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金等:资本嵌入、村社自主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实践路径

——基于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多案例比较分析

摘要：社会资本与村社组织是推动农业转型与产业发展的重要主体力量 。基于嵌入性与自 主性理论，建构了一个资本嵌入、村社自主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关联性分析框架，并运用“资本嵌 入—村社自主 ”的二分法，将资本下乡过程中的产业发展分为互嵌协同型、资本主导型、村社主导 型、双向脱嵌型等 4 种类型 。研究发现，资本主体与村社主体所采取的不同行动逻辑和互动形 态，导致村庄产业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影响了产业发展绩效 。互嵌协同型产业发展模式 是助推乡村产业发展最为有效的路径选择，资源整合、利益耦合与关系互嵌是村企互动有效助推 产业发展的实践机制 。在资本下乡实践中，应积极建设基层有为政府，为村企互嵌协同提供良好 的制度环境；充分发挥村社组织的集体理性，提升资源配置与利益分配的自主性；提升农民主体 地位，实现小农户的组织化参与。

关键词：乡村振兴；乡村治理；资本下乡；资本嵌入；村社自主；乡村产业发展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前提是产业兴旺，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基点与核 心动力 。农业转型与产业发展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面向 。中国农业正经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型，呈现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集约化等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 3 个方面：一是土地流 转面积不断增加，推动了农村土地规模化经营 。截至 2022 年年底，全国家庭承包耕地土地经营 权流转总面积 5.76 亿亩，占家庭承包耕地面积的 36.73%。二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断健全， 推动了农业服务规模化经营 。据统计，截至 2023 年年底，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超过107 万 个，服务面积超过19.7 亿亩次。三是随着土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的加快推进，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断发展壮大。

对于影响农业产业发展的因素以及我国农业转型的动力机制问题，学界主要形成了以下 4 种观点。

一是政府干预论 。农业现代化发展离不开政府干预，正是地方政府的积极干预才构成了当 下我国规模农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地方政府的嵌入性干预以行政包干制为依托，嵌入契合 本土需求的社会经济结构，通过多元体系的互动与再造推动农业发展。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 在产业发展中的行为经历了从“强干预 ”到“弱干预 ”的转型，前者主要表现为通过指标任务分配、 奖惩激励等措施介入产业发展，而后者则以在产业发展中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还有学者用“执 行型经营者 ”来描述基层政府在乡村产业发展中的组织形象，认为基层政府会围绕行政任务目标 积极介入乡村产业，进而成为乡村产业经营的核心行动主体。在强激励与弱惩罚的激励结构 中，基层政府介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频繁更换产业项目，容易陷入重复低效的怪圈。

二是资本主导论 。受市场利润、政策红利、圈地诱惑等的共同影响，资本下乡成为一个长期 趋势而非短期热潮。在资本下乡背景下，外部资本已经成为推动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主体力 量 。发展农村产业需要资本支持与市场运作 。通过资本下乡，一方面可以借助土地规模流转，转变传统农业粗放式经营模式，解决农业小生产与大市场不协调的矛盾；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机械装备、专业人才、科学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等，改造传统农业形态，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工商资本和新的生产要素进入现代农业弥补了资本投入的不足，成为联结小农户与大市场的中 介 。但是，资本在进行土地规模流转过程中会形成权力结盟和利益勾连，反而导致小农户处于不 平等的博弈场域中，甚至被排挤出农业生产领域中的利益分享环节。

三是社区内生论 。内源性发展理论认为乡村发展应在其内部寻找发展的源泉和根本动力，重视乡土知识与资源，同时强调农村社区作为地方发展的驱动力量，对地方发展事项具有决定权、控制权和收益享有权。社区本位或村社本位的农业规模经营，致力于促进农业规模经 营发展与村庄社会有效融合，注重保障本地村民的土地权利、发挥村社集体的组织功能和提升村 庄的社会效益。村社集体作为一种组织资源，具有资源动员和“关系治理 ”优势，能够充分利 用乡村社会的社会网络资源和地方性规范以及治理优势、政治权威去组织整合农民，通过制 度嵌套、资源统筹和创新网络提升组织统合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和主体创新能力，实现产业聚集 和关系聚合双重经济与社会效益。

四是复合动力论 。政府干预是自上而下的垂直单线型行政推动逻辑，资本下乡是由外而内 的市场逐利逻辑，二者都属于外源型或依附式产业发展路径；社区内生则是自下而上的自我 积累过程，属于内源型产业发展路径 。任何地方的社会发展都融合了内生和外生两种动力机制， 是地方性—超地方力量之间互动关系的产物。单纯依靠外部力量或者单纯依靠内部力量的 社会政策都难以实现区域的持续繁荣，唯有将内外要素统筹在发展网络中，通过上下联动和内外 合作的混合路径才能激活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在农业转型过程中，乡村产业发展的动 力机制不是唯一的或单向的，而是多元主体共同推动的。

