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鲁三像：异国病人、新闻主角、政治符号

最早知道何鲁和他的故事，是苏精教授在《西医来华十记》中提到，一个名叫“Hoo Loo”的32岁中国男青年怀着崇敬带着一个重达56磅的巨瘤来到伦敦盖伊医院求医问诊，却不幸死在手术台上。书中所配1831年4月16日《柳叶刀》（The Lancet）刊载的长着巨大肿瘤的何鲁像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但不到800字的篇幅却不能满足读者的好奇心。一个不谙英语的中国农民如何能顺利搭乘东印度公司商船抵达伦敦去治疗自己的巨瘤，其在盖伊医院手术的具体过程、死因如何，他的死在英国社会、医疗界有何影响，这台手术在中西医疗史上的意义，等等，这些萦绕在读者脑海中的问题，如今都在高晞教授《何鲁之死——1831年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以下简称《何鲁之死》）中找到了答案。

微观史学的典范

近10年来，越来越多的历史研究把视线投向特定时间和空间内的个人和小的社会群体，诸如鲁西奇笔下的喜、罗新笔下的王钟儿、周绚隆笔下的侯岐曾、程美宝笔下的黄东（黄遏东）、沈艾娣笔下的刘大鹏、刘平笔下的陈伯琴，历史学家对这些历史大势中的平凡个体细致而微观的研究达到了见微而知著的效果。

何鲁与这些历史人物同又不同。同是指他们都是宏大历史叙事中的小人物。不同的是，这些小人物或多或少地留下了一定数量的“自我文献”和出土的一手文献，给作者以充分的研究与写作空间，多者如皇皇28册约350万字的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乔志强教授校注本近50万字）、六七万字的《侯岐曾日记》，少者如53支550字的秦简《编年记》（在每年秦国大事之下记录喜的个人及家庭要事）、700余字的《魏故比丘尼统慈庆墓志铭》，同样是来过伦敦的黄东（Whang Tong），“布莱克档案”中的植物绘画作品留下了其清晰的中英文笔迹、图注，以及那幅著名画家雷诺兹（Joshua Reynolds）为其绘画的肖像；但何鲁更是“一位极不起眼的小人物”，没有留下任何一手的“自我文献”，勉强清楚的只有其国籍、籍贯和大致的年龄。

然而，这并没有妨碍高晞教授以东印度公司档案、英国的医学报告、媒体报道、政治漫画、画像和博物馆展览为基本史料，从这些浩瀚的西文史料中为我们剥茧抽丝，细致勾勒出何鲁从澳门到盖伊医院，再到手术台上治疗巨瘤，以及不幸丧命后其形象在英国舆论空间和政治领域传播的全景过程，同时配有48幅珍稀历史图片，描绘了何鲁作为中国病人、新闻主角、政治符号的三种形象，将其置于19世纪欧洲外科学生态环境，考察东西方医学的真实差异，为读者展现了何鲁事件的鲜活场域和广泛影响。就像作者所说“从1828年何鲁走进澳门郭雷枢眼科医院至2018年新西兰旧书网站拍卖凯医生的签名书，这意味着何鲁西行就不是一场简单的‘外科之旅’，而是一段值得书写的全球微观史”。

跨洋而来的中国患者

19世纪初，中西医学交流处于发轫阶段。何鲁所患的阴囊象皮病（scrotal elephantiasis）即现代医学术语中的淋巴丝虫病（Lymphatic filariasis），是一例难得且有价值的案例。澳门眼科医院医生郭雷枢想通过慈善行为改善西方人在中国人心中的形象，以此获得中国人的尊敬，改变他们认为洋人是蛮夷的偏见。他说服东印度公司相信西医有可能成为改善中外关系的润滑剂，给东印度公司的商业贸易创造利润，赞助了何鲁的旅行费用。作者穷尽史料，详述了何鲁搭乘的“阿索尔公爵夫人号”帆船此行的详细信息，包括航行日志、乘客信息等，发现了何鲁能顺利抵达，是因为有东印度公司助理船医、广东眼科医院的考克斯（Cox）陪同，否则无法想象一个不懂外语、身长巨瘤、从未有远行经验的中国病人是如何度过这漫长无聊的三个月海上航路。

