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舞 | 论长寿内卷化

作者简介

刘燕舞，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摘要

进入长寿时代后，农村老年人在其高龄阶段的生命历程中，会遭遇各种负性生活事件。伴随其机体衰退，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坠入巨大的生活风险之中。结合中国传统的老龄观，通过对“内卷化”这一概念的辨析和创造性转化，可以构建“长寿内卷化”的概念，以理解当前农村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状态。当高龄老年人的生命历程步入内卷点之后，其寿命虽然仍然在延长，但由于各种负性生命事件的发生和影响，生命质量却开始下滑，与理想状态相反的是，这段生命历程将持续进入病寿、苦寿、辱寿等单一存在或同时并存的生活风险状态；当这一曲线下滑至接近生命质量轴的交叉点时，它意味着高龄老年人生命主动或被动的终结。支撑从长寿内卷化到生活风险发生的机制是，城镇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压力通过环状结构的新家庭结构形式向高龄老年人转移。秉持积极老龄观，加强政策干预，实现长寿去内卷化，是长寿时代所必需面对的重要议题。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的“长寿内卷化”，不仅对理解当前农村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具有理论意义和政策意义，将来也同样适用于分析城市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状况。

关键词

长寿内卷化；农村高龄老年人；生活风险；长寿红利；长寿风险；社会压力转移；新家庭结构；家风建设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为18.7%，有2.64亿人，65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比为13.5%，有1.9亿人［1］（P66）。这表明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老龄化将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这一重要趋势中，一个更为深刻的变化是，高龄老年人口正在快速增加，随着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增长，我国正在进入长寿时代［2］（P66-67）。在长寿时代，以长寿为特征的农村高龄老年人将是学术研究需要重点关注的群体。他们在长寿的人生晚年时期将会面临哪些生活风险，以及如何从理论高度解释其生活风险的形成机制并据此提出政策建议，是本文要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学界关于我国长寿议题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众多成果。归纳起来说，主要有如下两种视角。

一种是长寿红利说（longevity dividend）。这种视角下的研究认为，与人口红利有类似之处的是，如果能突破人口结构老化这类固有观念，通过调整政策环境，就可以激活长寿时代的人口机会，从而创造长寿时代的人口红利，而这种人口红利即是长寿红利［3］（P58）。长寿红利的内容主要有日渐丰厚的人力资本、提升较大的经济资本、持续增强的技术资本以及不断延展的社会资本［4］（P149）［5］（P25）。从疾病转向健康、从依赖转向参与、从消耗转向积累、从负担转向红利，以促进长寿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即是将长寿变成积极应对老龄化的重要资源的有益思考［6］（P20）。在应对策略上，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长寿时代的个人需求、健全社保体系和推动医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引导长寿经济转型和个人行为转变、加速商业模式和组织转型，则是从社会、政府和企业三方需要探索的方向［2］（P80-81）。延迟退休年龄，尤其是实行弹性的退休制度，甚至让老年人享有更多的退休自主选择权，从而让长寿老年人能够为社会作出更多贡献，就是发挥长寿红利的有效手段［4］（P149）［7］（P124）。

另一种是长寿风险说（longevity risk）。这种视角也可称之为长寿负担说（longevity burden），与长寿红利说不同，这一视角认为进入长寿时代后，大量长寿人口的增加会带来包括长寿者个体在内的巨大风险，从而为家庭、社会和国家带来较大负担。从政策取向看，在长寿时代，随着老龄化和高龄化的进一步加剧，农村人口预期寿命的持续延长，农村养老基金的不可持续性会显著增强，这将会导致农村社会保险制度面临严峻挑战［8］（P73）；甚至有学者认为，长寿风险将会是目前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中最值得重视的系统性风险之一，如对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收支平衡的冲击［9］（P2）。从风险治理看，除侧重养老金不足、老年人个体健康状况较差等情况外，健康、财务、照护等各类资源储备的不足，是长寿风险所面临的具体困境［10］（P79）。从个体风险看，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本土理论探索是穆光宗提出的“长寿拐点”概念。穆光宗认为，长寿老龄化展示的是生命的长度或数量，其背后的少子老龄化、空巢老龄化和病苦老龄化集合成的“痛苦老龄化”反映的是生命的生态和质量，长寿老龄化就是老年高龄化，令人可怕的是长寿过程中的病寿、苦寿和辱寿，如失能的出现，一旦到辱寿阶段，寿命的意义就会出现正负翻转［11］（P13）。

应该说，长寿红利说看到了长寿所带来的机遇，而长寿风险说则看到了长寿所带来的压力和负担，两者均对如何做好老龄工作与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然而，在本文看来，长寿红利与长寿风险两者并不矛盾，它们均是长寿时代一体两面的客观存在。在实践过程中，首先应该看到的是长寿负担的客观存在更为迫切，长寿红利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妥善应对长寿风险时才有可能产生的积极结果，否则长寿红利也会被长寿风险产生的负担所拖累。因此，本文更倾向于从高龄老年人个体自身的生活风险出发，构建新的理论框架来分析这些风险之所以发生的具体机制。

基于此，笔者将结合近十年来春节期间回乡观察材料以及运用实地调查法所获深度个案材料对之展开研究。无论是回乡观察材料还是笔者的田野调查，在资料收集方法上，都是采用深度访谈法和参与观察法开展的质性研究。所谓生活风险，是指老年人在其生命历程中，遭遇到的各种危害其生命的负性生活事件，这些负性生活事件的严重程度有差异，重则导致老年人采取极端手段放弃自我生命并既遂，轻则导致老年人采取极端手段放弃生命但未遂，或想采取相应手段却缺乏足够付诸实践的身体能力。前者属于极端风险，后者属于一般风险。不管是哪一种风险，这些情况最终都会对老年人造成巨大的生理或心理或身心兼具的创伤。在接下来的部分，首先通过辨析和梳理“内卷化”概念的学术史，结合中国传统老龄观所产生的理论启发与经验现实的关系，笔者将构建长寿内卷化（involution of longevity）这一分析性概念，然后揭示农村高龄老年人所面临的长寿内卷化的主要类型，进而从城镇化所带来的社会压力转移与新家庭结构形式变动的角度，讨论从长寿内卷化到生活风险产生的中间机制，最后本文将从秉持积极老龄观的角度出发，就未来如何进一步做好农村高龄老年人工作提出政策建议。