以上 4种观点从不同的视角探讨了农业转型与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及其影响因素，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考，但仍有可拓展的空间 。政府干预论、资本主导论与社区内生论都侧重 于强调单个主体的主导性作用，忽视了产业发展中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而复合动力论虽关注到 政府、市场等外部力量与村庄内部力量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与功能，但并没有进一步考察内外不 同主体之间的互动机制 。因此，本研究将延续复合动力论的观点，继续考察内外参与主体在乡村 产业发展中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产业发展模式与绩效的影响 。在资本下乡过程中，资本与村社是 影响农业产业发展的两个关键主体，村企双方的不同互动形态形塑着产业发展的路径与模式，决 定着产业发展的绩效 。那么，何种形态的村企互动联结形态能够有效助推乡村产业发展？ 基于 此，建构“资本嵌入—村社自主 ”的理论分析框架，采用二分法对资本下乡过程中村企互动下的产 业发展模式进行划分，并通过多个案例比较展开分析，着重探讨村企互动形态对于产业发展模式 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方法，经验材料主要来自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于 2022—2023 年在鄂西 南、鄂东南和赣南地区的长时段田野调查 。通过深度访谈、集体座谈、问卷调查等方式收集第一 手资料，并辅助收集政策文件和新闻报道等二手资料 。访谈对象包括乡镇干部、村干部、企业负 责人、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 。选取 3 个在资本下乡过程中资本嵌入和村社自主方面特征差异 明显的村庄作为典型案例，分别是鄂西南 T 村、鄂东南 X 村和赣南 F 村，从而系统比较分析各个产业发展模式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绩效。

二、“资本嵌入—村社自主”：一个乡村产业发展的分析框架

在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产业发展在具体实践中包含两个过程：一是下乡资本嵌入乡村社会的过程，二是村社组织自主响应外部资本的过程 。作为乡村秩序之外的主体力量之一，外部资本 将资金、技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引入农业生产领域，进入村庄的农业经营体系，甚至是乡村权 力体系，试图利用农村土地资源与廉价劳动力实现资本利润的最大化 。但是，村社集体的自主性 和能动性很可能会对资本嵌入产生反向作用 。村企双方的互动博弈会给乡村产业发展带来一系 列的意外后果，形塑出不同类型的产业发展路径与模式，从而影响乡村产业发展绩效 。资本嵌入 与村社自主之间存在一定的张力 。一方面，资本嵌入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压村庄的自主空间，但同 时也能够激发村社担任保护型经纪的集体理性，提升村社自主性；另一方面，村社自主能够影响 资本嵌入村庄场域的程度与效果，保护村社集体和小农户的利益 。基于此，本研究从资本与村社 两大主体的视角建构资本嵌入、村社自主与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与路径的关联性分析框架。

（一）资本嵌入：乡村产业发展的外源性力量

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提出嵌入概念并将其用于分析经济体系与其他社会制度之间的 互动关系，认为经济体系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的。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Granovetter）也 认为经济行为内嵌于社会关系网络中，人际互动产生的信任能够防止交易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并 将嵌入划分为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两种类型。两位学者都强调社会结构因素对于经济 活动的影响 。在资本下乡过程中，外部资本进入村庄场域，其生产经营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乡村社会结构的影响 。但是，如果外部资本脱离村庄社会关系网络，缺乏与村庄稳定的人情互惠关系基础，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比较陌生的外来者以及土地的掠夺者，遭到村庄和农户的抵触与反抗，面临经营困境。企业要经营成功就必须嵌入乡土社会，不断了解通行于乡土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伦理关系乃至隐藏于其下的社会结构共同构成的“传统”，在“本土化 ”的过程中真正扎 根乡土。

外部资本嵌入乡村社会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可以从 3 个维度进行考察 。其一，资源嵌入。下乡资本通过多线链接和整合外部资源与农村资源进行市场互动 。资源嵌入的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双方资源禀赋优势，通过内外资源整合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与有效配置，为产业发展提供资源基础 。其二，组织嵌入。下乡资本在村庄场域进行农业规模经营可以将分散经营的小农 户组织起来 。其关键在于与村庄其他组织载体进行良性互动，以获取组织生产和发展的合法性，并通过精英吸纳和寻找本地代理人等方式柔性嵌入生产经营过程，为产业发展提供组织基础。其三，关系嵌入。乡村社会关系网络是下乡资本生产经营的重要社会基础 。关系嵌入的关键在 于利用熟人社会的关系纽带和人情、“面子 ”等乡土习俗与村庄社会建立关联，为产业发展奠定社 会基础 。通常而言，资本嵌入乡村社会的程度越高，在扎根乡土的基础上越能够有效开展农业生 产经营活动，助力乡村产业发展。

