梨园文摘：中路、北路梆子在东西两口

​中路、北路梆子在东西两口

“东口到西口，喇嘛庙到包头，老西儿梆子遍地走。”从民谚中可看出：东西两口(东口指张家口、宣化地区；西口原指杀虎口，今指呼和浩特、包头一带)是山西中路、北路梆子流布的重要地域。

山西中路、北路梆子传入东西两口大约在清代乾隆年间。据现存东口龙门县上仓村戏台题壁记载：乾隆五十八年(1793)三月六日怀来县鸡鸣驿“永成班”的“九万官”等人在这里唱了三天戏,演出剧目是梆子腔《下河东》《古城会》等。

在呼和浩特发现的民间手抄本《刘统勋私访归化城》中记载：乾隆二十四年(1759)，在归化城就有“大云班”演出梆子戏。此外，据清升平署资料载：乾隆四十四年(1779)八月十三日，以“山药红”为首的东土默特旗王府的“庆和班”，在承德避暑山庄清音阁为乾隆庆寿，演出梆子腔《秋胡戏妻》、《朱砂痣》，并得到赏赐，被廷臣称为“老西儿梆子”。

山西中路北路梆子在东西两口的广泛流布，与晋商有关。清光绪中叶，宣化知府之子吴闰青曾在《塞北戏剧异闻》中记载:“按张家口为塞北重镇,故俗有旱码头之称,北通库恰,南达京津，十里长街,上下两堡,商务则以晋人所营之茶庄、票庄、钱行为最盛，是以山西人于张垣实具有最大之势力,因之所演之戏，亦以山西梆子为主。

随着商路的延伸,归化城也成为沟通内地到俄蒙和新疆商贸往来的重镇。山西中路北路梆子也随山西商帮的活动流入归化、包头、多伦等地，并成为西口的主要剧种。

（1）清代光绪初年这是山西梆子腔在东西两口发展的鼎旅时期，其主要表现为:

①演出场所多，场次多。张家口有三座“大戏馆子”:“大兴园”、“小兴园”、“翠峰园”；归化则有“宴美园”、“同和园”等。这些戏园均为晋商谈生意、宴宾客、贺年节、唱戏娱乐之场所。此外，晋商各行社在东西两口还遍地修建会馆、庙宇，蔚然成风。这些庙宇都建有乐楼。这遍及城镇乡村的成百上千座乐楼,为山西梆子活动提供了演出场所。据地方志记载：东西两口旧例四时季节，行社酬神或祈雨还愿等唱戏，一岁三百三旬六日,赛戏之期十逾八九,此外四乡尚难指数。

②戏班多，名伶多。据吴闰青记载，张家口在光绪中叶,“十三旦”侯俊山领的“翠峰园”,脚色以“一千红”、“十三红”“二宝红”、“月亮黑”、“麻儿黑”、“狼山黑”、“豺狗子”、“翎子生”、“天明亮”、“大嘴丑”、“十里香”、“白菜心”、“白耗子”、“秃丑”、“自来丑”等最为著名。“闹儿红”领的“小兴园”，则有“红豹子”、“红金镜”、“梦来黑”、“关南黑”、“元元生”、“金娃子”、“自才子”、“十里麻”、“冰糖旦”、“丁卯儿”、“靴子丑”等。“十七生”宋瀛海领的“大兴园”，则有“十八红”、“千二红”、“小头黑”、“凉棒生”、“假天明亮”、“黄芽韭”、“桂毛子”、“半张胭脂”、“自来香”、“二狗生”、“二青旦”等，均为头路脚色。

归化城里,长期在园馆里唱戏的是“吉升班”和“长胜班”。名伶有“十三红”、“十七生”、“千二红”、“老三鱼儿”、“盖七省”、“飞来凤”、“油糕旦”等。归化城郊的高跷队，曾把当时在城里演过戏的名伶编成《梨园九九图》,其中提到的著名“把式”还有:“喜儿生”、“鸡毛丑”、“秃旦”、“两股风”、“老十六红”、“中海生”、“闷桶黑”、“刘小旦”、“大碗肉”、“一条鱼”、“人参娃娃”等,都在西口献过艺。

除了园馆班,东西两口还有许多草台班,专门走乡串镇，唱“野台子戏”。据吴闰青记载，光绪中叶，东口著名的草台班有“狼山班、黄英班、锦屏班，三班中以狼山班为最强”。“曾记狼山,锦屏两班武戏为多，如非园子戏不演武戏也。”

