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和毛主席明明有师生情，瞧不上《蝶恋花》：没有一句通的

1959年胡适在国外读到了《毛泽东诗词十九首》，看到那首《蝶恋花》后，胡适留下评语：真是肉麻，没有一句通的。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还专门找到著名的语言学家赵元任，目的就是为了证实毛主席的这首词不押韵，即便是按照湖南方言来说，也是不押韵的。

那么问题是，当年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也是北大名师，也曾对青年毛泽东给予关照，毛泽东更是把他当做恩师对待，如今胡适为什么如此瞧不起这首《蝶恋花》呢？

胡适出生于1891年，仅仅比毛主席年长两岁。1917年9月10日，他刚从海外归国，便凭借其卓越的学识与思想见解，成为了北京大学的教授。

他作为鼓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以其犀利的笔触和深刻的思想，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思想革新的浪潮。

1918年秋，在老师杨昌济的热心引荐之下，青年毛泽东踏入了北京大学的校园，开始在图书馆从事工作。胡适在北大任教，每月能够领取300大洋的高额薪水，相比之下，毛泽东在图书馆工作，月工资仅为8元，两者之间相差近40倍。这种巨大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胡适对毛泽东的态度。

在这期间，毛泽东怀着对知识的渴望与对进步思想的追求，通过杨昌济的关系得以拜访胡适。两人就各种社会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请教与讨论。从毛泽东的种种举动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的他对胡适这位学界前辈充满了敬重之情。

在湖南求学期间，毛泽东就热衷于到湖南各地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在这一重要的实践活动方面，他还曾专门征求胡适的意见，胡适也给予了支持与肯定。

1920年1月15日，毛泽东再次拜访胡适，此次他怀揣着一个重要的使命，即请胡适帮忙筹办“湖南自修大学”。胡适毫不犹豫地欣然应允，并且还亲自为这所大学修改名字，将其定名为“自修大学”。

然而，胡适的革命思想却慢慢改变。1945年，胡适给远在延安的毛主席发去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他借用《淮南子》中的无为主义思想，劝说中国共产党放弃武力斗争。得知胡适的这一态度后，毛主席内心深感失望。

新中国成立之后，胡适辗转于美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他还曾对毛泽东的文学才华给予了一定的肯定，称赞“毛泽东是白话文写得最好的一位学生”。然而，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领域，胡适却持有截然不同的态度，甚至表现得颇为刻薄。

以《蝶恋花》为例，这首词乃是毛主席在阅读了杨开慧的闺蜜李淑一的来信后，有感而发、即兴创作而成的佳作。其中“我失骄杨君失柳”一句，情感真挚深沉，意境悠远，足以在文学史上流传千古。

然而，胡适却以押韵问题对其提出批评。从技术层面来看，若严格按照词牌“蝶恋花”的要求，此词的确存在不押韵之处。例如，胡适曾请教湘籍著名语言学家，得出照方言也不押韵的结论。按照“蝶恋花”词牌的规范，上下阕同调，五句四仄韵，共八个韵脚，且要求在同一韵部，对照之下，这首词在形式上确实有所欠缺。

但毛主席作为一位对古诗词有着深厚造诣与独特理解的创作者，他的选择并非源于水平不足。事实上，在正版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里，有毛泽东专门为这首词所写的备注，明确提到“上下两韵，不可改，只得仍之”。

这表明毛主席深知押韵问题的存在，但为了能够更好地表达词的内容与情感，他毅然选择了不改变韵脚。这种不拘泥于形式、注重内容表达的创作理念，恰恰体现了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上的独特风格与深刻内涵。

而胡适之所以对毛泽东的诗词创作产生误解，一方面源于他自身在诗词创作实践上的水平有限。尽管他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在理论层面有着诸多建树，但在诗词创作的实际能力方面却略显不足。这就如同许多擅长讲授新闻理论之人，却未必能够写出优秀的新闻稿一样。

对于毛主席而言，《蝶恋花・答李淑一》是他对昔日爱人和亲密战友的深切悼念之情的凝聚与宣泄。这首词所蕴含的真挚情感与深刻思想，远远超越了形式上的韵律要求。因此，胡适的恶评在其深沉的情感表达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可以说，除了胡适外，在文坛上还有哪一个人非要说毛主席的诗词“不通”，显然，问题不出在毛主席的诗词上，而是出在胡适的脑子里。

1962年2月24日，胡适在台湾突发心脏病猝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