（二）村社自主：乡村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村社组织是植根于村庄内部兼具政治性、社会性和经济性的农村基础性社会单元，由基层党 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及集体经济组织等构成 。村社组织具有独特的村社理性，即建立在村社土地 集体所有权和农户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的经济制度基础上、以农村一定范围内的血缘和地缘关 系为纽带、维系村社内部社会秩序的群体理性，包含了工具理性、价值理性的特质 。这就意味 着村社组织能够基于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决策 。村社自主性建立在村社理性基础上，受 到村庄资源禀赋、社会资本、文化资源和组织领导者能力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村社自主性不 足的村庄缺乏强有力的组织能力与联结纽带，在面对市场竞争时无力维护社区集体利益，不能阻止外来资本对村社资源的挤压或者抽离。以村社组织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模式，可以充分发挥 村社自主性，通过保护型经纪的组织形态抵御外来资本对村庄利益的过度攫取。

对村社自主可以从独立性、能动性、内聚力等 3 个维度进行具象化分析 。其一，从独立性维度来看，村社自主意味着村社能够通过内部机制和运用自身资源，自我维持内部秩序、自我供给 公共产品、独立开展村社公共事务治理、满足生产生活需要；其二，从能动性维度来看，村社自主 意味着村社在面对国家权力下沉、工商资本下乡等外部力量介入时，能够按照自身意愿和特定目 标去独立运作项目，并且具有“反向建构 ”的能力，可以通过集体智慧和各种策略将外部资源内化，维护村社集体利益，不断拓展自身的自主性；其三，从内聚力维度来看，村社自主意味着村民对于农村社区具有共同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村庄具有丰厚的文化资源基础和社会关系基础，建立在村庄社会关联和社会资本基础上的村社组织动员能力与集体行动能力较强 。通常而言，村社自主性越强，在面对资本嵌入时，越能够发挥反向建构的能力整合内外部资源，实现乡村 产业的新内源式发展。

（三）乡村产业发展的类型划分与转化路径

如前所述，在资本下乡过程中，资本嵌入是乡村产业发展的外源性力量，村社自主构成乡村 产业发展的内生性动力，二者之间的互动存在一定的张力，共同形塑出不同类型的产业发展路径 与模式，从而影响乡村产业发展绩效 。在“资本嵌入—村社自主 ”的理论框架下，可以将乡村产业 发展模式分为 4 种类型，即互嵌协同型、资本主导型、双向脱嵌型、村社主导型，分别对应图1中的 4 个象限 。其中，“弱嵌入性—弱自主性 ”的双向脱嵌型产业发展模式仅作为模型的推演结果，不 是本研究关注的重点 。资本与村社互动博弈所形成的不同发展模式，会带来不同的产业发展 绩效。

第一种类型：互嵌协同型产业发展模式 。在该发展模式下，外来资本通过资源嵌入、组织嵌 入、关系嵌入等策略有机嵌入到村庄场域中，具备顺利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资源基础、组织基础 和社会基础 。村社组织具有较强的自主性，能够承担保护型经纪的角色和功能，发挥下乡企业与 农户、上级政府沟通协调的中介作用，为下乡企业经营提供便利和政策引导，同时保护村集体和 小农户的利益免受资本的过度侵占 。村企双方在互动中借助各自的资源优势进行资源交换和聚 合，通过搭建协商议事互动平台建立互嵌协同发展的村企利益共同体。

第二种类型：资本主导型产业发展模式 。在该发展模式下，资本嵌入程度与互嵌协同型发展模式相似，但由于村社自主性较低，可能会导致资本单向嵌入且过度嵌入的问题 。村社组织面对资本嵌入不能充分发挥集体理性，难以采取积极有为的应对行动，只能被动地成为资本嵌入的客体 。村企双方处于资本主导、村社依附的不平等互动关系中，资本主导着产业发展的全部环节和 利益分配方式。

第三种类型：村社主导型产业发展模式 。在该发展模式下，外来资本面临着脱嵌悬浮的困境，在土地流转与劳动监督管理方面面临阻碍 。村社组织的自主性较高，能够成为应对“资本下 乡 ”的保护机制，控制资本下乡的限度并避免资本主体经营活动的负外部性 。村企双方同样处于 不平等的互动关系形态中，村社主导着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益分配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对村企互动助力产业发展的类型划分与提炼，旨在描述静态情况下不同 村企互动形态中产业发展模式的具体特征 。随着产业的发展演进，不同类型之间也会随之发生转化。对于资本主导型发展模式而言，存在两种潜在的转化路径。由于村社自主性的激活，乡村精英 和村社集体面对资本嵌入，动员村民产生一致对外的集体行动，村企双方通过互动博弈或达到均衡 状态或资本被反向建构，从而发生类型变迁，其结果是或转变为互嵌协同型，或转变为村社主导型。对于村社主导型发展模式而言，也存在两种潜在的转化路径。随着资本嵌入村庄场域程度的加深， 逐渐融入村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对农业经营体系和村庄社会结构的影响加大，最终演变为互嵌协 同型或资本主导型。就产业发展最佳模式的互嵌协同型而言，村企双方在资本下乡过程中，由于双方的力量发生变化，最后同样可能会演变为资本主导型或者村社主导型。

