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抠”父亲

写给小学校长的父亲

文|蒋先平（黑龙江）

蒋小抠是老家村小学校校长，我的父亲。

从打我记事儿，就常听到村里村外认识父亲的人喊父亲蒋小抠。当然能当着父亲的面叫这个绰号的，都是和父亲熟稔的人，或者是比父亲年纪大的。那些比父亲年纪小或交情不那么深的人也常常叫父亲蒋小抠，但都是背地里叫的，当着父亲的面他们还是恭恭敬敬地一口一个校长校长的。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这个绰号可能与他年少时的经历有一定的关系吧。

1954年，那年父亲14岁，饿的皮包骨的父亲扯着奶奶的手，跟着爷爷一起闯关东，逃荒来到了北大荒黑龙江讷漠尔河畔的一个小村庄。

几年后爷爷领着奶奶返回了老家山东，因为老家还有两个伯父一个叔叔和两个姑姑，留下来的父亲寄住在了同姓家族中。

为了早日参加工作，能自己养活自己，懂事的爸爸16岁那年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了讷河县简师班。

那时是正挨饿的年代，放暑假了，在好心的老师引荐下，父亲去县苗圃帮着薅草，挣的钱刚好够吃饭。父亲白天干活，晚上一个人在学校住宿舍。寒假没有活可干，父亲只得回到本姓家里，但父亲没有吃闲饭，一天要捡上几筐粪，帮着抱柴禾、扫雪，整天不着闲。

18岁父亲从师范学校毕业，回大队当起了农村教师，从此父亲在北大荒扎下了根，这里也成了他的第二故乡。

父亲心态平和，一生与世无争，始终在乡村教书育人。

父亲当了几年班主任，公社中心校见父亲工作认真，管理有方，就让二十二岁的父亲担当起了村小学校校长。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整天就是一个忙字。

白天父亲在学校忙，几百个学生，二十多名老师，父亲像个大家长，忙里忙外。后来我参加工作听曾经和父亲一块共事的老师说，父亲管理特别严格，粉笔要用到只剩下一小截，捏不住了才能丢掉，班级用的扫帚要散花了，才同意换新的。老师都背地里叫父亲蒋小抠。

一次，学校维修教室剩了一袋水泥。第二天，父亲上班时发现那袋水泥不见了，就问打更的老王头水泥哪去了，老王头支支吾吾说没有看到。父亲黑着脸说，你连一袋水泥都看不住，明天别来了。无奈老王头只得如实说了，原来是一名老师晚上悄悄地把水泥扛到家里去了。父亲让这名老师把水泥送回了学校，并严厉地批评了他一顿。

冬天，晚上父亲还要带领老师去学校备课。那时按照上级规定，冬季晚上要集中学习，不仅学习业务，还要学习时事政治。那个年代的人听话，晚上都准时来到学校，点上洋油灯，开始认认真真地学习。冬天大伙都吃两顿饭，晚上集中学习饿了，想拿学校校田地收获的玉米在火炉上炒点苞米花。父亲知道后，不让大伙炒苞米花，说一天炒一斤，一冬天下来，得耗费百十斤，咱们这些玉米得开春晒干卖了买教学用品呢。有的老师干脆从家里带玉米，晚上想在学校炉子上炒，父亲也不让，说耽误学习。

在家里，父亲也从来不舍得乱花一分钱，但他对我们哥几个的学习却从来不吝啬。七八十年代，村里很少有人能读到高中，我们哥四个有三个念了高中，弟弟不会说话，父亲省吃俭用拿出学费和伙食费送弟弟去县里的聋哑学校读完了六年的小学。

