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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华英重审二审被判死刑！
12月19日上午9时30分，备受关注的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开庭。杨妞花等被害人及家属都到庭参加了诉讼。
19日下午，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驳回余华英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
从2022年6月被抓至今，两年多的时间里，余华英已经6次出庭受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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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0月11日，案件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一审开庭，余华英被控拐卖儿童人数从11人增至17人，其中包括自己的孩子。
罪行更加深重。
2024年10月25日，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认定余华英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判处死刑。
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直到今天，余华英拐卖儿童案终于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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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都市报》曾在公开报道中提到，8岁的时候，她刚读了两年书，母亲因病去世。
17岁那年，父亲也去世。
21岁时，她在云南大理游玩的时候与重庆大足籍的王加文相识，并追随男方来到了重庆，两人结婚。
在1987年生下了女儿。二人婚后的生活并不宽裕。
王加文以挑担子外出补鞋为生，赚来的钱勉强果腹。
多位村民都曾表示，夫妻二人和亲戚鲜少往来，他们不勤劳也不安分，只种了一年庄稼就没再下过地。
懒惰和贫穷在这个家里，滋生了种种恶行，王加文会经常偷东西，比如偷彩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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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王加文在偷盗过程中被人告发，被警方控制。
余华英和女儿失去了经济来源，她将女儿安置在亲戚家，自己来到大足县城，在一家面馆打工。
在打工期间，余华英结识了比自己年长20岁的龚显良。
当时，两人都各有家庭和孩子，但他们还是开始了同居生活，并于同年生下一个男孩。
因为家庭并不富裕，两个人便萌生了卖掉孩子的想法。
余华英贩卖儿童，就是从自己的亲生骨肉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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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卖到了邯郸，并收到了五千元和报酬，那个时候，一名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100元左右。
巨大的利益让二人一下子宽裕了起来。
“什么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卖小孩赚钱。”
龚显良曾这样对余华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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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两人分工非常明确——龚显良负责找目标、找小孩、找中间人，余华英则负责带孩子。
一审中，余华英供述，他们把胡家姐弟带到了邯郸，通过一个名为「喜娘」的中间人，将姐姐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名村民。
弟弟则被卖到了另一处人家。
梳理余华英参与的案件会发现，她和搭档很少会随机向路人、陌生的孩子下手，而是会精心挑选，对熟人、老乡的孩子下手。
杨妞花就是余华英拐卖的第七名儿童，也是她拐卖的第一名女童。
最终，余华英将她以2500元的价格，通过中间人卖给了一户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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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至1996年，是余华英作案高峰期，她和龚显良一起从重庆、贵州等地拐卖了11名儿童至河北邯郸，其中有3对是姐弟或兄弟。
根据一审判决书，被拐家庭大多不富裕，有的父母是环卫工，早出晚归；有的父母在街边补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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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孩子被拐后，他们的父母就永远留在了原地，未来的人生很难真正展开。
找孩子，就是一场耗费精力和财力、夹杂失望和希望的战斗。
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一个寻子家庭，都能熬过如此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岁月。
在等待之外，疾病和死亡往往比孩子来得更近、更早。
比如，杨妞花的39岁的爸爸郁郁而终，妈妈也在32岁的时候离世。
如今，余华英被判处死刑，全网拍手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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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杨妞花说过一句话：过去十几年，她拼命努力，才过上普通人有家、有亲人的生活。
如果没有人贩子，那本该是她本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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