三、村企互动与乡村产业发展路径

在鄂西南 T 村、鄂东南 X 村、赣南 F 村的 3 个典型案例中，资本主体与村社主体呈现出不同的行动逻辑和互动形态，导致村庄产业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影响着产业发展绩效。

（一）“强资本嵌入—强村社自主”的互嵌协同型：T村的鲟鱼产业

T 村位于湖北省宜都市高坝州镇，面积 6.03 平方千米，其中耕地面积 1560 亩，林地面积 2460.3 亩，下辖 5 个村民小组，共有 458 户、1448 人，村“两委 ”干部 7 人 。20 世纪 90 年代，该村所在的 G 水 库区网箱养殖鲟鱼快速发展，到 2016 年，水库区网箱面积达到 78.4 万平方米，养殖户 478 个，该时期 网箱的无序扩张造成了严重的水环境污染。鉴于此，宜都市以拆网箱不拆产业的方式推动“鲟鱼上 岸”，该村依托优越的地理环境及山水资源，吸引了 Q 渔业有限公司落户。

Q 公司计划总投资10 亿元打造鲟鱼谷项目，分 3 期建设 。2019 年已投资 2. 1 亿元完成一期工 程建设，到 2022 年建成总计 6 万平方米的室内工厂化循环水养殖车间和 4.5 万平方米的室外循环 水生态养殖鱼池 。室内车间共有 700 个网格鱼池，通过气泵和水循环、生物吸附降解等手段实现 高效循环养殖，同时采用“光伏发电+循环养殖 ”的模式，在屋顶架设1.6 万块光伏面板隔热保温，为车间提供电力支持 。整个鲟鱼谷基地采用“数字渔业系统 ”智慧平台，通过智能传感器和感温 摄像头实现视频巡视、水质在线监测、养殖设备智能控制等功能，还可以进行投饵、增氧等智能化操作 。除了传统鲜鱼交易和制作鱼子酱外，公司的研发团队还结合鲟鱼特性，开发出化妆品、皮革制品、生物制品等衍生产品 。与此同时，Q 公司吸纳了 T 村10 余个原鲟鱼网箱养殖户到车间从事鲟鱼养殖工作，一共为 T 村提供了 80 余个就业岗位，这些农民人均增收 3 万元 。同时，带动其他村民发展农家乐15 家，Q 公司以低于市场价的标准为农家乐餐馆供应鲟鱼，还积极为农家乐 经营者提供“鲟鱼宴 ”的技能培训，带领村民增收致富，在 T 村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威望。

T 村“两委 ”于 2017 年进行换届选举，在外做生意的 XCP回村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成为村庄发 展的领头雁，将“软弱涣散村党组织 ”建设成为宜都市“磁铁支部”。XCP 带领村“两委 ”班子成员充分发挥自主性和能动性，争取与 Q 公司合作，推动鲟鱼谷项目的落地，并借助该项目大力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和乡村旅游 。一是帮助企业解决建设用地问题 。通过大规模的征地将 T 村位于清江河畔的 400 多亩桑田、柑橘地作为鲟鱼谷基地的建设用地，村集体与企业建立了“土地补 偿费+保底分红+利润分成 ”的利益联结机制，并积极帮助失地农民申请补贴 。二是争取项目资 源，为企业完善基础设施 。村社组织为企业配备公厕、停车场、绿化、排水等配套设施，建设养殖 车间配套道路 853.56 米 。村集体还将老村委会大楼租赁给鲟鱼产业园建设成品鉴中心，每年可 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2.5 万元 。三是依托鲟鱼谷基地建设鲟鱼观光路，打造鲟鱼小镇，发展乡村旅游 。T 村先后整合美丽乡村、移民后期扶持等项目资金1600 多万元，按照“亮化、美化、绿化 ”标准，建设全长 2.4 千米、宽7 米的鲟鱼观光路 。沿着鲟鱼观光路围绕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开展“共同缔造”，XCP 带领村“两委 ”班子成员动员村民积极参与投工投劳，拆除了 70 多个钢架棚子，109 户农户庭院重修红砖围栏，描画墙绘15 面，安装路灯165 盏 。村庄的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大变样， 为发展鲟鱼观光旅游产业奠定了基础。

综合来看，T 村鲟鱼产业发展是一种强资本嵌入与强村社自主相互叠加的互嵌协同型发展 模式 。企业在发展壮大鲟鱼产业的同时，带动广大养殖户共同致富，并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岗 位 。村社组织秉持“经营村庄 ”的发展理念，兼具“发展型经纪 ”与“保护型经纪 ”的角色，依托鲟鱼产业向上整合项目资源、向下动员村民资源，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与乡村旅游 。村企双方在资本下 乡过程中形成了“借力式发展 ”的双赢共富局面。