1831年的英国乃至欧洲医生还都不了解阴囊象皮病的病因，这为何鲁悲剧的发生埋下了注脚。库珀医生和其团队视这次手术为一项医学挑战和突破，他们试图通过该案例扩展外科知识，并为后世留下深刻的医学遗产。在何鲁出发前，虽然盖伊医院已经收到郭雷枢托人送来的何鲁模型和考克斯撰写的病情报告，主治医生库珀对何鲁的到来也有所准备，但是也没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案，虽然手术台前挤满10多位盖伊医院和伦敦地区的重量级医生，但手术过程一波三折，其结果完全超出了医生的预期。《柳叶刀》上的论文准确而专业地描述手术的实际过程，“（手术）持续了一小时四十四分钟，手术结果远远超出术前最坏预想。患者在术中共发生两次意识丧失”，采取了“按摩四肢保温；心前区保暖；向胃内灌入白兰地和水；向患者输血6盎司以及进行人工呼吸”等措施后，何鲁死亡。

王晴佳认为情感史研究与当代史学发展关系紧密，其一就是“扩大历史研究的领域，在理性和感性的双重层面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加以深入的分析”，“在常见的历史事件、现象中，考察情感的作用及其影响”。高晞教授尝试从《柳叶刀》的报告中发现一些情感元素。比如，报告的作者对何鲁在手术中表现出的非凡勇气和坚韧意志表示敬佩，认为这是“外科学史少见的事例”；再如，报告的作者回忆了何鲁生前的个性，他是一个性格和蔼的人，“当他思考时，会显得些许忧郁；其他时候，他是非常开朗与和善的”。好性格的何鲁在路克病房受到医生和护士的特别照顾。在闻知他去世的消息后，修女们和同病房的室友，都流下了眼泪，对他的遭遇倍感同情。此类充满人性化的文字描述与科学家在实验过程必须保持冷静理性的标准并不相符。高晞进而认为“至少说明何鲁的个人品性和他对盖伊医院的信心感染了医生，他的死最终激发了手术医生的悲悯之心”。

解剖剧场中的新闻主角

解剖剧场起源于16世纪的意大利，是文艺复兴后期延续下来的城市市民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在19世纪初的伦敦，外科医生和教授在解剖剧场内进行外科手术时，也往往会对社会开放。此时，躺在解剖学剧场手术台的对象已由死尸变为活人，持票入场的观众就是为了观赏医生如何玩弄手术技巧。在现代社会看来，这种娱乐行为可以说残忍、无聊、怪诞、乃至愚蠢，完全经不起逻辑的推敲。但是，考虑到何鲁进行手术的时代西方人的医疗知识水平、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此时工业革命的兴起给英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城市生活日益丰富，而医学上麻醉术、消毒术都未发明，输血术也不完善，观众可以从被皮带绑缚在手术台的病人的惊恐神情和绝望的呼叫中获取某种快感，刺激而血腥的外科手术就演变成都市市民的一种特殊的娱乐生活，这满足了他们标榜自己与众不同、追求时髦的心理，以至于“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观摩外科手术成为市民进行自我炫耀、标榜自己超凡脱俗的谈资。而且，19世纪初中国和英国之间的空间距离，使得一个来自遥远东方的、长着一个巨型肿瘤的中国人出现在英国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社会新闻，观摩长着巨瘤的东方人手术更容易产生“奇”的效果，给英国人观赏奇闻异趣的对象带来新奇感，满足感官和精神上的需求。以至于盖伊医院不得已两次修改何鲁的手术安排，调整时间和场所，就是为了充分满足专业人士（医生、医学生和科学家）和公众的好奇心。手术当天“虽然这个解剖学剧场能容纳近1000人，但在大门打开的两分钟内，每个角落都挤满了人”。所以，当何鲁不幸死在手术台上后，这在英国医学界掀起巨大波澜，自然也就成为1830年代英国媒体上的主角。

