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总”危机：开启爱与责任的持久谈判

曾经，霸道总裁（简称“霸总”）风靡荧屏，成为许多女生幻想中的完美男神——霸气、成功、无所不能，关键还愿意屈身无微不至地照顾你的日常起居。

霸总的完美无缺仿佛是女性依赖和梦想的集中体现，但在最近几年的国产影视中，出现了霸总的危机：这些曾经的完美情人，变得愈加控制欲强烈，甚至暴力，试图将女性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人们对于曾经的霸总有了更多反思。

但这种“霸总危机”究竟代表着女性的觉醒，还是进一步加深了对父权的依赖？在“依赖”与“独立”的博弈中，女性是否能够打破固有的性别框架，寻找到属于自己的真正成长之路？

本文关注当下的亲密关系，进而回溯了思想家沃斯通克拉夫特描绘的女性解放理想，这是否依然可以为今天的女性提供方向？独立、平等、责任，这位18世纪女性主义者的教诲，将让我们开始爱与责任的持久谈判， 甚至让我们踏上21世纪关系共同体的新起点。

霸总的危机

偶像剧里的霸道总裁，曾经是很多少女的Mr.Right（真命天子）。虽然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但他们超强的财富力和社会能力能轻轻松松解决女生遇到的棘手难题，要是再能在他们的业余时间不容拒绝而又无微不至地照顾女生的日常起居，那么这个霸道总裁几乎就完美了。霸总甜宠作为女频爽文，是一种幻想的投射，女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和稀缺，需要一个机械降神的男性伴侣来一次性解决。当然，这在性别教育中是极其不利的，这种霸总想象矮化了女性，而且在甜蜜的爱情幻想中正当化了女性的依赖状态。

然而，近年来的国产影视剧中却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霸总的危机。霸总的形象不再光芒万丈，虽然他们仍然运筹帷幄，左右逢源，但他们对于伴侣就像属下一样，可以运用一切手段，经济、人脉甚至暴力，使其完全屈服顺从，不能有一点自由意志。这样的霸总就像暴君一样，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如果服从他的意志和要求，他可以非常大方慷慨，资源共享，为你提供一切可以提供的便利；但是如果忤逆或者冷落他的要求，他可以收回他所给予的一切，甚至为了让你屈服，可以利用一切手段设置障碍让你不得不求助于他。这种对霸总形象的呈现，不得不说是女性意识的觉醒，对于霸总性格的认识更加全面，当你完全依赖于人的时候，那你也完全受制于人。所以，女性遭遇霸总的危机，不应该幻想一个更好的霸总，既能无微不至地照顾你，满足你的一切需求，又对你没有任何要求，纵容你的一切任性。欣慰的是，我们看到了大多数女性有“出走的决心”和出走的勇气。

《再见爱人4》画面。

但是，最近在一档热播的情感类真人秀上，我们却遭遇了一个更真实的霸总。当然，他具有霸总的大多数特质，自负、骄傲、强势、专横，但也能给予伴侣很大的情绪价值和功能支持。在他们参加这个解决婚姻问题的节目之前，已经四五年前，我碰巧看过他们参加另一档访谈，那个访谈里有很大的篇幅是讲霸总如何俘获靓丽女明星的心。当时的言笑晏晏，和今天的一言难尽，恍如隔世。霸总当初之所以俘获女明星的芳心，是因为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女明星非常甜蜜和骄傲地回忆道，他当初开四五个小时的车来探班，为了探班开废了一辆车。我记得当时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女明星在片场被化妆师剃错了睫毛，直接打电话给霸总要求到场处理。霸总吩咐制片人要演一场戏，佯装要开除化妆师，让女明星动恻隐之心为化妆师求情。这个事情听上去就像个闹剧，发生冲突的时候狐假虎威，结果自己被蒙在鼓里，还自以为大人大量。如果一个人喜欢这样的闹剧，那她就会找一个擅长导演和表演这种闹剧的人。

事实上，他们的婚姻问题也可以看作一个戏剧。他们夫妻之间很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妻子想要创业，实现自我价值，奈何自己能力暂时还达不到，而丈夫也不愿意支持她再在创业上面投入时间、金钱和精力。霸总非常独断地判定，女明星演戏是老天爷赏饭吃，干别的事情都是浪费时间，浪费天赋。其中，有一段对话非常耐人品味，女明星抱怨丈夫不支持自己创业，“你其实从一开始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太靠谱，你也没有全情支持，你有帮着改合约吗？你有说这些问题吗？”霸总回复道：“连合约我再改，连计划方案我弄，干脆我弄算了。”但不管是霸总力有不逮，还是霸总懒得掺和，这一回该配合的霸总演视而不见。