（二）“强资本嵌入—弱村社自主”的资本主导型：X村的农旅产业

X 村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 L 湖风景区，三面环水，面积 6.75 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4000 亩，湖岸线长 25.39 千米 。全村辖18 个村民小组、22 个自然湾，共有 758 户、1 858 人，其中没有土 地的渔民有 89 户、209 人 。村“两委 ”干部 6 人，其中 3 位主要干部年龄均超过 55 岁 。X 村是一个 姓氏较多的村，村内建有何氏宗祠、万氏宗祠、罗氏宗祠，村民分散聚居在各自然湾，村庄凝聚力 与社会整合度较低 。2007 年，L 湖风景区管委会正式挂牌成立，其重点是推进湖区生态环境保护 和旅游资源开发 。2018 年，整个湖区开始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渔民全部上岸 。管委会确定的 发展方向是以农文旅带动乡村振兴，招商重点是生态农业项目、文化生态产业项目等，要求建设 板块式、大手笔、大气势的景区。

为了打造旅游“政绩名片”，管委会陆续为 X 村引进东篱老屋、新华农庄、鲸杉营地等一批大 型生态旅游项目 。2014 年，D 公司向管委会申请在 X 村开发东篱老屋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 亿 元，用地约 600 亩，定位是发展生态农业与休闲旅游的生态农庄，这正好符合管委会的招商需求， 双方形成了“权力—资本 ”的利益联盟 。在管委会的引介下，企业与 X 村的村干部建立了社会关 系，并将其吸纳进利益联盟，村社组织成了为资本服务的中介机构，参与项目建设 。企业进村后 主要开展了两项重要工作 。一是大规模流转村民的承包土地与湖泊水面 。村干部召开村民大 会，将流转范围内的 80 多户农户集中到村委会，由企业向农户解释流转意向与合同，按照 8000 元每亩的流转费一次性转让15 年经营权 。面对农户的犹豫，企业承诺项目运营后会为所有流转 方家庭提供就业岗位，同时给 70 周岁及以上的老人每月发放 2300 元作为分红，但分红承诺由于 并未写进合同，最后也不了了之 。二是生态农庄的规划布局与建设 。农庄包括一湖二环线三功 能区，一湖指的是中心湖景，二环线指的是连接农庄果林、湖景、功能区的机动车道，三功能区包 括餐饮娱乐区、生态农业体验区和休闲度假酒店区 。农庄的总面积 600 余亩，其中湖泊面积100 余亩，建筑面积100 余亩，果林苗圃面积 300 余亩 。但在建设和经营过程中，企业出现了“圈而不 种 ”“圈而不建 ”的现象，部分区域处于撂荒状态，导致生态农业的定位逐渐发生偏移。

在 X 村农旅资本下乡过程中，D 公司、H 公司和 Z 公司等多家企业在村内进行“圈地运动”，主导着 X 村的旅游规划和开发 。村社组织处于依附地位，缺乏自主性和话语权，村民的权益得不到 有效保障，形成了资源被剥夺的资本主导型农旅产业发展模式 。一是对土地资源的剥夺 。企业大规模流转村民的土地并签订长期合同，开发生态旅游项目 。随着项目的推进，大部分土地都改 变了农业用途，有些变化是永久性和不可逆的，村民回收土地的难度较大 。二是对生态资源的剥夺 。企业将所有流转区域用铁网栅栏圈起来，防止村民随意进出或使用土地，并且规定了游客的最低消费标准，如东篱老屋规定消费不低于 300 元，本地村民想要进农庄也必须付费 。此外，企业还准备开发越野车、真人 CS（军事模拟类真人户外竞技运动）、自助烧烤等游玩项目，这一定程 度上会破坏湖岸线生态环境资源 。三是对经济资源的剥夺 。2018 年后，X 村的渔民陆续转业上岸，有些借势发展农家乐和民宿，目前村内有 6 家个体户性质的农家乐和民宿 。随着企业的经营 范围扩大，生态农庄内的民宿、农家乐、餐饮服务的规模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压个体户的发 展空间。

综合来看，X 村的农旅产业发展是一种强资本嵌入与弱村社自主共同作用的资本主导型产 业发展模式 。多个资本主体依托管委会的招商引资项目进入 X 村，主导着 X 村土地资源的分配 和生态资源的开发，处于主导甚至决定性地位 。村干部等乡村精英被资本“俘获”，兼具“谋利型经纪 ”和“行政型经纪 ”的角色，村社组织失去独立性和自主性，普通村民在乡村旅游项目中的参 与度较低，更缺乏影响旅游规划的话语权。

