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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解体：危机的国际根源

在当今世界格局下，全球化解体带来的危机犹如一场风暴，席卷着各个国家。这一危机的主要推动者是美国及西方国家。曾经在全球化进程中收获颇丰的他们，随着中国产业资本的崛起以及贸易盈余带来的金融力量增长，深感自身利益受到挑战。

美国和西方资本集团，涵盖金融、产业、科技等领域，原本在全球化中享受着高额收益。然而中国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这一格局。于是，他们企图改变现有的全球化态势，对由自己主导建立的 WTO 等全球贸易规则进行调整。在中美矛盾这一全球重要矛盾关系中，美国作为主要矛盾方面，主动挑起一系列冲突，如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甚至生物战等，中国则多处于应对状态。

西方对中国的指责，如声称中国产能过剩导致世界秩序混乱，实则是本末倒置。历史上，西方自身早期的生产过剩曾引发战争，战后工业恢复过程中又出现恶性竞争，进而将产业向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后发国家转移，最终导致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过剩。

中国的过剩只是资本主义产业资本阶段全面过剩的一部分，并非世界秩序混乱的根源。全球化解体所引发的国际规则破坏、生产过剩等一系列危困局面，是各国都需要面对的复杂挑战，中国也不例外。

国内困境：多因素交织的困局

（一）输入型通缩与供给侧改革

自 2014 年美国停止量化宽松后，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价格下跌，中国面临输入型通缩。当时，虽承认经济 L 型下滑，但采取的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顺周期思路，如去产能、去库存等举措，不利于逆周期调节。这一时期，政策应对未能有效缓解通缩压力，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经济下滑趋势。

（二）工农金融过剩并发

长期以工业化方式改造农业，致使农业在 2017 年出现结构性过剩，随后出台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工业领域过剩早已存在，大量增发货币又引发金融业过剩。三大供给侧改革对应的工业、农业、金融过剩问题相互交织，严重影响经济健康发展。

（三）外部冲击与内部政策叠加影响

2018 年美国发动贸易战，极大削弱中国出口。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打乱供应链，使得原本的通货紧缩问题在内外需双重压力下进一步恶化，国内经济秩序陷入混乱。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逆周期调节政策，未能将过剩投资引导至合适方向，如国内大循环战略虽已提出，但相关方针路线和政策措施尚不完善，生态化转型也缺乏有力的政策法规支持。

（四）房地产危机：透支与泡沫

2015 年金融放开，外汇强制结售汇制度调整，在实体经济不景气、输入型通缩背景下，大量资金从实体流入股市，造成股市大幅波动，蒸发巨额资金。2016 年资金又涌入房市，房地产与金融深度结合，形成泡沫化的虚拟化高增长。地产资本金融化，借贷大量涌入，房地产扩张远超刚需，满足的多为投机需求。

这不仅导致房价虚涨，还使众多家庭为购房掏空积蓄，严重透支社会消费能力，甚至向四五线城市及乡镇蔓延，造成大量商品房过剩和烂尾楼现象，消费刺激政策也难以奏效。

内外叠加：危机的综合呈现

当前中国面临的并非单一的国内或国际危机，而是两者叠加而成的复杂困局。国际上全球化解体带来的规则变动、贸易摩擦等挑战，与国内房地产严重透支、工农金融过剩等问题相互作用。

全球危机影响中国的外部经济环境，如贸易受阻、国际资本流动波动等；国内危机则削弱经济内生动力，影响消费、投资等环节。这种内外因素的交织，使得危机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远超单一因素危机，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也增加了解决危机的难度。

应对之策：战略转型与冷静思考

面对如此复杂的内外叠加危机，中国需将重大国家战略作为核心政策导向。不能仅仅依赖传统的政策工具，而应从战略高度出发，深入推进国内大循环战略的实施，完善相关政策体系，引导过剩产能向国内市场合理转移。

在生态化转型方面，要加快制定和完善有利于绿色增长转型的法规制度，推动金融服务于生态化建设，抑制资本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对于房地产危机，要在稳定市场的基础上，调整房地产发展模式，使其回归居住属性，逐步化解过剩库存，缓解社会消费透支压力。

同时，在国际舞台上，要积极应对全球化解体带来的挑战，通过多边合作、自主创新等方式，提升中国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竞争力和话语权，以冷静、全面的战略思维应对这场内外因素交织的重大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