父亲对自己抠，在单位也抠，但他对有困难的人却是大方的。记得那年我们去公社参加小学升初中考试，有十多个学生既没有带饭，又没有带钱。带队的父亲知道了，特意把他们领到了饭馆，给每人要了一碗面条，我借光也吃了一碗。第二天，这些学生家长来我家里，掏出钱要交饭费。父亲笑了，说乡里乡亲的，我当校长的请孩子吃碗面条，不是应该的吗？还提什么钱啊。时至今日，这些学生提起当年第一次进饭馆里吃面条的往事还激动不已，说那是最好吃的面条。

父亲和母亲精打细算，合理安排伙食，每年开春一些人家粮食吃光了，我家的粮囤里还有余粮呢。父亲就跟母亲说，谁家来借粮就借给吧。于是左邻右舍经常来我家借盆苞米碴子，或者是盆小米。

父亲是学校唯一的公办老师，也是全村唯一一个月月领工资的人。母亲年年养两头肥猪，还饲养了许多鸡鸭鹅，卖肥猪和家禽的钱就够我们哥几个上学的花销了，父亲的工资还能攒下一些来。知道我家有些余钱，村里人为难遭灾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父亲，常常来家里借钱。父亲告诫母亲说，但凡来咱家借钱的，都是有坎过不去了，咱们伸手搭一把、帮一下，这道坎就会过去了。全村一百多户人家，那些年几乎都到我家借过钱。

父亲虽然体重不足百斤，身高仅仅一米六，却是个心灵手巧热心肠的人。

七八十年代农村理发不方便，父亲花两块钱买了一把推子，给我们哥几个理发，乡亲们知道了，也都来找父亲理发，父亲从来不推脱。后来父亲又买了一把推子，放在学校，给班级里的男同学也理起了发。

那时村里没人会割玻璃，父亲专程去县城，买回了一把玻璃刀子。学校玻璃被淘小子打碎了，老师量好尺寸找到父亲，父亲从仓库里拿出备用的大块玻璃，三下五除二割好了，老师高高兴兴地拿回教室安上了。乡亲们谁家玻璃坏了，就去供销社买块玻璃，小心地拿到学校，父亲二话不说，按着量好的尺寸，几刀下去就割好了。有的头发长了，顺便再让父亲给理一下，最后心满意足高兴地夹着玻璃走了。

每年入冬，父亲还要忙上一段时间。冬天家家都靠烧炕取暧，谁家的炕不热了，就把父亲请去。父亲象个工程师，端详一会，就能找到症结所在，捣鼓一阵子，再烧火保证炕热得烫人。谁家盖新房，一定要请父亲去搭炕，什么花炕、倒卷帘等等父亲都会。

过了腊月小年，到年三十儿这几天是父亲最忙最累的。过年家家户户都要贴春联，那时没有卖春联的，都是用红纸现写的。父亲是村里文化最高的人，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于是全村家家都得请父亲写春联，家里柜子上摞满了乡亲送来的红纸，父亲起早贪晚认真地写起了春联。我给父亲当助手，先裁纸，再按不同的字数将裁好的红纸叠成均匀的格子，父亲好按着这些格子写字。春联写好后我们哥四个一家一家地送出去，保证年三十儿家家门上都能贴上红彤彤的春联。

八十年代后期，我家在全村第一个盖上了大砖房，随后盖仓房砌院墙时，都是父亲自己动手垒的。乡亲们见父亲还会瓦工活，盖仓房砌院墙都请父亲去，父亲也不含糊，垒的墙平、勾的缝深。乡亲们都说父亲干活不藏奸，舍得卖力气。

时光荏苒，岁月匆匆。文武双全的父亲退休后和母亲搬到了县城，又发挥余热，照顾起弟弟家的孩子上学了。

如今已85岁的父亲行动迟缓，下不了楼了，靠母亲照顾生活。但他扔不忘记自己是名老党员，经常含糊不清地告诉我替他交好党费。

父亲离开老家二十多年了，但村子里的乡亲们茶余饭后还会经常提及父亲，说起父亲当年的事儿，乡亲们都会伸出大拇指，说蒋小抠是难得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