（三）“弱资本嵌入—强村社自主”的村社主导型：F村的生姜产业

F 村位于江西省赣州市兴国县社富乡，距乡镇中心17 公里，面积 27 平方千米，耕地面积 3061.9 亩，山林面积 29700 亩 。全村辖 45 个村民小组，共有1073 户、5651 人，村“两委 ”干部 7 人 。F 村是 一个宗族主姓村，村庄社会整合度和内聚力较高 。村民具有生姜种植、食用传统，当地流传着一句 俗语，“甜香辛辣九峰姜，赛过远近十八乡，嫩如冬笋脆似藕，一家炒菜满村香”，因而“九峰姜 ”在兴 国县域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 。为了推动生姜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村社组织扶持了多个生姜 种植专业合作社，但由于缺乏资金、人才等因素，合作社带动作用发挥不理想。因此，村社组织迫切 想要引进社会资本，延长生姜产业链，增加生姜产品附加值，发展壮大生姜特色产业。

2022 年，社富乡兼职妇联副主席 LQ 与其他两位合伙人投资 200 万元注册成立了 J 农产品有 限公司，并在临近乡镇的 X 村建立了生姜加工厂 。J 公司是一家以 F 村“九峰姜 ”为原料的食品生产企业，致力于推动 F 村生姜产业化发展 。成立之初，J 公司就遇到了经营困境 。一是在生姜收 购环节，有些村民以次充好，将紫姜、冬姜、窖姜、老姜和姜头等不同品相的生姜混在一起卖给公 司 。为了节省运输成本，公司也会从 X 村收购一部分生姜作为原材料，背离了以“九峰姜 ”为原材 料的初衷 。二是在土地流转环节，F 村由于人口众多，分田到户时期为了保证农户之间相对公 平，采取土地“肥瘦搭配 ”的方式，造成田块零散破碎，户均 5~7 个田块 。公司在流转同一区域的 土地时需要与多个农户沟通协调，有些农户拒绝土地流转，就会造成“插花地 ”的出现 。三是在劳 动监管环节，生姜种植需要精细化的田间作业，包括翻地、挖沟、种姜、施肥、除草、收姜等，每个环 节都需要雇工 。但这些零工并没有与公司签订固定的合同，有些工人会出现偷懒的情况，公司也 时常有拖欠工资的情况，双方产生了较为严重的矛盾冲突。

作为“外来者 ”的下乡资本进入村庄，面对村民“内外有别 ”的行动逻辑，其经营活动难以顺利 开展 。村社组织随即介入到企业的经营过程中 。一是作为企业与农户市场交易的中介，筛选口 碑较好的姜农 。企业与姜农在村委会的见证下签订生姜订单种植收购协议，该协议一式三份，双 方签订后村委会盖章生效 。协议重点规定，公司收购生姜不得低于市场价，收购品种仅限于新鲜 的紫姜，姜农不得以次充好，否则终止协议 。二是通过“返租倒包 ”的方式，依托高标准农田整治 建设项目，帮助企业实现集中连片土地的规模经营 。高标准农田的机耕道与灌溉沟渠等配套设 施完整，避免了原来的“插花地 ”情况，且利于机械化作业 。三是督促企业建立完善的雇佣机制，改变以往零工模式，双方签订正式的用工协议，规定具体薪资与每月工资发放时间 。企业通过保 证合适的薪资、签订书面协议等方式与本地村民发展出长期稳定的雇佣关系 。除此之外，为了保 护“九峰姜 ”公共品牌，村社组织引导企业为“九峰姜 ”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和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同时注册“九姜源 ”品牌，蕴含着以九峰姜为原材料的寓意，并要求 J 公司不得采用其他村 庄的生姜作为原材料 。在村社组织的介入下，J 公司在 F 村的经营活动逐渐走上正轨。

综合而言，F 村的生姜产业发展是一种弱资本嵌入与强村社自主共同作用的村社主导型产 业发展模式 。企业下乡以后与当地村民的融合度不够，未能将自身的“外在性 ”转变为“乡土性”， 因此在经营过程中遇到了发展困境 。村社组织为了解决资本下乡过程中遇到的矛盾冲突，承担 起中介与担保的职责，介入到原材料收购和土地流转等环节，保护企业与农户双方的合法权益， 推动双方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在 F 村生姜产业发展过程中，企业的经营活动在很大程度 上受到村社组织的影响，村社组织在其中起到了主导作用。

四、乡村产业发展的类型差异与有效路径

（一）案例比较分析：村企互动形态与产业发展的类型差异

通过以上 3 个案例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资本在下乡过程中资本嵌入与村社自主的强弱组合会形成不同的村企互动关系形态，从而形塑乡村产业发展的差异化路径（见表1）。