二、长寿内卷化的概念辨析与构建

十年前，内卷化在国内的境遇，仅是一个学术概念，还谈不上有公共性。然而，时至今日，当大家都在谈“卷”的背景下，内卷化已经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公共性概念，以至于出现各种各样的简称为“卷”的“内卷”。因此，本文既然借用内卷化来转化构建出长寿内卷化这一概念，就有必要首先从学术史的角度对“内卷化”概念的脉络做些梳理。

（一）内卷化概念的学术史梳理

通常来说，当前学术界所运用的“内卷化”概念，无论是误用还是确用，其源头大都倾向于追溯至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关于印度尼西亚农业的研究。笔者认为，这些追溯大体应与美籍著名华人历史学家黄宗智的《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和《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及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三本著作中的相应介绍有关［12］（P6）［13］（P11）［14］（P53）。国内有两篇比较经典的文献对“内卷化”概念进行了梳理和辨析［15］（P96-110）［16］（P194-208），但是，通过对照吉尔茨的原著原文来看，中文转译后的内容仍存在一些偏差。在吉尔茨的著作《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书中，如其所述，他所构建的“农业内卷化”概念亦是采用或借用了美国另一著名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瑟（Alexander Goldenweiser）在分析文化模式的发展状态时所构建的“内卷化”概念［17］（P80-81）［18］（P511-532）。吉尔茨指出，其采用的“内卷化”这个概念，在戈登威瑟那里是用这个概念来描述一类文化模式，这类文化模式在达到看起来将是它们最终的确定形态时，它们要么无法稳定下来，要么无法将它们自己转变成一种新的模式，相反却是通过使它们内部不断地变得更加复杂而得以继续运行下去［17］（P80-81）［18］（P511-532）。受此启发，吉尔茨认为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地区，水稻种植模式吸收了西方入侵后增长的几乎所有多余的劳动力，至少在间接意义上是如此［17］（P80）。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它总是在确保人均收入不发生严重下降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地往水稻耕作中无限地投入劳动力，从而保持边际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他把这种最终“适得其反”（self-defeating）的结果称为“农业内卷化”［17］（P80）。

自“农业内卷化”这一概念问世后，它在两个层面被极为精妙地借用和改造用以分析小农经济和国家政权建设。前者以黄宗智为代表，后者以杜赞奇为代表。在黄宗智的著作中，“有增长无发展”或“没有发展的增长”是内卷化最为集中的表达。其意是指，在人多地少的约束条件下，当农业以外的产业无法吸纳剩余劳动力时，小农就会不计成本地无限地投入劳动到农业生产中，如精耕细作、利用家庭中的妇女、老幼以及男劳动力的业余时间等。这种模式会导致总的收入会有增长，但是单位工作日的边际劳动报酬是递减的［13］（P11）。晚近以来，黄宗智也提及了内卷化的扩展应用的现状，如用工领域的非正规经济中劳动力使用的内卷化，以及应试教育中的教育内卷化，即学生为了在应试教育的竞争中胜出，而被迫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到应试训练中，以提高分数，而非发展能力［19］（P399）。杜赞奇则借用内卷化分析了晚清和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国家政权内卷化过程。杜赞奇指出，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在向下扩张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收税，而如何有效地从农民那里收税并将税收再用于国家政权建设，就衍生了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代理人或经纪人机制。代理人或经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会将税收层层加码摊到农民身上以便他们自己能够从中贪污中饱。而当农民不堪重负时，一方面是乡村社会的破产，另一方面则是农民反过来会反对国家，最终导致国家政权建设的失败［14］（P53-55）。

黄宗智和杜赞奇的借用与吉尔茨的不同在于，前者将吉尔茨关于农业内卷化界定中的“适得其反”的奥妙进行了扩展和转化。在吉尔茨那里，内卷的结果仍然只是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没有严重下降，或仅仅只是极为缓慢的极小的增长，从而在某个高位点低水平徘徊。黄宗智和杜赞奇的推进，均是内卷化的结果出现了翻转情况，他们的扩展使用属于一种创造性转化。笔者借用“内卷化”的概念，构建长寿内卷化的框架，并非是单纯地试图加入“内卷化”概念的连锁店，而是它确实特别符合分析长寿时代农村老年人生活风险的状态及其后果。就理论逻辑而言，在重视“寿命”之于物理时间上的延长和增长的“长寿”特征时，笔者尤其重视农村老年人因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导致其寿命质量下降的情况。

（二）传统老龄观的理论逻辑及其启发

如果要充分理解长寿的意涵，首要的是在于如何看待“老”，也即老人观或老龄观。从学科话语来看，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社会学侧重从功能主义或冲突主义的角度去看待老人。而中国的话语体系中有类似的理论逻辑，但在具体表述上更贴合中国人的经验现实。