《再见爱人4》画面。

不管女明星还是网络舆论，似乎都认为霸总只是不愿意帮助妻子，而没有想过霸总对于一个全新的领域他可能和妻子一样陌生，一样需要花费大量的心力去了解，一样非常有可能失败。那为什么会有霸总无所不能的预设呢？一个很自然的答案，就是依赖已经变成习惯，哪怕想要自己做点事情的时候，也还是想要依赖别人，然后扮演一手造成的成功风范。可惜，一个人可以鞍前马后，任劳任怨，一点一点建立女性对他的信任，当你觉得他无比可靠，无所不能的时候，他也可以置之不理，无动于衷，留下你一个人对着曾经的盖世英雄物是人非，怀疑人生。所以，哪怕女明星已经意识到霸总对她的专横和控制，哪怕她已经对此表示拒绝，但她仍然没有出走的决心，她更想要的是改造霸总。霸总仍然保留原来的无微不至和无所不能，但是还能对她保持尊重，能帮助她的成长。

但是，霸总也是人，没有三头六臂，对霸总的持续赋能最终只能造就一个“巨无爸”，一个超级全能的父权形象。当你任何事情，从衣食起居到自我成长都依赖于这么一个“巨无爸”的时候，还能指望他对你有任何的尊重吗？谁会打心底尊重一个光鲜亮丽、卖弄风情的寄生虫呢？即便这样的“巨无爸”是可能的，他也非常尊重一个仰赖于他的寄生虫，那么你又实现了真正的成长吗？还是说成长本身无关紧要，不过是赶女性主义的时髦？当然，我无意为霸总的专横辩护，也不是要把女性推到最狡猾的位置，而是在探讨一种可能：当我们觉得传统的性别角色是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剥削，部分女性也可能在把这种性别角色当成一种顺手的工具为自己谋求即时的利益？但危险之处在于，即时的利益背后总有代价。

霸总的危机，可能唤醒女性自我，也可能为父权持续赋能，造出一个近乎无敌完美的“巨无爸”想象。而这种升级的父权形象，对两性都有毁灭性的影响，女性将有可能陷入完全的依赖状态，丧失一切尊严、独立、平等和自由；男性将面临更大的社会压力，需要将两性共同承担的责任，甚至女性原本应该自己承担的自我成长独力肩负。这样的前景让我想起18世纪末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女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with Strictures on Political and Moral Subjects (1792)）中描写的场景，时代的车轮向前还是向后又或者一直在泥坑里打转，竟一时说不清楚。

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挑战：

拆解旧的性别框架

沃斯通克拉夫特最惋惜也最痛恨的是女性的依赖状态，“要想青云直上并且能任意尽情享乐,她们就必须为了有利可图而结婚；她们为达到这个目的牺牲了她们的光阴并合法地出卖了她们的身体。”（《女权辩护》）沃斯通克拉夫特把没有爱情，只有利益的婚姻称为“合法卖淫”（legally prostituted），但她认为18世纪的女性如此尚且情有可原，因为当时的男性甚至整个社会主要是把女性塑造为“短暂的肉欲对象”。“女人从小就受到教导并且由于母亲做示范而领悟到只要懂得一些人类的弱点，恰当地说就是做事狡猾、性情温和、表面服从以及谨守凡庸礼节，她们就可以得到男人的保护；假如她们长得漂亮，其余的一切就无所谓了，至少在她们一生的二十年中可以得到男人的保护。”由于妇女只需要依赖男性，或者只能依赖男性，她们就没有必要发展自己的理性和能力，只要妆扮自己，追赶时髦服装的潮流，学会卖弄风情就可以了。

但具有远见卓识的女性没有把这种依赖看成恩惠，相反，沃斯通克拉夫特极力主张女性摆脱这种不成熟的依赖状态，同时也要求国家应该重视女性的教育状况。“如果婚姻是对社会起巩固作用的，人类就应当按照同一方式受教育，否则两性间的交往永远不配称为伴侣；并且在妇女成为有知识的公民以前，在她们能够自谋生活不依靠男人从而得到解放以前，她们也永远不会完成女性特有的责任。不但如此，除非妇女和男人一起受教育，准备做他们的伴侣而不是做他们的情妇，否则结婚永远不会被看作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沃斯通克拉夫特把两性间智识上的平等看作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只有智识上的平等才能缔结平等的婚姻，同样只有智识上平等，两性才能完成对自己的责任和对彼此的责任，进一步对家庭的责任和对社会的责任。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年4月27日1797年9月10日），18世纪的英国作家、哲学家和女权主义者。