互嵌协同型产业发展模式具有强资本嵌入性和强村社自主性的特征 。企业与村庄在产业发 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资源共享、利益耦合、关系互嵌的互动关系形态 。在 T 村的案例中，企业具 有较强的影响力，利用政府优惠政策和自身资金、技术、信息、管理等优势将外部资源要素带入村 庄内部，对村庄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潜在的生态资源进行价值转化，目的是实现资源变现 。企 业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社会效益，为村内因网箱拆除产生的失业渔民和因征地产生的失 地农民提供就业岗位，并为村庄农家乐经营者提供低价产品和技能培训，带领村民共同致富，因 此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与此同时，在村党支部书记领导下的村社组织积极作为，在企业与农 户之间发挥沟通协调作用，秉持经营村庄的发展理念，在征地谈判中从村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 出发，与企业构建“土地补偿费+保底分红+利润分成 ”的具有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利益联结机制。 村集体得以参与到企业经营土地增值收益的利益分配格局中，保证了村企之间的平等合作和利 益均衡，防止资本剥夺村庄社区公共利益 。此外，村社组织还借助企业的特色产业项目向上级争 取更多的项目资源，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和发展村集体经济 。在 T 村的鲟鱼产业发展过程中，村企 通过双向借力实现了推动共同富裕的可持续发展，形塑了村企互嵌协同型产业发展模式。

资本主导型产业发展模式具有强资本嵌入性和弱村社自主性的特征 。在资本主导下，村企 双方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资源剥夺、利益排斥、关系脱嵌的互动关系形态 。在 X 村的案 例中，空心化程度较高，留守村民分散居住在相距较远的自然湾，自组织程度较低，其内部缺乏凝 聚力和村庄认同感、归属感，面对外部主体难以产生一致对外的集体行动 。企业依靠基层政府权 威在农旅产业发展中拥有绝对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决定着土地流转的规模数量、价格和村庄旅游 规划的布局、建设 。村干部在企业与农户的土地流转中找到了牟利空间，成为被资本裹挟的“谋 利型经纪 ”和被行政支配的“行政型经纪”，资本与村干部的社会关系深度嵌入村企经济交易和村 庄政治运作中。个体利益导向的村干部丧失了为村庄整体利益和村民长远利益讨价还价的 谈判能力，村干部的个体理性取代了村社组织的集体理性，导致村社组织完全处于依附地位 。企 业占用村庄的土地资源、生态资源、经济资源等多种内部资源，关于项目运营后为村民提供分红 与就业岗位的口头承诺并未写进合作合同，村民未能真正参与到土地流转后的增值收益的利益

分配格局中，村民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在 X 村农旅产业发展过程中，村企力量对比处于企强 村弱的不均衡状态，形成了资本主导型产业发展模式。

村社主导型产业发展模式具有弱资本嵌入性和强村社自主性的特征 。在村社统筹下，村企 双方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资源整合、利益连带、关联营造的互动关系形态 。相较于互嵌 协同型和资本主导型产业发展模式，村社主导型产业发展模式中的资本主体刚开始进入乡村社 会的经营活动并不顺利，会面临一些限制性因素和经营困境 。F 村是建立在血缘、地缘关系纽带 基础之上的乡村熟人社会，人情交往较为密切，村庄社会整合度较高，容易被组织动员起来 。与 乡土之间没有太多联结或者自身实力相对薄弱的企业，进入村社场域后就成了弱势的一方，不得 不寻求乡村内生治理关系的支持，以获得村社组织的帮助，形成资本依附村社的格局 。村社组织 充分利用乡村熟人社会的人情、“面子 ”机制介入到资本经营过程中，帮助企业减少产品收购、土 地流转、劳动监管等环节的经营成本，通过正式的合同契约保护资本主体与农户双方的合法权 益，并积极为企业争取政策资源以解决产业发展的配套基础设施问题，从而实现资本与农村资源 的有效整合。在 X 村生姜产业发展过程中，村企力量对比处于村强企弱的不均衡状态，形成了 村社主导型产业发展模式。

（二）互嵌协同：村企互动有效助推产业发展的实践机制

通过对互嵌协同型、资本主导型、村社主导型 3 种产业发展模式的比较发现，强资本嵌入性 和强村社自主性共同作用下的互嵌协同型产业发展模式是村企互动助推乡村产业发展最为有效 的路径选择 。 内外资源整合、主体利益耦合与社会关系互嵌 3 种机制成为互嵌协同型产业发展 模式中村企互动有效助推产业发展的实践机制。

1.内外资源整合

资本下乡中的乡村产业发展依赖村庄内外资源的整合 。资本下乡可以解决农村经济发展所 需的资本和技术等问题，实现企业与农村资源的市场互动，改变农村资源流动和配置的恶性循环。作为组织化的社会行动主体，资本主体和村社主体在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禀赋 不同，资源互补性是双方协作的基础 。在 T 村鲟鱼产业发展过程中，企业将其自身所拥有的优势 资源，如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与 T 村特色的生产要素，如土地、房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民 俗文化等进行有机结合 。村社组织积极统筹土地资源和生态资源，为企业落地与发展提供良好 条件，并且以强引强，借助企业的市场化身份吸引更多的合作企业，借助企业的产业项目资源向 上争取更多的项目资金 。双方通过借助各自的资源优势撬动产业发展，弥合乡村特色产业发展 的资源缺口 。同时，通过整合外部资本与内部资源，在资源交换、聚合与互嵌的基础上发挥村企 资源优势并实现村企双方互利互惠。