早在两千多年前，《论语·宪问》中说：“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逊悌），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20］（P411-412）。其意是指，原壤踞着双腿，接待孔子。孔子用拐杖敲着他的小腿说：小时候不谦逊，长大了无作为，老了还不死，这就叫做祸害。在《庄子·外篇·天地》中也谈道：“尧观乎华，华封人曰：‘嘻，圣人！请祝圣人，使圣人寿。’尧曰：‘辞。’‘使圣人富。’尧曰：‘辞。’‘使圣人多男子。’尧曰：‘辞。’封人曰：‘寿、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独不欲，何耶？’尧曰：‘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故辞。’”［21］（P359）其意是指，尧到封地华（今陕西省华县）视察，华地守边疆的官员想祝福尧，祝福他长寿、富贵、多子，皆被尧所辞。守边疆的官员不解，尧的理由是：儿子多了害怕，财富多了事多，寿命太长了则容易受辱，此三者均不能涵养德性，故辞。这两段话是先秦时期哲人看待老人或老的经典“理论”之一。正如卡尔·雅思贝尔斯所认为的，人类后来在遇到困惑时，仍然总是试图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左右的轴心时代中寻找答案［22］（P68-70）。笔者同样试图从轴心时代中国先贤的老龄观中获得一些启发，但并非要从浩瀚的中文典籍中专门讨论老人文化，无论是前述对待“内卷化”概念的西方学术谱系梳理，还是从传统老龄观中获得启发，都是秉持为我所用的原则，以服务于当下的实践。

如前所述，社会学理论中从冲突主义的角度理解“老”的观点颇似孔子的观点。这一视角认为，老年人如果到了“老”的一定程度却仍不从相应资源生产与获得的位置上退出来，就可能与年轻人产生冲突，而老年人养老的需要也是靠“剥夺”年轻人缴纳的税收、保险等资金来支撑的，他们会与年轻人构成资源上的争夺和冲突。孔子所说可能是暗指老年人与年轻人在资源分配上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庄子》中尧的观点，则更类似于今人常用的“内卷化”概念，就好比长寿的内卷导致生命质量在跃过某一个点后出现的边际效用递减。进一步引申来看，就中国农村老年人问题的经验现象而言，当我们将养老放在家庭这个微观结构中考察时会发现，“老”倒并不意味着生产意义上的老年人与年轻人必然的资源争夺，而更多体现在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时所面对的社会压力转移问题。同样，“寿则多辱”反映了长寿并不一定健康，相反可能带来苦寿、病寿，乃至辱寿，它是人的生命历程末段生命质量的内卷化。无论是压力转移，还是辱寿体验，作为长寿代表性指标的“高龄”都是两者最突出的交集点。

（三）长寿内卷化的概念构建及其结构内涵

与十多年前不同的是，近十年来尤其是在精准扶贫战略有效实施的背景下，生存困难所导致的生活风险已较少发生。但是，随着人口预期寿命增加，伴随而来的是，那些增长了寿命的群体中，有些只是物理时间意义上的数字，而并非代表生命质量的同步增加。这些经验现象的出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征，因而也迫切需要从构建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的理论自觉角度对之进行本土理论阐释。

基于此，笔者提出强调以负性生活事件为核心特征的“长寿内卷化”概念，它是指农村老年人在其高龄阶段的生命历程中，会遭遇各种负性生活事件，伴随其机体衰退，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坠入生命质量边际效用递减的翻转过程，从而引发其巨大的生活风险。与长寿拐点的差异在于，长寿内卷化至少试图在如下两个方面做更大的推进。第一，当老年人的年龄进入高龄后，其身体、生理、心理等各项生物机能的衰退本身是不可避免的。一些人可能仍然维持在康寿的状态，这是人们所期待的理想状态。另一些人则可能出现病寿、苦寿乃至辱寿的状态。病、苦、辱三者都是老年人的负性生活事件，一旦出现就是长寿拐点，人的生命质量就会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的困境，而不一定非得处于完全陷入身体机能上的失能状态才进入拐点。也正因此，本文将无论是病寿、苦受还是辱寿三者都看作是高龄老年人陷入“风险”的生活状态。其中，病寿主要对应着身体上能感知到的“痛”（pain or ache），苦寿主要对应着心理上的“苦”（depressed or suffering），而辱寿则主要对应着情感上的受辱或被辱（shame or disgraced）。第二，仅从老年人个体的长寿并引发其生命质量边际效用递减的角度仍是不够的，长寿拐点的出现并不必然带来老年人的生活风险，特别是寿者对生活风险应对的失败。而其生活风险之所以发生和被放大，甚至变得不可克服，其机制在于有其他因素在影响着它。也即是说，从长寿拐点到生活风险的中间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环节，而这正是本文在另一个层面，即从新家庭结构转型与社会压力转移的角度，对之力图推进的地方。

当然，在实际经验生活中，病寿、苦寿和辱寿仍然是有程度层次区分的。病寿最为直接，只要有身体机能的不适，人就能最直观地感知到。次之，从直接感知的痛到心理上觉得的苦，其程度则往更深的层次发展了。病寿可以演化到苦寿的阶段，但苦寿不一定非得有对病寿的直接感知，就本文所收集到的经验材料来看，苦寿主要对应的是老年人心理或精神上的抑郁状态，它不一定达到了“抑郁症”的病理性层次，但就是能鲜明地感知到其活着的状态之苦。至于辱寿，一些典籍中的经典论述同样可以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启发。《礼记》中的《祭义第二十四》中记载，曾子曰：“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23］（P913）其意是说，曾子认为，孝有三等，大孝能使双亲受到社会上的尊重，其次是孝子为人处世不让父母蒙受耻辱，最下等的只是能养活父母而已。从当下语境看，不仅是与两千多年前比，就是与十多年前比，单纯停留在吃喝层面的“养”，基本上已经不成问题了。当然，在照料层次上的“养”则仍不乐观。在“尊亲”的层次，就仍然是人们追求的理想状态，而“弗辱”层次的问题却相对比较突出。在弗辱的内涵方面，今天的情况倒并非子孙后代在个人德行上有什么污点，从而让父母祖父母乃至先祖蒙羞，而更多地表现在父母与子女双方主动或被动的一些行为所带来的蒙辱的感受。它既包括父母因为自己长寿内卷化的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而让自己觉得受辱（之辱），从而觉得为子女增加负担而蒙羞外，也包括一些子女因为在市场竞争中面临巨大压力而转移施加给年老父母的羞辱（辱之），两者都构成辱寿的侧面。为了更清晰地把握长寿内卷化的上述内涵和逻辑，我们还可以用理论模型图来表示，如图1。