“狼山班以演《溪皇庄》最为本地人所欢迎,锦屏班有某小生以演《平江南》之武松为出色，故该班亦受一部分商人欢迎。”
西口最有名的草台班有归化城里的“侯攀龙班”、敖汉旗的“咸益广班”、奈曼旗的“铺衬班”昭乌达的“韩家班”等。“十三红”孙培亭曾住过“侯攀龙班”，还为归化城留下一段有趣的串话：

“十三红随着赖小子往东一窜,侯攀龙买马就断，武瑞堂的银盘子反看，不待见的红鞋懒换，信诚厚的烫面饺子剩下一半,好活了刚从口里来的一伙忻州圪蛋。”山陕名伶“茶壶嘴”、“一声雷”等均住过“咸益广班”,此班乃晋商出资创办,很有名气。“铺衬班”一度演员达七十余人，如“十八红”、“郭童子”、“小镯”、“秃梆子”等，为时人所称道。“韩家班”由财主韩青英创办，从北京购买行头，广招流散艺人，名伶有“铜貌”、“尤秃子”、“黑丫头”、“金茶壶”、“小卓儿”等。这些草台班终年走村串镇,将山西梆子之种播向四面八方。

此外,还有许多席片园,即用席子搭的戏棚。据吴闰青记载：“时张家口小南关有所谓席片园者，其中脚色有‘狗儿红’、‘捞鱼鹳’等，侯俊山即在此班学过戏，十岁时能登台演一出《鬼拉腿》。”

科班多，后继有人。东西两口不但有营业性的“字号班”，还有培养艺徒的科班(东口称之为“小班”西口称之为“打娃娃班”)。光绪中叶，东口最有名的是“狼山小班”，此乃“狼山丑”裴永珍所创办。学徒达八十余人，分“永”字、“顺”字、“冠”字三科。如永林、永照、永红，顺金、顺太、顺玉；冠金、冠银、冠玉等。名伶“九岁红”、“骆驼旦”、“浪倒旗竿”、“另按腿”、“翎翎生”、“马大辫子”、“吃倒狼山”、“活屁股丑”、“懈怠丑”等都出自此班。此外，“锦屏班”也是有名的科班。据《塞北戏剧异闻》所载:“锦屏班完全是童伶，如现在之科班，亦颇火炽。”又载:“秦腔(按张家口早年的方志或其他文章,皆将梆子称为秦腔)在先不重武戏,嗣因狼山、锦屏两班来口，颇演武戏，以致园子戏大有相形见绌之势。

于是侯俊山首先添演,而小兴园亦由北京约去武生、武二花各一人。”故时人褒其为“盖三园”(“三园”即为张垣的“大兴园”、“小兴园”、“翠峰园”)。

西口的“打娃娃班”最出名的有宁远厅的“老狗头班”、和林格尔厅的“贵贵班”、萨拉齐厅的“如福班”、北石只图的“明锁班”等。驰名口内外的许多名伶均出自这些班子。比如,“筱蝴蝶”“三子红”是“老狗头班”打出来的；以演三国戏著称的“卢三红”出自“贵贵班”，人们曾为他立下口碑:“三班并一班，顶不上卢三红的《天水关》。”红遍京、津、晋、察、绥的花脸泰斗“狮子黑”张玉玺在何处坐科，有四种说法，诸说并存一说他在绥远哈尔村“侯攀龙娃娃班”；一说他在绥远石匣子沟“老狗头娃娃班”；一说他在绥远北石只图“明锁子娃娃班”；一说他是内蒙五原县“武登云小班”的娃娃。

票房(票社)多，票友多。无论东口还是西口,凡有晋商的地方,就有票房。山西大商号,从掌柜,账房先生到伙计,爱唱山西梆子的人很多。

各柜上都备有全套响器，吹、拉、弹、唱，差不多的人都会来两下子。晚上关了门板，大伙就在铺子里又拉又打,自唱自乐。虽不能说家家如此，也是笙歌盈街。晋商所建的各种会馆，也都承起了“自乐班”，每当初一、十五、逢年过节，总要“打坐场”，自娱自乐。这种“坐场”，就是不化装的清唱,有的由票友轮流独唱山西梆子腔的精彩片断，有的集体坐唱整出戏。

