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高岗闹腾得周恩来无法作会议总结，他究竟哪里来的底气呢

1952年7月，自高岗进京后，野心就不断地膨胀，不仅想要打倒刘少奇主席，对周恩来总理更是不依不饶，他究竟哪里来的底气呢？他有那个实力吗？

1953年6月至8月，中央召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会议重点是批判新税制工作的问题。新税制出台是比较草率了些，为了赶在1953年元旦前公布，没有来得及征求地方财政、税务部门的意见，也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甚至到新税制公布，都没有向主席汇报，听取指导，所以才使毛泽东看了报纸才知道这件事，并很生气地批评了薄一波和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

高岗抓住这个机会，借题发挥，制造紧张空气，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和周恩来。他硬说财政工作中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财政部是独立王国，“有财无政”，财政部长薄一波是“财霸”，断章取义地引用刘少奇曾经讲过的一些话，进行攻击和煽动，指桑骂槐，影射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和周恩来。

在会外，高岗更是活跃异常，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指名道姓攻击刘少奇、周恩来。他把刘少奇1945年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1947年同安子文等人的讲话，1951年对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语，都抄成档案，作为炮弹，攻击刘少奇犯有对资产阶级、富农投降的原则性错误。他制造谣言，说中央有宗派，诬蔑刘少奇有“圈圈”，周恩来有“摊摊”，并把薄一波、安子文划入刘少奇的所谓“圈圈”内。

当时，中共中央正酝酿召开党的八大，并具体考虑是否增设党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政府体制是否采用苏联部长会议体制。毛泽东还曾提出中央分成一线、二线的主张。为此，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私拟过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本来这个名单是高岗和安子文议论过的，但高岗说他不知道，只知道名单里有薄一波，没有重要军事领导人林彪，并说这个名单出自刘少奇。

周恩来宽宏大量，他并不理会高岗散布的种种流言，在会议内外继续做他认为必须做的工作。

晚上11点，他将在北京的刘海粟约到中南海，谈起美术界的团结问题。当时社会上有些传闻，说刘海粟与徐悲鸿如何如何“水火不容”。周恩来规劝刘海粟不要听信那些不负责任的传言：“刘老，你和悲鸿都是从反封建斗争中过来的，为美术事业冒过风险，过去也有较深的友谊。”

“是啊，”刘海粟饮着茶，仰脸回想着，“他怎么现在脾气变得这样大……”

周恩来隔着茶几，坐在另一边，诚恳地说：“悲鸿近年来患病，住院很久，感情容易冲动，你要谅解他。”

刘海粟是个开通的人， 一经点拨，他十分动情：“总理，你放心，悲鸿的性格与性情，我是了解的。今后，只要我们彼此多体谅，谣传就会不攻自破。”

周恩来很高兴：“你们两位团结一致，我们美术教育工作就好办多了，人才也会不断培养出来。”

凌晨1点多，周恩来送走了刘海粟，回屋后又接着批阅文件。

他多么希望高岗与他，也能像刘、徐一样化解“误会”啊。

他依然诚心诚意，尊敬地对待高岗。6月23日，他看到高岗 《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修改稿，马上给毛泽东写信，并转高岗。他在信中既肯定了报告稿的长处，又诚恳地指出不足，特别是对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的阐述。

周恩来认为，孤立地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如原稿中“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党的基本任务就是：稳步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有步骤地促进农业的集体化，使我们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实 现我国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很显然，周恩来的这个提法更完整准确。他在信中写道：“我这样的看法和改法，不知是否妥当，请主席和高岗同志予以酌定。如果可用的话，报告稿十八页末段第一句也须修改，并且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从革命胜利后开始的，不是今年开始的。还有第八页第一行的，在‘水力电站和造船工业等建设’一句，应改为‘水力资源、电气化和造船工业等建设’，以免误会为‘水力电站’。”

然而，高、饶并不领情，高无“高风”，饶不“饶人”，继续在阴谋的斜坡上滑行。

本来主持财经会议的是周恩来，让高岗和饶漱石在下面一搅和，气氛变得不正常起来。当他讲话时，下面有人不是交头接耳，就是发出哄声。到会议总结的那天，他拿着讲稿，刚要走上台发言，从座席里就发出嗡嗡嘤嘤的声音。他开始没有理会，径直往台上走，起哄的声音反而大了起来，周恩来说，“你们这样，我没有办法作结论。”

“没有办法作就不要勉强嘛。”高岗不软不硬，“财政经济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还总结经验不成？”

并不怎么好笑的话，被捧场的饶漱石和另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挑得乱笑一阵。

应该说到场的大部分干部都是忠于党的事业的，只是他们不知道幕后的一切。他们有的睁大眼睛仔细捕捉每一句话，有的在全神贯注地记笔记。

讲到最后，周恩来脸色严肃，取下眼镜，放慢音调，一字一顿地说：“有些发言不尽妥当。”高岗没有抬脸，用红蓝铅笔在本子上使劲杵着，又用力将本子合上，发出些许不和谐的声音。

高岗究竟是哪里来的底气，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正式的场合，如此对待堂堂的一国总理呢？

客观的说，高岗在进京前，的确算得上是一方大“诸侯”，说他是“东北王”也不为过。他在1927年就参与了陕北根据地的创建，在抗战胜利前，历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兼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要职，是个实打实的“老资格”！

抗战胜利后，高岗接替了林彪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并兼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等职务，东北的党、政、军大权都握在他手里，是威风凛凛的“东北之王”！

新中国成立后，高岗虽然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但依然主管着东北，直到1952年7月，毛泽东为了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才将他调进北京，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这是主管国家经济的实权职务，足见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和器重。

党内“老资格”，主管东北和国家经济、毛泽东的信任和器重，这就是高岗自以为是的底气，他在进京后迅速膨胀起来，拉帮结伙，妄想将刘少奇和周恩来打倒，他和饶漱石取而代之。

在此期间，正遇上朝鲜战争停战谈判。虽然周恩来将军事工作交给了彭德怀，但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事，还得他出马。当时坐在谈判桌前的是南日和柴成文，幕后是李克农和乔冠华。在什么问题上据理力争，在什么问题上可以妥协让步，都是按周恩来的指示进行的。他仍时常与第一线通电话，了解最新情况，作出最新决策。

那时的通信线路不好，又没增音设备，听起来比蚁子声还小。周恩来扯破嗓子喊，每次打完电话都累得一身汗。正是三伏天，服务员在门外听到没有总理的声音了，急忙进来送茶水，递条热毛巾。

周恩来擦把脸就觉得舒服许多。财经会议的事还在他脑子里转。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又该如何来应付高岗和饶漱石呢？不得不说，高岗让周恩来陷入了被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