图1 长寿内卷化的理论模型图

在图1中，纵轴表示不断延长的寿命，横轴表示长寿过程中的生命质量，对角线是两者的交叉延伸线，其理想状态是在寿命不断延长的过程中，生命质量也很高，属于典型的康寿。抛物线与直线的交叉点即是内卷点，这个点是理想型的交叉点，并非物理意义上的精确到某个时间或年龄区间就立即开始内卷的点。在这个内卷点之前的一段，其发展曲线仍然是理想的长寿且生命质量好的状态。在这个内卷点之后，寿命继续在延长，但是导因于各种负性生活事件的影响，人的生命质量却开始下滑，与理想状态相反的是，在这段生命历程中，老年人将持续进入病寿、苦寿、辱寿三者单一存在或同时并存的生活风险状态，当这一曲线下滑至接近生命质量轴时，它意味着生命的主动或被动的终结。正是在这种逻辑意义上，本文所构建的长寿内卷化即是试图将学术史中的“内卷化”概念进行创造性转化。它显然不再是吉尔茨意义上的停留在某个点上持续地低位徘徊和内在复杂化，而是会继续运行下去，在运行的过程中，人的生物生命或物理生命仍然是在继续延长的，但其生命质量却出现了边际效用递减的状态。当然，它也不同于黄宗智、杜赞奇他们分析的仅仅停留在递减或反噬的过程中，而是可以以生命终结为代价的形式主动或被动地结束这一过程。正因如此，笔者在理论模型图中特意将内卷化的曲线箭头延长到与质量线交叉重叠的位置，与起点、卷点相对应的话，此处即为终点。

三、长寿内卷化类型与农村高龄老年人生活风险状况

与康寿的非风险状态相比，病者的病寿内卷化、苦者的苦寿内卷化和辱者的辱寿内卷化是农村高龄老年人生活风险状况的主要类型。这三种类型在高龄老年人长寿内卷化的过程中，既可能单一存在，也可能同时并存，当然，其时间序列并非泾渭分明。

（一）病者的病寿内卷化与生活风险

病寿是作为病人的老年人能够直接感受到且也能被周围人直接观察到的一种风险状态，如下述三个典型案例。2019年在H省YS县L镇C村的调查中，一位Y姓老人向笔者讲述了他70多岁的亲姐姐陷入失能状态后，几度试图结束生命却丧失了付诸实施的能力而未遂的情况。该老人中风瘫痪在床，完全失能，日常起居由其儿媳妇照料，仅以维持生存所必需的量而对其供水供饭（避免老人吃得多拉得多而难以清理）。老人长时间的大小便失禁使得其患上了脱肛等尴尬病症，每次拉完后需要人帮忙用手指头将其肛门塞回去才能复归正常。在这种风险状况下，她主动且多次求助其儿媳妇帮助她采取任何可行的极端手段，以结束其晚年生活但未遂。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她又委托她的亲弟弟帮忙，然而，迫于巨大的伦理困境，亦未遂。同样，2021年笔者在N省农村调查时，一例94岁的高龄老年人在中风失能后，他先是求生欲很强，但因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而无法治愈后，其便尝试绝食，并试图触碰电线开关以结束晚年生活，经子女多次劝说并达成轮养共识后，他才暂时放弃了这一念头。在Y省YC县的一项调查显示，2023年春节前，一位77岁高龄丧偶独居女性老年人，半夜起来上厕所，因其身体虚弱瘫坐在地而直接尿在裤子里，又因家中无人，她无法顺利爬起来，最后只好在冰冷的寒夜里，一直坐到天亮后才有幸被邻居发现（佚名：《回乡记》，2023年，打印稿）。上述三例均属于典型的病寿内卷化而带来的极端生活风险状态。病者及其家属和周围被访谈者均认知到，这种类型的病者，其活着的状态非常不理想。而这正是本文所说的老年人生命质量在跃过某一拐点后边际效用递减的长寿内卷化状态。从单纯的生命长度而言，他们的活着无疑都是“物理时间”意义上的累积增加，但活着的状态却表明其生命质量很差。

（二）苦者的苦寿内卷化与生活风险

苦是一种心理状态，与病寿强调病者直接可感知与病者周围的人能直接观察到的疾病不同，苦寿更多体现为苦者的自我感知，苦者之外的人往往容易对之忽视。在收集的一些调查材料中，有一个案例非常符合这一类型。2021年农历正月初二时，在H省的BD县，一位88岁高龄的T婆婆选择了极端手段结束了她的晚年生活（易卓：《回乡记》，2021年，打印稿）。T婆婆有9个子女，平时都不在身边，她身体尚可，主要的日常困扰就是孤单寂寞的生活状态。在2021年春节期间，她的9个子女都回来了。她认为子女们凑得如此整齐非常难得，因而借机采取了极端手段。她临走前对子女说，她已经年纪大了，子女们在外奔波不容易，以免哪天她走了还得麻烦子女们赶回来，所以，她不如趁一家人齐齐整整在时顺道走了好。也是在同样的调查地点，在2021年春节期间，调查者记录到他参加的一次养老纠纷调解案例，当晚辈都在围绕吃饭等最基础的问题调解老人的难处时，调查者捕捉到的微妙情况是，老人口中却一直喃喃自语地“控诉”着她的孙媳妇只给她吃的，却从不和她说话，她一个人独自坐在柴火房里无人说话。她没有说困闷，也没有说寂寞或抑郁这类医学专业语词，也没有“控诉”缺吃缺穿（这些“养”的层次不仅能满足她，而且也是晚辈们非议她“身在福中不知福”的道德理据），她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轻声嗫喏着反复强调无人和她说话。

