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之争——民国医学往事

清末以来，中国积贫积弱。面对西方殖民者的军舰大炮，毫无抵抗之力。向西方学习成为了有识之士的共识。民国成立后，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在寻找救亡图存的道路上，许多人有非常激进的主张，比如废止汉字等。中医也难免遭受牵连，成为了旧时代落后的象征。

钱玄同曾主张废除汉字

1929年（民国18年）2月，国民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会上余云岫、褚民谊等人先后提出了四项相关议案，其中包括废止中医之办法，以达到中医自然消亡之目的。考虑到余岩提案过于激进，中央卫生会议最后通过《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

日本留学归来的内政部卫生专业委员会委员余云岫主张废除中医

为防止被废止，中医界采取了组织社团、抗议请愿等多种措施进行抗辩，终于使此案未被施行。如果中医被废止，中药行业也将遭受灭顶之灾，因此中药界与中医界统一行动，团结合作。

尽管最后中医没有被废止，但是中医不科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当时的主流舆论认为中医必须要改良、改革，变得更为科学。其实这些观点也不难理解，一来积贫积弱的中国看先进的西方，总会带着浪漫的色彩。二来，西医确实有过人之处。比如清末传入中国的霍乱疫情，中医实在束手无策。因为发病太急，病人一发病上吐下泻，不到半天就病危去世了。有时距离远，医生还没赶到现场，人就不行了，别说开药了。开了药，病人本来就吐泻，吃了药也吐出来，很难解决。西医治疗霍乱也没有什么神奇的手段，就是靠静脉注射，通过补充液体，人不会因为上吐下泻短时间就死亡。既然不会立刻死亡，那就可以慢慢治疗了。

清代温病大家王孟英

中医温病四大家之一的王孟英，一生与霍乱斗争。有时妙手回春，也有时力有不逮，他的妻子、女儿、好友，都因霍乱而去世。他的妻子从第一次腹泻到去世不到一天，等他意识到问题严重时，已经来不及了。在王孟英留下的医案中，598个案例里有352个案例都是被其他大夫误诊导致病情更加严重。中医难以掌握，难以推广，对急症效果不佳，是实实在在的缺点。

伍连德首次发现肺鼠疫，成功指挥了1910年中国东北抗疫

1910年，我国东北遭到鼠疫侵袭。伍连德临危受命，指挥抗疫。他设计了口罩，提倡分餐制，用臂章做成了那个时代的“健康码”，集中焚烧去世病人的遗体，最终扑灭了疫情。他发现扑杀老鼠并未造成疫情的缓解，大胆提出了疫情可以人传人。当时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医生梅斯尼，作为鼠疫专家不相信伍连德的说法，坚持认为老鼠才是唯一的传播媒介，未戴口罩赴医院检查病人，最后不幸染病离世。这一次疫情不仅是中外西医的比拼，也是中西医的同台竞技，遗憾的是中医表现比较拉跨。前去抗疫的中医大夫把鼠疫当成普通的瘟病，对传染病理解不深，接近半数的中医染病去世。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1929年会有中医废止案的出现。

对待中医的态度，从伍连德身上就有最好的体现。他最早提出废止中医，但是后来又和王吉民一起耗时16年用英文撰写《中国医史》，向世界介绍中医的历史与成就。

“本书的目的是双重的。对那些以值得赞美的努力来宣传与保留古代体系在各方面公认的优点的老式学者们来说，应当以激动的心情来阅读。应当使他们知道，现代预防与治疗概念是如何在这块保守的土地上生根立足的；应当提醒他们，世界自从华佗时代以来并不是停滞不前的。另一方面，对那些以现代科学研究精神向广大群众谆谆教诲的实验医学的首领们来说，是要劝告他们，不要以冷眼看待过去的课题，不要把古代的传统看作是被摒弃的，而要把它看作是一种给予现代的奇异成就以生动的帮助的背景。”——伍连德《中国医史》序言

在东北爆发鼠疫的同时，上海也爆发了鼠疫，但是上海的中医控制了疫情的发展，以至于都没有成为“大新闻”。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伍连德对此显然是了解的，这令他改变了对中医的看法。但中医的弱点也在此暴露无遗，上海的经验没有在东北得到复制。缺乏统一的诊断标准，太过依赖医生能力制约了中医的发展，这可能也是后来伍连德潜心编纂医史的原因。

1945年的诺贝尔医院奖授予三位为青霉素发现、制造提纯、活体实验做出贡献的科学家

随着抗战爆发，治疗枪伤成为了医学界急需解决的难题。最开始中西医对此都没有好办法。直到西医发现了青霉素，青霉素的应用大量减少了因为伤口感染而造成的死亡。1943年，美国实现了青霉素的量产，此时的二战已经进入了最残酷的后半段。作为盟军的杀手锏，这种药物被严格管控，整个二战期间，德国都没能大规模生产青霉素，实验室的产量仅够几十人使用。

中国青霉素之父樊庆生

当时在美国求学的樊庆生带着设备和宝贵的三支盘尼西林菌种，毅然回国投入到研制青霉素的事业中。日本人对青霉素同样眼红，层层封锁。樊庆生冒着生命危险几经波折，最后通过飞越喜马拉雅山的驼峰航线来到昆明。经过不懈努力，在1944年终于研制成功了第一批低毒高效的盘尼西林试剂。由此，中国成为了世界上能够研制盘尼西林的七个国家之一，可惜条件限制没有实现大规模生产。金条换盘尼西林还是摆在中国人面前的现实。

曲焕章

在西医研究生产青霉素时，中医也在为解决枪伤问题做着不懈的努力。云南名医曲焕章研制出百宝丹，对于枪伤有很好的疗效。1938年，中国军队血战台儿庄，取得了重大胜利。曲焕章为参加作战的滇军60军，捐献了三万瓶百宝丹。抗战前后，曲焕章的百宝丹销售了40万瓶，为战乱之际的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遗憾的是，国民政府腐败不堪，一心想得到秘方中饱私囊，曲焕章不愿合作惨死狱中。

民国时的曲焕章百宝丹广告

新中国成立后，樊庆生给盘尼西林起了一个老百姓更容易接受的名字“青霉素”，并沿用至今。上海第三制药厂大规模生产青霉素，到1956年产量已经达到10吨。摆脱了对进口的依赖，青霉素的价格也从与黄金等价变成了白菜价。曲焕章用命藏起来的秘方，由他的亲人捐献给国家。百宝丹成为了今天人们熟知的云南白药，由昆明制药厂大规模生产，其配方、工艺至今仍是国家绝密。王孟英编纂的《霍乱论》被列为中医经典，被后世中医们不断学习研究。伍连德的防疫措施，经后人不断发展完善，帮助中国人抵御了一次又一次疫情爆发。

医药事业和其他所有事业一样，它的发展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国家。不管中医还是西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能解决问题的就是好医。爱病人胜过爱家人的王孟英，国士无双的伍连德，青霉素之父樊庆生，悬壶济世的曲焕章，不管学中医还是学西医，他们以爱国奋斗慈悲救世的精神为中国医学发展做出了贡献，造福了中国人。那些打着科学旗号，破坏中国医疗事业的人，注定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