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胶州三里河遗址，走进高凤翰故里

□赵文华

胶州市地处黄海之滨、胶州湾畔，历史底蕴深厚。前段时间有幸寻访了位于胶州的汉代祓国都城遗址、明代牧马城遗址、赵家庄遗址，对于久负盛名的三里河遗址以及从这里诞生的历史名人高凤翰更是仰慕已久。

根据高凤翰名画，发现三里河遗址

三里河遗址位于胶州市北三里河村西，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该遗址是上世纪60年代山东大学历史系刘敦愿教授根据清代山东名画家高凤翰一幅画的线索，按图索骥找到的。

三里河遗址的地层分为上下两层，上层为龙山文化层，下层为大汶口文化层，较完整地记录了新石器时代原始氏族社会的文化、生活状态，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和历史地位。经过两次挖掘，前后共出土文物达2000余件。该遗址上下文化层的叠压，更加明确了两者的继承关系。

初冬的一个周末，和侄女梦雨驱车前往寻访。

弯弯绕绕，几经打听，终于找到三里河遗址的具体位置。在一片阡陌纵横的菜园里，正在劳作的菜农热情地给我们指引方向，邀约我们从他们家的菜地里穿行。相较于我们急于了解三里河遗址的前世今生，他们更热衷于向我们推介手中的大白菜：“这是‘胶白’呀，全国有名，味道鲜美、营养丰富，带(买)几棵吧。”

前行不远，“三里河遗址”的石碑赫然眼前，上面写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里河遗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6年5月25日公布”。

这里也是“扬州八怪”杰出人物之一、清代著名左笔书画家高凤翰的故里。

高凤翰(1683年—1749年)，出生于一个亦农亦宦的多元化家庭。他不仅文化造诣非凡，以超然的左笔书画、篆刻、治砚、诗文蜚声文坛艺坛，更因为官清廉、同情百姓疾苦赢得世人敬佩。

高氏世祖高伯通元代举家从利津迁往胶州定居。高凤翰的祖父高志清，“少贫不能读书，天性慈祥、慷慨好施”(高凤翰《先王父诰封公家转》)。

高志清养育了三个读书的儿子：高曰恭、高曰聪、高曰睿。高凤翰的父亲高曰恭，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参考乡试，屡试未中，后任诸城、淄川教谕。高凤翰在《先府君广文公家传》中称：“少负隽才，倜傥有气节”“与人交，和平乐易”“工诗，善书法，间写兰竹以寄意。”给予父亲很高的评价。《淄川县志》载文，称高曰恭“诗歌、文词、书法、画意无不精到，学者得其片纸珍若拱璧”，其艺术成就及影响可见一斑。

高凤翰的二叔父高曰聪，清康熙五年(1666年)中举，康熙十二年(1673年)考取进士，以第二甲的优异成绩授内阁中书舍人，擢升刑部员外，迁户部郎中，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任福建督学使，勤政廉洁、政绩突出，后积劳成疾、归里病故。

高凤翰三叔父高曰睿是太学生，考授州同。

高凤翰的祖父高志清为人做事品行高端，加之三个儿子皆学有所成，使得高家一步步成为家风正、族风良的耕读世家。父辈的言传身教、良好的家庭环境，为高凤翰提供了一个较为优渥的生活条件。

清嘉庆十二世高堳《续修高氏家谱序》录高氏族规：“今与族人约，登吾谱者，勿薄我同气，勿疏我一体，庆吊勿或不通，吉凶勿或不告；贵贱、贫富、长幼、尊卑勿不相亲、相让、相敬、相恤、蔼然、敦睦之谊，虽至百世，常如一日。庶不负我祖若宗教孝、教弟(悌)之遗意也。呜呼！贤者务为仁孝，愚者知所敦勉。”

由此可见，高家治家有道、门风端正。

蒲松龄把高凤翰逸事写进《聊斋志异》

高凤翰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八九岁时，他黎明即起，冷水敷面后，抱着书就到学馆诵读，同时还跟父亲学习音律、诗词。

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19岁的高凤翰考中秀才。自此，高凤翰每天幽居在胶州三里河老家，发奋苦读，期冀科举顺利、金榜高中，光耀高家门楣。然而命运多舛，他从20岁开始参加在济南举行的乡试，却都与“举人”的功名无缘，前前后后高凤翰共参加了九次乡试，皆名落孙山，令人唏嘘。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多次参加乡试的过程中，他结识了一大批才华横溢、品行高洁的良师益友。这些人中有文坛领袖王士祯、杰出文学家蒲松龄、郑板桥，人生知己之交卢见曾等。正是他们的教勉、鼓励、提携、帮助，成就了日后享誉艺坛、留名青史的高凤翰。

