陷害正人，此亦人所共知也。”［15］这种评介，应该说相当客观。

（四）皇子党

康熙皇子众多，且多聪明有才，这是康熙注重对皇子教育的结果。但不想这些雄才大略的皇子们竟导演出一场争夺储位的闹剧。康熙晚年，由于皇太子胤礻乃被废，诸皇子为争夺储君之位，分门别户，各自结交朝野大臣，形成太子党、八子党和四子党。

太子党是以太子胤礽为中心形成的党羽，其党初有索额图，后亦有众多追随大臣。胤礽大概深知兄弟觊觎之心，故有提前登上帝位的企图。按康熙的做法，他“鸠聚党与，窥伺朕躬起居动作”，使康熙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慎不宁”［16］，故于康熙四十七年将他废黜。但第二年又恢复了胤礽的太子地位。与此同时，康熙对胤礽严加防范，五十年，对与胤礽结党会饮的步军统领托合齐，尚书耿额、齐世武，都统鄂缮、迓图，都加以严惩。在康熙五十一年以“秉性凶残，与恶劣小人结党”的理由将胤礽又一次废黜。［17］胤礽的废而复立，立而复废，确实令这一时期的政局有些紊乱。但太子允礽所争的只是帝位，主要活动也止于结党、暗通消息，让人向皇帝进言，并未对康熙帝本人和兄弟下手，所以没有党争的性质。他的失败也算不上党祸。

皇八子党包括八子胤禩、九子胤禟、十四子胤禵、十五子，户部尚书王鸿绪等人，党羽众多。八子聪明有才干，满族本无立嫡立长制，所以被人看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也不能凡支持者就认为是结党。在废除太子后，康熙帝曾下谕：“诸皇子中如有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所不宥。”［18］因而皇八子允禩谋立活动，令康熙十分反感。故将他拘捕，交议政大臣议罪，削除贝勒封号。八子虽对太子暗藏杀机，也可能在康熙帝面前说太子的坏话，但没能真正实施陷害。

四子党以拥立胤禛为目标，主要有尚书隆科多、内大臣费扬古等人。胤禛深藏不露，只在暗中活动，无倾轧之举。故博得康熙的信任，病重时得以陪侍身边，临终委以大统。

这里还该提到康熙长子允褆，他曾以巫术害太子，并对康熙说如若诛胤褆不必父皇动手的话，不过，他似乎无同盟者，亦未酿成大祸。

可见，诸皇子结交重臣，希望影响康熙的建储决定，但都没得逞，有人说胤禛是靠朋党登上帝位，笔者以为，如胤禛不结党，未必就不能取得帝位。所以，在康熙一朝，虽然皇子们兄弟阋墙，反目成仇，父子反目，但这种斗争并未影响到国家事务，所以也算不得党祸。

康熙朝平三藩，收台湾、打噶尔丹等巩固国家统一的战争都是在有朋党存在的情况下进行的，但这些重大国事无一受到朋党的影响，足以说明康熙朝有朋党，但无激烈党争，亦无党祸。

二、有朋党未必有党祸

朋党是君主集权的产物，同时也是官僚制度不可避免的痼疾，君主对臣子有生杀予夺大权，为保命、升迁，为个人私利，臣子难免不结党。有权有势的官员，总有级别低的官吏去巴结、逢迎，形成松散的小集团。另外，晚明结党之习对清初亦有一定影响。所以尽管康熙是圣主明君，亦不能杜绝朋党发生之可能。但有朋党，未必有党祸。康熙朝之所以朋党事件频频，而无党祸，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一）康熙时期皇权高度集中

朋党势力的盛衰和皇权的强弱有密切关系，皇权强大时，朋党势力就会受到打击和抑制，皇权衰弱时，朋党活动就比较猖獗。正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一》中所言：“是以明主在上，度德而叙位，量能而授官，有功者赏，有罪者刑，奸不能惑，佞不能移。夫如是，则朋党何自而生哉！彼昏主则不然。明不能烛，强不能断，邪正并进，毁誉交至，取舍不在于己，威福潜移于人。于是馋慝得志而朋党之议兴焉。”［19］康熙亲政以后，处理朝政，制定政策，官吏升迁，从不为臣子所左右，而一旦决定了的事情，臣子也不敢掣肘。历代重大党祸都发生在幼主或昏君执政时期，如臣子不能左右君主，那么一党对另一党的攻讦、陷害就很难奏效，所以即使对立的朋党双方互相衔恨，也不敢轻举妄动，而据实揭发对方，反而起到互相监督的作用，有利于政治的清明。

（二）康熙帝对朋党危害的清醒认识和高度警惕

明代党争激烈，是政治动荡原因之一，清承明祚，可谓殷鉴不远，故康熙对朋党的危害认识颇深。因此他不断告诫臣子不可结党。如《康熙政要·鉴戒》载康熙十六年谕：“人臣服官，唯当靖共匪懈，一意奉公，如或分立门户，私植党与，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尔百臣工，理宜痛戒。”《清国史·索额图列传》载康熙十八年谕：“尔等宜洗涤肺肠，公忠自矢。且自任用以来家计颇已饶裕，乃全无为国报效之心，朋比徇私，朕闻之已久，犹望悛改，未令议罪······若事情发觉，国法具在，决不贷囿。”《清史稿》记康熙三十年十一月谕“近来交争私怨，纠结不已，颇有党同伐异之习，岂欲酿明季门户之祸耶？其各蠲私忿，共矢公忠。有怙终者，朕必穷治之。”［20］可谓谆谆告诫，以惕臣心。

（三）康熙对朋党处置适当

康熙帝能够操纵朋党，而不是被朋党所左右。双方互相攻讦时，康熙提出警告，对有事实依据的弹劾也能恰当处理，使朋党双方的打击报复鲜难得逞。康熙对朋党事件的处理，宽严不同。对威胁其自身地位的鳌拜、索额图、允礻乃等加以禁锢，对党附鳌拜者如班布尔善等，多处以死刑，以儆效尤，对不威胁其地位的高士奇、王鸿绪等则加以宽贷，只令休致回籍了事。恰当的处分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相对稳定，没有因为内讧而影响统一大业。

（四）清代士风所决定

清代君主集权达到极致，士风不同明代，臣子大多明哲保身。王桐龄在《中国历代党争史》中对这一问题谈得比较透彻，他说：“清室以满洲民族入主中国，对于本地旧来主人翁之汉民族，先天上既有隔阂之势，又用狭义之程朱道学为儒教之正轨，牢笼一般汉民族心理，以消磨其跋扈枭雄之气。又用八股文章、律诗、律赋、小楷取士，......。其结果率天下之人趋于乡愿，无论对于国家、对于社会，皆以‘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唯一不二持身涉世之格言，无一特立独行敢为破格之举者，故有清一代无党祸发生之机会。”［1］（P213）

总之，康熙朝虽一直有朋党存在，但由于皇帝防范严，处置得当，并无激烈的党争和党祸发生，否则，也不会有康乾盛世了。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