沃斯通克拉夫特对理性的魅力非常信任，她预言：“等到君王和贵族受到理性的启发，认识到真正人的尊严胜于这种幼稚状态，从而抛弃他们用来炫耀自己的世袭的尊荣；到那时假如女人仍不能放弃依靠美貌得来的为所欲为的特权，那么她们将证明她们在智力上不如男人。” 从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时代到今天，女性教育的状况大大改善（当然，两性间的教育机会还远算不上平等），为什么仍然存在女性的依赖状态，甚至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也是如此？这在某种意义上和教育的商品化相关，对于某些女性来说，教育和服装、提包、化妆品一样都只是一个身份标记，凭此身份标记可以在婚姻市场上提高价码。这样的教育不仅不会让女性获得独立和平等，反而会陷入更深的自我物化和奴役。有人可能说这样的婚姻更像资源整合，不同要素之间不能说简单的依赖关系，但问题是股权结构是掌握在你的手里吗？或者你的要素是不可替代的吗？还是轻松地可以用算法抓取一批人？这些复杂的问题就留给那些精明的女性去计算罢。

对沃斯通克拉夫特来说，教育真正的价值在于让女性获得职业上的独立，人格上的平等和责任上的自觉。如果教育不能让女性在经济上独立，不能让女性发现自我完善之路，不能让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履行自己的责任，那么这种教育就毫无意义，它不过是一枚华而不实的胸针，或者傲人简历上的条文而已。沃斯通克拉夫特曾经讲过一个让别人代自己成长的女性的故事，一个妇女嫁给一个聪明的丈夫，这个妇女非常勤劳，做什么事情之前先咨询她的丈夫，得到他非常明智的建议之后才去行事，这样看起来这个妇女非常能干，能把家庭里的大事小情安排得井井有条。但是不幸她的丈夫先她而去，她就变得举步维艰，什么也做不了。从这个角度来看，沃斯通克拉夫特仍未过时，当女性放弃了独立和平等，也就放弃了人之为人的尊严，不可避免地堕入了依赖状态。但女性的独立和平等，不能只靠女性自己苦苦争取，首先要解开女性的束缚，正如波伏娃所言，女性“要成功是很难的，因为她必须去完成另一项事业：无论如何，她必须同时做一个女人,不应当失去女性气质。”（《第二性》）女性的独立和平等，需要拆解旧的性别框架，需要男性同志的友谊，需要带着崭新的爱情重新谈判两性之间的责任。

爱与责任的持久谈判

如果说依赖是顽疾的话，那么20年代的女性新常态就是出走。今年的两部电影《出走的决心》和《好东西》都是好东西，前者讲述了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与新的社会压力下，母亲角色令人窒息的生存状况；后者呈现了都市单亲母亲在履行母职的同时，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如果说依赖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了男性身上，那么出走则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放在了女性自己身上，尤其对于单亲母亲而言。

当然，像《出走的决心》里的李红，她的出走让她卸下了许多她原本不该负担的责任：照顾丈夫的衣食起居，照顾女儿一家的衣食起居，甚至还要抚养外孙。当新的社会压力施加到传统的家庭结构上，每一个家庭成员其实都增加了负担，但是那个看起来没有工作的母亲却是最压抑的，不仅因为所有的家政都转移到了她的身上，而且她的劳动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嘉奖，或者无法被社会承认。所以，某种程度上她的出走不是对自己家庭的抛弃，而是个人对传统家庭结构、社会结构的反抗。而《好东西》里的王铁梅，则需要独力承担抚养女儿的责任，虽然她的前夫偶尔会闪现。王铁梅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当代女性，她像个女超人一样一边养育女儿，一边赚钱养家，还为像她一样的女性群体发声。总之，就是“善良、勇敢、有阅读量”。当然，她的磁场也吸引到了善良而有才华的朋友小叶，还有“课间十分钟”的男性伴侣小马。