2. 主体利益耦合

在市场化背景下，资本主体基于市场准则和机制进入乡村社会场域，会带动和生成新的利益 关系 。作为理性行动者的资本主体和村社主体都会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量与对方进行互动 博弈，但相较于竞争、博弈和排斥，合作、互惠更有利于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 。在村企互动过程 中，主体间的差异性会导致利益诉求的多样化，通过利益交换和利益共生能够达到村企利益耦合 的内在一致性 。如在 X 村的农旅产业发展中，企业通过一次性流转村民15 年的土地经营权，将 后者排除在土地增值收益的利益分配格局之外，形成对村社组织及其成员的资源剥夺与利益排 斥 。而在 T 村的鲟鱼产业发展中，企业依靠村社组织完成大规模的征地拆迁，村社组织则在此基 础上与企业建立“土地补偿费+保底分红+利润分成 ”的利益联结机制，能够长期稳定地参与到土 地增值收益的利益分配格局中 。村企双方在资源共享和利益耦合的基础上实现了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助推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

3. 社会关系互嵌

乡土社会中的人际关系、社会伦理与文化传统是乡村产业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乡村熟人社 会中，产业经营者在经济互动中不仅要考虑眼前的经济利益得失，也要遵循相应的社会规范，考 虑彼此之间的人情交往关系与“面子 ”得失，否则就会脱离村庄社会结构。外来资本进入乡村 社会，不仅需要建立与村集体、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更需要通过人情、“面子 ”等非正式关系嵌入 乡村社会结构，获得村庄社会情感的接纳及社会关系网络的认可 。村企双方的关系互嵌建立在 关系建构和关联营造的基础上，即资本主体与村社组织、社会组织、乡村精英、普通村民等各行动 主体在产业发展过程中有意识地建立、维持、调适、转化各种社会关系 。在 T 村的鲟鱼产业发展 过程中，企业通过吸纳本村的失业渔民、失地农民就业和为村庄农家乐经营者提供低价产品、技 能培训等方式嵌入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 。村社组织将企业的鲟鱼产业作为村庄的产业品牌，通 过发展鲟鱼文化、建设鲟鱼观光路、打造鲟鱼小镇、成立鲟鱼谷湾组等方式将企业文化融入到村 民的日常生活中 。村企双方通过建立、维持、调适关系联结，增进双方之间的信任与认同，形成推 动产业发展的内源动力。

五、结论与讨论

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国家的政策动员、基层政府的招商引资等为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提供 了良好的契机 。资本下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农业产业调整和发展中的资金、技术、人才短缺 问题，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和组织化，成为农业转型和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 但在具体实践中，资本下乡在乡村产业发展中能否发挥积极作用，取决于村企互动的关系形态。 本研究基于嵌入性与自主性理论，建构了一个资本嵌入、村社自主与乡村产业发展的关联性分析 框架 。运用“资本嵌入—村社自主 ”的二维分析框架，将资本下乡过程中的产业发展模式分成 4 种类型：“强资本嵌入—强村社自主 ”的互嵌协同型、“强资本嵌入—弱村社自主 ”的资本主导型、 “弱资本嵌入—强村社自主 ”的村社主导型、“弱资本嵌入—弱村社自主 ”的双向脱嵌型 。其中双 向脱嵌型在实践中难以找到对应类型，无法进行重点考察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对鄂西南 T 村的鲟鱼产业、鄂东南 X 村的农旅产业和赣南 F 村的生姜产业发展过程的考察发现，资本主体与 村社主体呈现出不同的行动逻辑和互动形态，导致村庄产业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影响了 产业发展绩效 。互嵌协同型产业发展模式是助推乡村产业发展最为有效的路径选择，内外资源 整合、主体利益耦合与社会关系互嵌是村企互动有效助推产业发展的实践机制。

这 3 个案例中村庄的实践经验对于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在资本下乡背景下探索乡村产业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启示 。其一，建设基层有为政府，避免过度干预或监管缺位，建立严格的筛选准入机制，健全利益联结机制，完善风险防范机制，为村企互嵌协同发展提供良好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其二，充分发挥村社组织的集体理性，通过积极行政创新组织和制度来优化资源配置和利 益分配，从而有效保障村社利益和农民利益，避免市场与资本的过度攫取；其三，坚持农民的主体地位，在政府引导、村社主导、企业带动、农民主体的乡村产业发展模式中实现农民的组织化参与，推动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

参考文献略

（作者李海金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刘凤萍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乡村发现转自：《求实》202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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