在医学界，手术团队在《柳叶刀》杂志刊发了手术报告，《柳叶刀》三个月内还刊发了多篇论文，杂志编辑、辛普森医生、铁梯勒医生等对何鲁的死因、应该采取何种手术方案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这份医学报告不仅被英国《伦敦医学与物理学杂志》《格拉斯哥医学杂志》、丹麦《图书馆杂志》、美国《纽约医学与外科学杂志》等医学杂志广泛转载和报道，同时，这场被媒体称为“活体解剖”的“致命外科手术”同样震惊了社会各界。高晞教授检索大英图书馆报刊档案数据库得知，1831年4月英国媒体关于何鲁事件的报道文章超过100篇，传播范围不限于周边城市和牛津城，还波及了苏格兰。当时，伦敦仅有9家晨报和6家晚报，何鲁的巨瘤和死于名医的不幸命运，经过媒体锲而不舍地追踪报道，演变为市民现实生活中的情景连续剧，一时间全城竞相议论何鲁。不过，在何鲁事件上，英国媒体和伦敦公众流露出更多的是悲悯，而非娱乐心态，“可怜的何鲁”和“不幸的何鲁”是反复出现的标题和词汇，甚至有媒体认为这场手术对科学和公众教育是有益处的。

John Bull代言人的政治符号

由约翰·阿布斯诺特（John Arbuthnot，1667—1735）于1727年创作的“约翰牛”（John Bull）形象逐渐成为英格兰及英格兰人的化身。他偶尔被塑造成一头牛，但更经常地是以一位不拘小节、胃口大开的粗鲁乡绅或农民的形象现身，代表独立、勇气与爱国主义。18、19世纪之交，英国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冲击，在国内引起了深刻的思考和变革。《1832年改革法案》（Reform Act 1832）的通过是英国议会史的一次重大改革事件。政治漫画因其生动幽默的形式，可以放大政治事件、社会问题和当权者的行为，更直接地表达政治观点、讽刺当权者、反映社会问题。威廉姆·邓特的《生而自由的英国人，或者透视税收》与《议会末日》，查尔斯·威廉姆斯的《保佑不列颠，或者一群税吏》，Ｊ．Ｌ．马科的《垫脚石，或者约翰·牛隐约看到了未来》，乔治·克鲁克香克的《猎牛》等政治改革漫画中都有各种形象的“约翰牛”。蔡华旗认为，议会改革期间形成了议会外的“漫画论战”，漫画被政客们用来进行政治动员，政治漫画的数量在议会改革的关键时刻达到高峰。

高晞教授详细考证了爱尔兰画家道尔1831年5月2日发表的名为《何鲁朱，别名约翰牛和医生们》的政治讽刺画。这幅漫画意喻正在进行中的、英国首相格雷领导的英国议会改革。在道尔笔下，何鲁成为英国社会（John Bull）的形象代言人。漫画中的何鲁身着中式长衫，外罩一件长条纹外套，戴着一顶黑色尖顶帽，四肢伸开坐在一把扶手椅上。臃肿的何鲁代表了问题重重需要改革的英国社会，他巨大肚子里有着一个英国社会各阶层都想割去的、危害国家经济的“毒瘤”。“国家的原型何鲁坐在扶手椅上，他巨大的肚子似乎变得非常笨拙和不方便，他占据了画面的中心。”围绕在何鲁周围的这群人就是决定着他生死的医生——英国的政治家们。何鲁形象不仅被漫画家用于讽刺英国政治改革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而且他的肿瘤被“当作修辞手法或隐喻加以使用”，喻示为一种社会性疾病——腐败，巨瘤就是巨腐，“何鲁和他的医生们”就是这场议会改革成败的政治寓言。何鲁，这个长着巨瘤的中国病人的形象却在死后成为英国政治改革运动中的一个代表符号，畸形身材及其戏剧性手术过程直接被牵入同时期英国最大的政治改革旋涡中，充当国体（John Bull）形象。这是郭雷枢、主治医生库珀以及何鲁本人永远无法预料到的。

历史中的医学不止是治愈疾病的科学，更是社会变迁和文化碰撞的缩影。何鲁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被绑在手术台上进行了一小时四十四分钟的手术，其痛苦可想而知。此后，这台手术曾作为东印度公司在华开展的“医疗慈善”而被用作鼓吹“医学传教”的例证，并成为西方医学传入中国的前奏曲而记入中国近代医学史册，为研究近代医学与跨文化交流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视角。但是，如何设身处地感受何鲁的苦难和疼痛，仍是《何鲁之死》带给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