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了新中国第一届高校联合招生考试

文 | 恽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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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读

人一生中，能参加一次高考，实乃难事、苦事，却也是幸事。

1948年暑假的一天中午，我父亲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家中顿失顶梁柱，一直作家庭妇女的母亲担忧今后如何生活，如何抚养三个子女成人？她想让刚读完高一的我，到乡村小学当代课老师，既可以自己糊口，还可以每月挣三斗米帮助两个妹妹生活。

但我很想读书，不愿去就业。后来在和小舅舅共同商议时，考虑到我在省立高中读书，不要学费，坚持两年读完高中，就业更好。小妹妹还在小学，至少要让她读完小学，不宜停学。只有大妹妹在常州私立女中，读完了初中二年级，而学费、伙食费、住宿费较贵。最后，小舅舅表示支持我读完高中。这样，大妹妹就此失学了。

1950年初，很快我就高中毕业了。今后怎么办？母亲早已写信给了一位在上海某大型毛纺厂当厂长的远房堂兄，托他收我进厂当练习生，对方也原则答应了。而我仍想读书，考大学，学好一门技术，将来建设新中国，也能支撑整个家。我们母子又僵持不下。这时，又是我小舅舅出来说：“秉良想考大学，就让他考。但一定要考取国立大学，我来支持。私立大学读不起！”这样，我才有参加高考的机会，真是来之不易啊！

1950年7月，新中国第一次高等学校联合招生了。那年由各大行政区的高校联合招生。但华东区与东北区联合，而华北大学工学院却独立招生。这样，我就有了多次报考的机会。我首先报考了华东区的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提前来到上海，借住小舅舅当会计的一家造木厂中。

这个小厂位于唐山路上，办公室、宿舍、车间、食堂全都是用木材搭建的。小舅舅与另一位职员合住在木楼二层的一个房间内，墙壁、地板、屋面、桌子、床全是木板的。我平时在木楼上复习功课，吃饭则是与全厂十来个职工一起吃。有时老板到厂办公，我就只好到附近的小店吃盖浇饭，不敢与老板见面，生怕被他赶出厂去。晚上与小舅舅挤在一张木板床上。

夏天的上海，白天木楼热得像蒸笼，晚上也不退热，虽铺了草席，吹着电扇，仍汗流浃背。更可恨的是那些臭虫，俗称“壁虱”，绿豆那么大，圆圆、扁扁的身子，专门躲在木缝里或草席里，遇人就出来吸血。白天我伏在桌上复习，它们就咬我的手臂。晚上躺在草席上，或碰到板壁上，它们就咬我的背、臂、腿，而且常常是一口气咬一条线，浑身奇痒。然而当我一开电灯，或打开手电筒，它们就迅速躲进草席或木缝，逃得无影无踪。有时难得捉住一个贪吃的，我把它一捺死，立刻血染木床，臭气熏人！这种小虫，扰得我寝食难安。

但是即使生活有这些困难，我还是认真复习功课，对那些不太有把握的排列、组合、极限、共轭虚数以及波动学、光学和原子核物理等进行了重点复习，想努力争取考取一所国立大学。

首场考试那天，我一个人来到一所中学内。许多上海同学三五成群地在操场上互问互答，嘻嘻哈哈，十分轻松。尤其是他们复习数学和英语，对答如流。我一个乡下孩子，感到有点心虚。但我一想，尽力去考吧！能取最好，如果考不取，我去工作就是了。

华东区和东北区的联考结束后几天，华北区高校接着开考。这次我报考了国立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考场记得是在交通大学的体育馆内。我依旧以平静的心情，一门一门尽力作答，也不管是好是坏，考过算数。

最后还有华北大学工学院单独招生。这所学校当时并不著名，但它不仅免学费，还免费提供食宿，是学生待遇最好的，贫苦的学生趋之若鹜。我本来喜欢土木工程，但该校不招，我就报考了航空工程系。我想，多考一个国立大学，我的升学机会就多一分。考数学这天，第一题是个部分分式题，我做了二次，仍解不出来。曾怀疑此题是否无解？但又想这样严肃的高考怎么会出个无解的题目呢？我不敢恋战，放弃了该题目，没有作答。

三场高考完毕，我回老家等候发榜消息。

八月十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华东区和东北区公立大学的录取名单。在国立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的新生名单中有我的名字，我心里落实了。八月三十日，《文汇报》发表了华北高校沪宁考区录取的新生名单，发现我被清华大学也录取了，心里更加高兴。但等到华北大学工学院上海考区录取新生名单时，我却名落孙山。校方还在报上公开说明数学第一题印刷错误，未获纠正，决定“凡能看出考生对方程式论及部分分式有正确了解者，均予以相当多之分数”。我没有作答，大概就没有分了！

经过全家商量，我选择了离家较近、又有小舅照顾的上海交通大学。既没有谢师宴，更没有人敲锣打鼓欢送，我一人带着行李，按时到校报到了。

我参加了这次新中国首届联合高考，机会实在难得。一个暑假，连考三场，又苦又累。但最终考取了我理想的国立大学和专业，又是十分幸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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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恽秉良

编辑：顾金华

诵读：王丹彤

视觉/封面：邱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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