显然，与前述病者之直接痛苦不同，苦者如T婆婆，更多是心理感知的苦的状态。用现代医学术语描述这种状态，抑郁、心理错乱、精神紊乱等都是相对贴近的语词。也因之，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中，这类人的极差的风险状况往往属于“冲动型”或“绝望型”。而在中国语境中，所谓“苦”或“心里苦”更能准确表述此种状态。T婆婆离开前，其心里无疑是苦的，而与她同村的另一位高风险的老妪其心里的苦更不待言，当子女和邻居以及亲戚单从物质、疾病等角度判定，她应该是一个当地人和后人眼中要知足的“寿者”或“福者”时，她自我的心理体验却是“苦者”，苦于无人交流，苦于一个人独自在柴火房里日复一日的无声无息的重复。引起“苦寿”的因素当然很多，如长时间的病寿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会转化成苦寿。当然，从长寿的角度看，苦寿往往伴随着年龄增长而不断面临各种负性生活事件的发生，而使得寿者必然会逐步坠落至苦的境地而成为苦者。例如：丧偶甚至高寿期间的丧子等痛失亲人的事；年岁渐长后，子女亲人不在身边而孤独的事；虽有年龄增长，却不一定有家中的权力或权威的事等。具体导致苦的事可以千差万别，而苦的结果却是相对一致的苦痛的心理状态。因此，最终不断感受到的心里苦会使得作为寿者的苦者陷入巨大的生活风险状态之中。

（三）辱者的辱寿内卷化与生活风险

辱者的辱寿实际上包括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处于“辱”的状态而感到的辱寿，这种属于“自辱”。自辱或之辱的主体是辱者本人。一般来说，这类辱者在年富力强时均属于比较好强的人，因而，一旦进入高龄阶段，他们对屈辱的自我感知也变得更为敏感。在本文收集的材料中，有些是自辱或之辱的辱寿内卷化。如2018年正月初七，H省GA县BH镇H村X大爷采取了极端手段而去世。X大爷有一子四女，子女对他其实均尚可，都还算孝顺。他因患病无法生活自理，需要子女照顾，而子女事实上也愿意照顾他。但是，他自己感觉到是屈辱，且觉得因为需要子女的照顾而拖累子女生计而更加感到屈辱。在大年初六那天，他的三女儿回来照顾他，他担心因此而拖累了三女儿，于是在初七早上便走了。X大爷同村连襟70多岁的Z先生在参加X的葬礼时说，他也要步其后尘，虽然大家知道他患有疾病，但也都以为他是开玩笑的，但一个月后，他果然离去。同样是H村的70岁的P大娘，2019年3月亦采取极端手段而去，她患病后担心拖累其儿子，在走之前做了周密准备。她把家里卫生打扫干净，并将自己洗漱好，且换上了走后需要穿戴的干净衣服，然后选择安然离开。在H省GZ区GYD镇YJ村的调查发现，一位70多岁的D大爷，在2021年6月间，他亦主动结束了晚年生活，其原因亦是他患病后害怕拖累他的儿子（雷望红：《回乡记》，2018年、2019年、2021年，打印稿）。上述这3例均属于自辱的类型。从这几例辱者的生活环境来看，从一般的常理说，他们大可不必采取极端行为。另一种则是他者对辱者施加的辱而让辱者被动感知到处于“辱”的状态而感到的辱寿，此种属于“他辱”。他辱的主体则主要是与辱者有关的家庭成员，特别是他们的配偶和子女。从历史线索看，与十多年前严重的代际冲突情形大为不同的是，他辱式的辱寿内卷化在近年来已大幅度减少。在收集到的调查材料中，仅有1例S省的老年男子，在与其儿子冲突中，被他儿子当众打了一巴掌而不堪受辱，以致他最终采取了悲剧行为。

（四）长寿内卷化的宏观证据

尽管本文前述属于从微观层面力求见微知著，而事实上，作为一些具体“指标”的宏观数据也表明，长寿内卷化及其所带来的极端风险会更趋严重。以《2022中国卫生健康统计年鉴》发布的数据为例，在调查地区居民两周就诊率方面，2018年的数据表明，农村65岁及以上的就诊率为41.4%，住院率为28.1%，均属于各年龄组中的最高群体，且其两周内患病率亦高达55.7%，同样属于高水平分布年龄组。在2018年农村65岁及以上的年龄组中，其人群的慢性病患病率高达600.0‰，亦属于各年龄组中的最高水平［24］（P168，172，232，236）。更为直观的是，在最为极端的风险方面，宏观数据亦能充分反映相应情况。例如，在死因方面，2021年全国农村居民65岁以上的老年人自杀率出现了陡升的情况，属于所有年龄段中全人群组里的最高水平，且随着年龄上升而显著上升。其中，85岁及以上的农村老年人自杀死亡率为35.58人/10万人（男性为53.56人/10万人），80-84岁组为34.45人/10万人（男性为42.56人/10万人），75-79岁组为29.25人/10万人（男性为33.47人/10万人），70-74岁组为19.25人/10万人（男性为21.41人/10万人），65-69岁组为14.39人/10万人（男性为16.41人/10万人）［24］（P303，307）。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为基准推算［25］（P306），这意味着，在2021年全年农村7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有近1.5万人在长寿高龄阶段，因面临各种长寿内卷化困境而选择主动结束了他们最后的人生阶段。

