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评论 | 规范存量校园商超，贯彻“公益性”理应成为管理主线

□蒋璟璟

近日，广东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发布《校园商超规范管理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明确，中小学、幼儿园一般不得在校内设置校园商超，已经设置的，要逐步退出。寄宿制中小学可根据学校实际需求，征求家委会和学生代表意见后，经学校领导班子、校代会或教代会等方式集体讨论后决定。《意见》将于2025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3年。（羊城晚报）

“广东拟禁止中小学设置校园商超”，这一消息，迅速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而事实上，类似的规定并非“首创”，更多只能说是重申而已。早在2019年，市场监管总局、教育部、国家卫健委、公安部等四部门就曾联合印发《关于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校园食品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明确规定，“非寄宿制中小学、幼儿园原则上不得在校内设置食品小卖部、超市，已经设置的，要逐步退出。”与之相较，此番广东版的《意见》，主要还是将这一原则性表述进一步细化了。

中小学内不得设置商超，有着很现实的考量，比如说防止食品安全事故，减少儿童对高油高盐高热量类零食的过多摄入。从过去数年的实践看，绝大多数学校内的商超都依照新规实现了有序退场。在此背景下，此次广东的《校园商超规范管理指导意见（试行）》，其实是将规范重点放在了“存量校园商超”上的。按照其表述，经过特定的程序确认之后，寄宿制中小学可以自行决定是否开设商超——这是一种“例外豁免”的特例，对其的属性定位、监管设计，颇有看点。

需要说明的是，如今在很多地方，寄宿制学校里都是有商超存在的。最近几年来，各地对此类商超的管理，思路各异、各有侧重。而此次广东的新规，则就此着墨颇多。其不仅明确了其开设的前提，还明确了“公益性原则”、强调校园商超原则上自办自管。横向比较而言，此类条款，都是有开创性的、启发性的。从过往案例不难看出，某些学校把商超当成“校产创收”的重要工具，搞竞拍外包经营的不在少数——简单粗暴地价高者得，学生最终成了买单者。

寄宿制学校里的商超不是不能设置、不是不能外包，但是必须合理确定承租价格经营范围，要通过合同的约定提前锁定“微利经营”。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校园封闭市场内的商超，不至于“坐地起价”侵害师生利益。对于存量的校园商超，“公益性”理应成为一条通用规则。之于此，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地方能够跟进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