王士祯，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县)人，官至刑部尚书，清初诗坛“神韵派”创始人，清初文坛领袖。他十分欣赏高凤翰的诗文，意欲收高凤翰为弟子。遗憾的是生前未能如愿，临终仍嘱咐儿子将高凤翰列入王氏门墙。高凤翰一生十分敬重王士祯，每逢正月初一，都要祭拜王士祯画像。

蒲松龄，别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清康熙三十六年(1696年)，高凤翰随父赴淄川教谕任，其间得识父辈好友蒲松龄，并结为忘年交(高凤翰比蒲松龄小43岁)。清雍正元年(1723年)，高凤翰得读《聊斋志异》，此时蒲松龄已经去世，想起早年与蒲松龄的交往，高凤翰感慨万千，为《聊斋志异》写了跋语。蒲松龄把张在辛和高凤翰的逸事写进《聊斋志异》中的短篇小说《张贡士》，足见蒲松龄对高凤翰的喜爱之情。

郑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扬州八怪”重要代表人物。高凤翰与郑板桥相识于江苏，两人都是性情洒脱、关心百姓疾苦的人，可谓脾性相投，交往十分默契。高凤翰病残后，郑板桥亲刻“砚田生计”一印送给他，以示赞美、安慰。

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郑板桥借视察水灾之便，到胶州看望高凤翰。高凤翰不顾体弱多病，积极为赈灾建言献策，郑板桥更是从俸禄里拿出十二两银子，支援生活处于窘境的高凤翰。

高凤翰故去九年后立碑，郑板桥亲笔为其墓碑题写正文：高南阜先生墓。

右手病残，成为左笔书画家

清雍正五年(1727年)秋，高凤翰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胶州牧黄之瑞保举他参加贤良方正科考试。是年冬天，高凤翰赴济南住在山水画家朱岷家里准备考试，后名列山东当年推荐的十二人之一。

次年八月，一行十二人到北京参加考试，高凤翰名列一等，被雍正皇帝召见于圆明园，赞为“清、真”，授八品修职郎。清雍正六年(1728年)冬，46岁的高凤翰辞别故里胶州三里河、告别妻子傅传古，踏上了前往江南的为官生涯。清雍正八年(1730年)，安徽六安知州卢见曾因高凤翰恪守职责、勤政廉洁，举荐其为安徽歙县县令，不料还未到任就遭人诬告，后经审理查明，委署休宁县令。

卢见曾，号雅雨，山东德州人，清康熙辛丑年(1721年)进士，曾先后任四川洪雅知县、安徽六安知州、江宁知府、两淮盐运使等职，一生不仅勤于吏治，且擅长诗文、爱才好客。卢见曾是高凤翰出仕后最重要的良师益友，他们既是上下级关系，也是同道好友，高凤翰为官期间数度得其关照。卢见曾在为高凤翰《南阜山人诗集》写的序中，称誉高凤翰“具有经济才，则世罕知者”。

清乾隆二年(1737年)，卢见曾在扬州“大会名仕于平山堂”，特邀高凤翰参加。平山堂雅集是当时文化上的一大盛事，在一众文人名仕中，卢见曾将高凤翰奉为座上宾，由此可见对其的尊崇。

清乾隆元年(1736年)，卢见曾调任两淮盐运使，准备向上司推荐任泰州坝监掣期满的高凤翰。就是这一年，高凤翰身体出现问题，右臂时常不听使唤。到了第二年，有人诬告卢见曾犯有结党罪，高凤翰也受到牵连。与此同时，他的风痹症恶化，右手病残，完全不能动弹。

在身心双重痛苦面前，高凤翰痛不欲生，但他没有退缩、沉沦，而是积极尝试用左手作画，且取得成功。

从右手病残到用左手书画，高凤翰以异于常人的顽强毅力，诠释了对艺术的高度热爱以及愿意为之终身奋斗的拼搏精神。晚年高凤翰的印章中，有“丁巳残人”“左手”“后尚左生”等，进一步鉴证了高凤翰直面残疾、与病魔抗争、为艺术奋斗的精神风骨。

清乾隆六年(1741年)六月，高凤翰告别扬州的朋友，辗转回到阔别十四年的故乡胶州三里河，是年，高凤翰59岁。回家后，高凤翰改号为“归云和尚”——洒然为和尚，号归云。高凤翰意欲清闲自在、安享晚年，只是由于贫病交加，“归云”对于高凤翰来说已成为一种奢望。

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初春，高凤翰写下了“欲知老骨填沟日，多在三春未尽时”的诗句。这年春末，高凤翰去世，终年67岁，安葬于胶州西八里辛置岭。

1994年，胶州市澳门路西段，一座集纪念、研究、展示清代“扬州画派”杰出书画家高凤翰生平、艺术成就及清廉品质的纪念馆对外开放。高凤翰纪念馆坐北朝南，灰瓦白墙，清代的建筑风格使得纪念馆在现代建筑群中显得更加端庄肃穆。

（本文作者为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