四、长寿内卷化机制：社会压力转移与新家庭结构支撑

长寿内卷化已经并将持续成为一种常态化现象。从长寿内卷化到高龄老年人风险状况出现，并不是必然的。也即是说，作为结果的风险状况，并非必然地因长寿内卷化而到来，长寿内卷化只是高龄老年人出现风险状况的充分条件。换言之，如图1所示，跃过内卷点之后，如果有外在于老年人个体的各种支持力量帮助他们应对一系列负性生活事件，那么，他们就有可能实现在寿命继续延长的同时仍获得健康的生命质量。这个支撑的外在力量，主要就是老年人的家庭，尤其是其子女的赡养、照料和慰藉。然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作为中介环节的家庭，却需要因应城镇化进程中所遭遇的社会压力转移。而支撑这种压力转移的机制，则是城镇化进程中普遍存在的四世同在不同堂的新家庭结构。

（一）城镇化进程与社会压力

之所以从城镇化角度切入，是因为本文讨论的家庭所要面对的社会压力源均主要与“进城”有关。城镇化进程是中国农村迈向现代化征程的必然结果。经典的社会学理论就认为，所谓现代化，其核心要素包括思想的理性化、经济的市场化、产业的工业化、国家的主权化、政权的民主化和空间的都市化（即城市化或城镇化）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在构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完成了思想理性化、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市场化、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成功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现，而空间意义上的城镇化特别是人的城镇化或市民化，一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成绩，另一方面却仍是未竟事业。我国城镇化最大的特点就是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渐进式城镇化，农民通过渐进式进城在城乡之间既可进又可退的优势，使得我国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没有出现像西方社会里城镇化过程中普遍会出现的贫民窟问题［26］（P117-137）。城镇化或市民化的成绩最集中的体现指标是常住人口的城镇化率。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当时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49.68%，超过6.6亿人［27］（P2338），而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8.39%，超过9亿人［28］（P1920）。由此可见，十年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近3亿人。

在城镇化背景下和渐进式进城过程中，无论是进城落户还是进城居住工作生活，农民面临的主要社会压力源有二：其一是年轻人的婚姻消费；其二是年轻人子女的教育消费。两者压力的出口转化焦点又主要以购房为主。无论是东部地区农村，还是中西部地区农村，近十年来婚姻消费中的重要一项，就是要求男方必须在县城或市区购买一套商品房。这既是许多人结婚的必备条件，也是为将来子女进入县城或城市接受更好教育的必备条件。目前来看，很难将两者明确区分开来。例如，要求男方购房的女方，即使是在没有生育子女的情况下，想要一套县城或城市住房，其给定的理由，也会越来越倾向于不是为了女方个人，而是为了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对于那些已婚未买房的年轻人来说，一旦子女出生并逐渐长大到需要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阶段时，也会倾向于在县城或城市买房，以让子女转移进入城区接受更好的教育。退而求其次，即使不能在短期内买房，也会倾向于先租房，然后逐步累积资本购房。无论是买房还是租房，一旦进入县城或城市，对大部分年轻人来说，除了需要偿还房贷外，还需要承担城市生活消费所带来的更多支出。这些支出一方面是直接的货币支出，另一方面则是劳动力的付出。前者涉及农民如何更多地挣钱以支撑城市生活，后者则涉及怎样支撑农民更多地挣钱而带来的家庭内部分工，如照顾年幼孩子和解决他们的受教育问题。一个普遍现象是，特别是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农村而言，年轻人无法在本地获得足以支撑他们偿付房贷、支出子女教育以及日常城市生活消费开支的工作岗位，因而不得不往第三地务工或经商以获得更多收入。这实质上是他们进城过程中所面临的必然的社会压力，仅靠他们自己这一代人往往无法承担和消化这些社会压力，因而需要他们父母的托举和支持，这就将本是这一代人在承担的城镇化带来的社会压力转移给他们的父辈。

（二）社会压力转移与新家庭结构形式支撑

所谓社会压力转移，在本文中就是指年轻一代将自己所承受的城镇化压力转移一部分到家庭其他成员中的过程，其直接表现形式是将家庭资源进行再分配的过程，在这种分配过程中，家庭资源主要向年轻人分配集中。支撑这种压力转移的结构化机制是当前农村的新家庭结构形式。这种新家庭结构形式具体表现为四世同在不同堂，其意是指，一个大家庭中四代人在时间上同在，但在空间上却不一定同在的情况。这四代人是指：高龄老年人、低龄老年人或高龄中年人，中青年子女与年幼孙子女辈。与纵向结构或梯度结构意义上的反馈模式或下行式家庭主义不同［29］（P40）［30］（P4），新的四世同在不同堂的新家庭结构形式是一种环状结构，即从原来的由上往下看或由下往上看不同，现在的结构是由内往外看，所谓内往外即以年幼孙子女辈为圆心向四周扩散的过程。圆心之外的第一环是中青年子女也即年幼孙子女的父母，第二环是低龄老年人或高龄中年人也即中青年子女的父母辈，最外边的一环是高龄老年人，也即中青年子女的祖父母辈。

尽管从形式逻辑看，这一环状结构的表面图像有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差序结构［31］（P24-27），但两者有本质的不同。费孝通的差序结构中以“己”为圆心的这个“己”可以是前述这四代人中的任一代的“己”，而本文所说的环状结构的新家庭结构形式中的圆心则是特定意义上的指涉最小的一代人。更突出的意涵是，圆心之外的三代人大体上都同样认为应该为圆心这一代最小的人付出家庭应尽的努力，以托举他们成人成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新的代际关系模式是一种半主动、半被动的代际团结合作模式。在这种环状结构的新家庭结构形式中，四代人里面圆心的孙子女一代和外围的高龄老年人一代，共同构成一小一老的两端，他们无疑都是最弱势的。圆心中的一代因为年幼而需要成年父母和祖父母的照顾和抚育，而圆心外围的高龄老年人一代则面临着长寿内卷化所带来的病寿、苦寿和辱寿等生活风险而需要低龄老年人或高龄中年人子女的赡养和慰藉。紧挨着圆心的一代青年子女，则需要在迈向城镇化进程中托举圆心中的下一代，且依靠他们自己一代无法完成这一使命，而不得不以代际团结的形式获得他们的父辈也即低龄老年人或高龄中年人的支持。对于这种环状结构的新家庭结构形式与压力转移的机制，其逻辑可以用图2的理论模型来表示。

