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诺奖得主安妮：离婚后养成口袋里放避孕套习惯，再不想傍男人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埃尔诺·安妮，1940年出生于法国诺曼底普通家庭，父母经营杂货店和咖啡馆。

在她之前，有一个姐姐7岁时夭折了，她成为家中的独女。安妮如今的人生，可以说是父母托举、文学天分和个人努力三方结合的结果。

埃尔诺的父母，有明确的“摆脱贫困与实现阶层跨越”的目标。 她在书里写道：父亲是一个严肃而认真的人，勤力工作，不懒惰也不酗酒，更不爱花钱。 他是厂里第一个买自行车的人，每周都有存款。

母亲同样不甘平凡与贫困，夫妻俩努力打拼下一家杂货店兼咖啡馆，培养女儿考上好大学。

1958年的法国，性教育乏善可陈，所有人都羞于谈性。 如果女孩在出嫁前跟人睡了，谁都会鄙视她，谁都不会要她。未婚母亲和犯罪男人处于同一鄙视链。

18岁的安妮就在这样的时代意外怀孕了。在1985年法国废除反堕胎法案之前，一个意外怀孕的女孩，如果自己堕胎，法律会把她关进社会的铁牢笼；

如果选择生下孩子，男人的那颗精子就像一颗子弹，足以将她的人生击得粉碎。

安妮向外界求助时，遇到的却是一堆自私、冷酷的男人： 一向宣称自己思想开放的男同学，只想和她发生关系；

嘴上说着帮忙的男医生，给她开了保胎药让她回去休息； 往日甜言蜜语的男友将她冷在一旁，仿佛一切与自己无关……

在社会规则的铁拳下，她不想让这个孩子毁了自己。她尝试剧烈运动，把细长的铁签伸进自己的身体，去黑诊所求取帮助，让粗大的东西在腹腔中乱捣……

安妮是幸运的，她顺利考入大学、嫁人。 她住在大城市的房子里，背负20年的沉重贷款，仅靠丈夫一个人的收入远远不够； 丈夫的原生家庭条件很好，但公婆不会提供任何精神和物质上的帮助。

随着孩子的到来，类似闲逛、看一场电影等享乐消失殆尽。 工作占了她醒着时间的三分之二，包括带娃在内的家务占三分之一：准备早餐，孩子们的衣服，要洗的内裤、午饭、购物、儿科医生、长子的柔道课和次子的陶艺课，邮局……

她甚至连读书的时间都没有，写作梦想更加想都别想。 那个娶了她的男人，往日思想自由的大学生，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丈夫、一位父亲和一个极度自恋的大男子主义者。

“我对什么都没有概念了，我不再试图解释我的生活，甚至在这个年龄死去也是可以接受的！”她在日记里写道。

45岁那年，她选择离婚。卖掉和前夫一起购买的房子、家具，在物质上一无所有。 虽然刚开始过得紧巴巴，但却非常酸爽：她再也不用在乎是否要取悦于他人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安妮只有一个信念——“我只有一次生命，在出生和死亡之间，多为自己活一天，都是赚的！”

乳房里的癌症、因化疗掉光了的头发，疾病带来的每一次疼痛，都在提醒她且行且珍惜。 她的前夫在远方，成年的儿子住在别处，她有一个情夫，生活无拘无束。

人不应该是插在花瓶里供人观赏的静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随风起舞的韵律；生命不是安排，而是追求。 戒掉一切流行的道德词语，改用快乐的标准衡量自己的行为，她成为了自己的女王： 她不再是一个养育者，购物时不再需要小推车，一个小筐就够了。

她不再是一个妻子、不再是一个母亲，家务轻松多了，想吃饭在膝盖上放一个托盘就完成了。 她可以尽善尽美地满足自己的欲望，除了工作之外，她可以读书、看电影、打电话、写情书和谈私情。

她在浴室的镜子里观察自己的裸体； 她养成了在口袋里放一个避孕套的习惯，再也不想傍住一个男人。

50年前，她被社会视为放荡不知羞耻的堕胎女； 40年前，她是被周围人打上“可怜可惜”的离婚女人； 30年前，人们针对小她30岁的各色情人指指点点……

世间纷纷扰扰，乱七八糟，她却不为所动。她说：“我为写作而活！”

伍尔芙说过：“当我搜索枯肠时，我发觉去做什么人的伴侣、什么人的同等人，以及影响世界使之达到更高的境界等等，我并没有感到什么崇高可言。我只要简短而平凡地说一句，一个人能使自己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安妮正是这样的人：她掌控自己的命运，使自己成为自己，成为灯塔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