电影《出走的决心》剧照。

今天女性有不进入婚姻甚至爱情的自由，当然也有随时离开爱情和婚姻的自由。但我觉得可能可以根据理由稍作分类，有些女性出走或者不进入是因为对和异性相处不感兴趣或者感到厌倦；而另外一些女性出走或者不进入是因为对社会的两性分工或者具体关系的两性分工感到不满或者失望。我在这里只谈后一种情况，因为前一种情况本身已经是一种选择。还是拿上面两部电影来分析，我觉得这两部电影可能都属于后一种情况。《出走的决心》里面的丈夫看起来是一个如此压迫性的父权形象，但事实上又是一个如此普遍的中老年男性。当他说出“谁家老娘们不生孩子不做饭啊”，他就不是一个具体的父亲了，他就成了传统的家庭结构图示。而《好东西》里的前夫哥，本来居家照顾小孩，负责家政，但是觉得有伤男子气概提出了离婚。某种意义上，他们都在找准一种传统家庭结构下的父亲和男性形象，但他们都偏离了那种理想型，因为那种理想型对男性权利和义务有一个理想的规范，男性可以包办女性的生活，女性以男性的意志为准则，也就是沃斯通克拉夫特所描述的依赖状态。但这两位电影中的丈夫，显然没有尽到这种规范的责任，但他们却享有了或者试图享有这种规范的特权。李红的丈夫也想过去尽这种责任，他提着礼品，低声下气地求单位领导给妻子安排工作，却被灰溜溜地扫地出门。所以，在这种家庭结构之下，没有赢家，只有弱者向更弱者释放变态的权力欲。

电影《出走的决心》剧照。

对于这种根深蒂固的规范，我们当然有权选择出走，也可以在“课间十分钟”嬉戏打闹，而不再进入一段长期关系。但逃避虽然有用，却意味着放弃人生中的重要阵地。在从一段关系中抽身而出，身心俱疲或者只要一想到进入关系，就望而生畏，这时候，我们唯一的想法就是一个人待着就好，哪怕要独立抚养小孩长大。但强悍的生命从不拒绝相遇，当然智慧也不会让我们重蹈覆辙。当我们在亲密关系中遇挫，可能是人的问题，也可能是规范的问题。我们蹩脚地演着不合适的脚本，明明我爱你，你也爱我，你却觉得不够，我也觉得为难。一套经典的依赖状态规范，不仅偶像剧和爱情小说在重复，而且商品广告，甚至家长父母，周围的熟人朋友都在传播，但仔细去看，却又没有人在真正实行。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非如此不可吗？可以不如此！事实上，在亲密关系中所有的权利和责任都需要双方亲自去商定，没有什么脚本是非扮演不可的，也没有什么脚本是一定不能扮演的。正如阿兰·巴迪欧所言，“爱情，是最小的共产主义。”（《爱的多重奏》）爱情，从来就不是两个人扮演现成的脚本，相反，是两个人持久的谈判和共同行动。

在爱情中，最不需要考虑第三者的目光，爱情需要充分地拥抱与爱抚彼此的差异，需要充分地倾听对方的声音，需要充分地交换彼此的意见，直到最大程度地满足对方的渴望。所以，爱情真正的考验是我们能否坚持持久谈判，“在爱中，忠诚意味着这种长期的胜利：一天又一天过去，在某种绵延的发明之中，在某个世界的诞生之中，相遇的偶然被征服了。”爱情最美好的地方在于它对想象力的呵护和滋养，而最残酷的地方在于某一方单方面停止谈判就意味着爱情献祭在现实的祭坛之上。

《爱的多重奏》， [法] 阿兰·巴迪欧 著，邓刚 译，六点图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

世界上不存在没有风险的爱情，甚至就连交易也有撤销的可能。所以，没有人可以幻想在爱情里稳赚不亏，勇敢的人先开始谈判，先开始谈判的人先改变游戏规则，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记住，我们不是在和爱人谈判，我们是在和操蛋的世界谈判。当然，谈判的目的也不是把责任谈得少少的，把权利谈得大大的。谈判是为了更好地相爱，更少地受这个操蛋世界的限制。只有尽可能地摆脱一些不必要的规范的限制，我们才能把有限的生命和精力投入到真正必要的责任上。当然，谈判只是起点，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真履行双方共同制定的权利和责任，胼手胝足，心甘情愿，因为那是自由和爱情必要的代价。

我想起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乐观，“准许人类从责任和爱情的纯洁源泉中取得幸福，还有什么样的进步是人类心灵所达不到的呢？”独立、平等、责任，一个18世纪女性主义者留给我们的教诲，将成为21世纪共产主义的起点。毕竟，如果我们连爱情都不敢重新想象和改造，又怎么敢改造世界呢？

作者/赵少阳

编辑/走走

校对/薛京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