图2　新家庭结构与压力转移理论模型图

在图2中：从外往内的四个实线环即代表①、②、③、④四代人，最外环的虚线表示社会压力，实线箭头则表示压力转移的路径方向。C表示Children即孩子一代，P表示Parents即年轻父母一代，G表示Grandparents即祖父母一代，他们往往也是低龄老年人或高龄中年人一代，G-G即表示Grand-Grandparents曾祖父母即高龄老年人一代，S-S即Social-Stress社会压力，P和G框在一起即是前文所说的代际团结合作应对压力的结构。

在这种新家庭结构变动的逻辑下，我们看到的景象通常是：在第一阶段，环状结构的中间两环即低龄老年人或高龄中年人与中青年子女合力在城镇买房（或租房），中青年子女依靠购房（或租房）进入城镇或城市，初步完成城镇化或城市化；在第二阶段，年幼的孙子女在城镇或城市接受教育，而中青年子女需要继续外出经商或务工以支撑偿付房贷和子女的教育费用，此种状况下，低龄老年人或高龄中年人就势必面临着到底是顾老还是顾小的紧张和冲突。低龄老年人或高龄中年人进城照顾孙子女或者进城务工经商，为子女的城镇化压力分担成本，就势必会造成对高龄老年人照顾的缺失，既包括物质照料的缺失，也包括精神照料的缺失，从而产生所谓“照顾赤字”［32］（P93）。进一步的事实是，在城镇化背景下，当前无论是高龄老年人还是低龄老年人或高龄中年人以及中青年子女，这三代人的共同愿望都是想合力通过城镇化的方式，托举最小的一代更好地在城镇或城市成长。新家庭结构中的上三代的此种合谋，最终会将家庭资源无论是经济资源还是照料的劳动力资源，都倾向于向环状结构的圆心一代即年幼的孙子女一代分配聚集。其产生的实质后果就是，将城镇化带来的社会压力通过这种新家庭结构形式，一环一环地向外也即高龄老年人扩散和转移。在长寿内卷化的形势下，这种社会压力的转移，既在新家庭结构形式下获得了合法性理解和同情，也获得了事实上的实践。其后果就是：长寿内卷化下的病寿、苦寿和辱寿必然地会产生，从而引发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

在高龄老年人中，长寿化可能会带来的病者、苦者和辱者，实际上均是作为人这一生命体在生命周期的末端阶段而必然会面临到的内卷化困境问题。而天然地有助于他们克服长寿内卷化困境的家庭，却在新家庭结构变动下，不仅难以提供必要的支持，相反还将城镇化的压力向他们步步转移。最终的结果就是我们在前述病寿内卷化、苦寿内卷化和辱寿内卷化中所看到的悲观景况。例如，前文病寿内卷化中的H省YS县Y姓老人的姐姐，她的儿子和孙子一直在城市务工，为她的孙子一家提供城市生活支撑，曾孙子在县城上学，孙儿媳在县城陪读，儿媳妇在家一边务农，一边给予她最低限度的照料。同样，在N省调查的那例94岁的老人，其有五个子女，各自情况的逻辑都大体相同，如其大女儿，她自己也是61岁的低龄老年人了，不仅如此，她自己还有两个子女，成家立业后都在省城买房了，她需要经常到省城去帮忙照看她的孙辈。苦寿内卷化中的T婆婆亦是类似情况，之所以一家人年终才能聚集在一起，就是因为其子女们平时都需要到城市务工和照看孙辈。另一例孙儿媳在家照顾老人的同时，还需要承担其他各种家务和农活，以支撑他的公公、婆婆和丈夫在外务工。如此一来，客观上她确实难以专门留有时间陪老人聊天。也正因此，在没有缺老人吃穿的客观事实下，对比其他连照料都困难的家庭来说，这个老人的状况，当然就容易被认定为下一代人眼中的“身在福中不知福”了，而他们也难以察觉或感知什么是老人的苦了。辱寿内卷化中的X大爷案例，其三女儿本来就计划了要出去务工，也是要为她的儿孙奔波，但是伦理上的困境又迫使她还是决定大年初六过去照顾X大爷，X大爷也深明其中的道理，反过来他也觉得并非子女不孝，而是子女确实也有子女的社会压力。在这种困境中，他初七早上所采取的极端措施，从伦理上看是一种利他行为，从实践上看，就是他代为承接了从子女处转移过来的社会压力。也正是因此，处于同样窘境中的其连襟X大爷，受其感染，最终也采取了极端措施，虽说不是必然的，但至少具有了充分条件。为了更充分理解上述机制，还可以将上述理论发现总结成表1，根据表格中的内容，可以更加充分地发现四个概念之间的差异所在，并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长寿内卷化这一分析性概念。

表1　新家庭结构、反馈模式、差序格局与下行式家庭的差异比较

从表1的比较看，就结构特征而言，新家庭结构是典型的环状结构，而反馈模式、差序格局和下行式家庭则都是梯度结构。就代际中代的数量而言，新家庭结构主要包括了四代人，反馈模式则以两代为主，差序格局则是边界可以按以己为中心而无限扩展或收缩的，下行式家庭几乎不涉及高龄老年人一代。在空间模式上，新家庭结构形式鲜明地体现了四世同在却不同堂的情况，而另外三个概念所展现的都是同在同堂。在个体地位方面，新家庭结构以孙代为主，反馈模式则以亲代为主，差序格局则以己为主，下行式家庭则以子代和孙代两代为主。在社会类型方面，承载新家庭结构的主要是城镇化社会，而反馈模式和差序格局都是以分析传统社会为主的，下行式家庭所指向的则是微观层面的亲密关系变革的社会，而没有专门涉及对相对宏观层次的城镇化社会或传统社会的讨论。在代际关系模式方面，新家庭结构指向的是社会压力转移模式，而反馈模式所指向的代际关系则是抚育与反馈的接力模式，下行式家庭则是孝而不顺的模式，差序格局则对代际关系模式无具体所指。导因于前述这些特征的不同，四个概念所指向的分析对象也就显然不同，新家庭结构是指向长寿内卷化如何导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而反馈模式则分析一般意义上的赡养问题，差序格局主要用于分析传统乡土社会结构的形态，下行式家庭则专门用于讨论中国人亲密关系的变革。

五、政策建议

目前来看，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一方面，进入长寿时代的中国，农村老年人的长寿化进程仍然会长期持续，尤其在现代医学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寿命的延长仍将是长期趋势；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也会继续甚至加速演进，与此同时，四世同在而不同堂的环状结构的新家庭结构形式演变亦会持续深化。因此，农村高龄老年人的长寿内卷化也会是不可逆转的客观现象。在这些结构性条件短期内无法改变的情况下，长寿内卷化就具有为将来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提供理论指导的功能。相较于长寿红利说和长寿风险说来说，这也是长寿内卷化所具有的理论创新和独特之处。从理论上看，每个老人在人生的末段都会经历长寿内卷化的过程。从实际上来说，不同的老年人在内卷化过程中会有持续时间长短不同的问题。对此，我们既不能消极地将这种内卷化视作单纯的风险或负担，因为无论什么人，均终有一老的时候。当然，也不能过于乐观地期待其所带来的红利，至少红利不会无缘无故或自然而然地产生。相反，应在秉持积极老龄观的基础上，正确地看待长寿内卷化的过程，从而积极地通过政策干预，帮助农村高龄老年人在跃过内卷点后能够有力地应对其负性生活事件，止住其生命质量下滑的速度和程度，以最终尽可能实现长寿的去内卷化过程。基于此，本文特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首先，由国家兜底，加快建设以村为单位的养老院，根据老人和子女的意愿，构建高龄老年人集中供养机制。一方面，国家急需提高对农村7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的养老水平，可以尝试先从80岁及以上的超高龄的失能老人做起。因为生命周期的原因，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尤其是失能老人中，他们的子女也大多是60多岁的低龄老年人了，他们自身亦开始患有各种各样的老年病，在对高龄父母的日常照料上，这些低龄老年人确实越来越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方面，村级养老院可以践行互助理念，将不同年龄层次的老人组织和调动起来，形成老人之间的互助体系。比如，由有劳动能力的中低龄老年人协助照料生活不能自理的高龄老年人，建立养老服务积分制度，待中低龄老年人进入高龄阶段，又由新产生的中低龄老年人来照顾他们，由此形成村内互助养老的良性循环。

其次，加强家庭支持体系建设，缓解中青年的社会压力，协助他们应对老年人陷入长寿内卷化进程后的困境。一方面，从压力源的角度来说，应根据不同年龄层级的区分，加快做好最小一代的托育、教育工作，让中间的代际团结的中青年两代人不需要在顾老还是顾小方面做二选一的必选题；应更加审慎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尤其是不要片面地追求城镇化速度，从而减少因婚恋、购房、陪读等对中青年一代造成的社会压力，让他们有时间、能力在老年人陷入内卷化的过程中，适时适势地托举老年人应对负性生活事件。另一方面，从濡化的角度来说，需要加强家风建设，在农村大力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何落地一直是一大挑战。其中，重要的办法之一是，应结合家庭建设，倡导树立良好家风。而在家风建设中，除了爱幼与夫妻和睦外，当前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尊老孝老要落到实处。底线是要克服和避免社会压力通过家庭这个微观机制向家庭中最弱势的高龄老年人转移。各地可按以县为单位，通过新时代恢复重建的乡村“大喇叭”定期向农民宣传尊老孝老的正反面事例，让农民能耳濡目染，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还应在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中，专门教育中小学生应爱护关心家中老人，并鼓励他们影响乃至教育他们的父母关爱家中老人。

再次，将应对农村高龄老年人生活风险好坏纳入乡村振兴的考核指标。生命权是人的基本权利。乡村振兴工作的推进，归根结底是要服务于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切美好生活的指标，其重要性都不可能超越生命权本身这个指标。生命权主体的存在是美好生活的皮，外在于生命权主体存在之外的建设都是毛，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理论逻辑来说，在当前环状结构的新家庭结构形式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必然还会面临着社会压力转移的问题，仅靠农民家庭个体，在未来将很难克服高龄老年人长寿内卷化的困境。以高龄老年人生活风险好坏作为指标，实质上有助于倒逼前述两点建议的落地落实落细。

最后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本文依托的经验材料是农村调查与春节回乡观察收集的材料，因而讨论的起点和分析的落脚点均主要聚焦于农村高龄老年人，但这并非终点。长寿内卷化的普遍性意义在于，它不仅表现在农村高龄老年人身上，同时也会表现在城市的高龄老年人身上。同样，随着空间意义上的现代化的加速演进，即使是城市居民，他们同样会面临着与农村居民一样的环状结构式的新家庭结构形式。环状结构中的中间两代城市人也可能会在第三地生活并托举最小一代的成长，如此一来，城市中的高龄老年人一代也可能会成为社会压力转移的对象，他们所遭遇的长寿内卷化困境也会与农村高龄老年人大同小异。因此，本文提出的“长寿内卷化”概念，其分析性功能不仅对理解农村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有用，对于理解城市高龄老年人的生活风险亦会同样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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