东口最著名的有四大票友,他们是“升茂号”的采办傅连环,“永茂园”茶叶庄伙计杨玉春，“裕园长”钱庄小掌柜吴志远,“大德庆”的伙计杨柱。这四位在东口梨园界及票房里颇享盛名,他们个个能拉会打，能演擅唱，胡胡、二弦、马锣、板鼓、铙钹、梆子样样能拿,红、黑、生、旦丑行行能串，学名伶惟妙惟肖，出神入化，连名伶本人也点头赞许。

西口有名的票友也不少，像“褂子红”就是归化城宽街上一家皮裘成衣铺的掌柜,专工胡子生；他铺中伙计“三郎旦”，则以唱青衣戏最拿手。此外，像“大成泰”银器店的伙计“铜锣红”；“顺成玉”衡器店耍手艺的师傅“金斗黑”；做石碑、石牌坊的“石匠旦”;“大盛魁”的打鼓师傅王洪,拉胡胡的“老西西”,都是西口为时人赞许的名票。当年人们对山西梆子的酷爱，就如同现今年轻人喜爱通俗歌曲一样狂热。举个例子：归化城“宴美园”的头牌青衣“二青旦”，时人赞他：“要听二青旦的嗨嗨嗨，不吃猪肉炒蒜薹。”他的唱腔广为传唱，城中有名的鼓班“羊换子”以及“过街秧歌”和“打坐场”的，都学“二青旦”唱腔。就连打更的，半夜为了壮胆子，也要哼哼两句“二青腔”。

(2）光绪中叶到民国初年

山西梆子腔艺术在东西两口经历了一番重要的改革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上下路调分野

山西梆子腔传入东西两口之初,唱的是“同州梆子蒲州调”,念白以讲蒲白为正宗，蒲韵为正味。授徒必教“君、臣、人、门、一、条、棍”，吐字不能带有本地土音。

唱腔调高为“独眼子大调”(以唢呐第一孔音作“上”，相当于do=C)。

到了光绪中叶,山西梆子腔在东西两口产生了分野。西口由于受晋北忻州、雁北大同地区及当地语言文化和民风习俗的影响，逐渐蜕变为“上路调”(即北路梆子)。唱腔调门，由“独眼调”改为“两眼调”(以唢呐第二孔作“上”，相当于do=*B)。

东口则由于晋中籍(太原、祁县、太谷等地)伶人不断涌入，流行的是“下路调”(即中路梆子)。调高为“三眼调”(即唢呐第三孔作“上”,相当于do=G)。

其二，不同的演进道路在东口，传统的山西梆子腔,在语言音韵上承袭了山陕梆子蒲白风格，后来逐渐糅入晋中一带的方言音韵。蒲籍老艺人称这种变化为“糊涂害”(意思是以“太原味儿”搅和进来，不伦不类)。随着晋中籍伶人的大量涌入以及晋中新创出的“时兴乱弹”的受欢迎，蒲籍艺人便在东口退出了历史舞台。张家口市内的三座名园全被这种“下路调”所占据。

此时，东口还出现了另一梆子腔分支，这就是张宣两地的“本地梆子”。上述怀来狼山班、涿鹿黄英班、赤城锦屏班以及其他一些本地籍的戏班、科班及伶人，便是这种梆子的代表。这些伶人虽竭力模仿晋语，但终因囿于当地方言的影响,学得似是而非,晋人不承认其为“山西梆子”,故而称之为“口梆子”。

“口梆子”在东口城乡也颇有市场,“狼山班”进张家口能够“盖三园”,便是例证。“口梆子”代表人物为“十三旦”侯俊山。他将“口梆子”带到京城,“极受观者赞赏”。据时人讲“侯之声调系一种口梆子,居晋腔直隶梆子之间,较为耐聆,兼口清脆，韵味悠扬，比‘天明亮’、‘盖陕西’之纯粹山西腔易有人懂”(见侠公《老十三旦生前之杰奏》，载《立言画刊》民国 29 年第 116 期)。

“下路调”进入西口，是在民国十五年(1926)。当时、东口军阀混战，张垣城中的长胜班(班主王天恩),旧园班(班主张玉玺)先到归化,后至包头，将“下路调”第一次带至西口。由于它受到西口晋商的欢迎,所以,许多“上路调”伶人改唱“下路调”。

“下路调”在西口的发展,远比在东口复杂。

起初,“改调”只是将伴奏所用的“小壳胡胡”换成“大壳子”；手提上路工字锣，换成了大吊锣(马锣)。乐器换了，但乐师对“下路调”的伴奏却十分陌生,只得学一点用一点,不会的还用“上路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形成“二圪搅”的状况。演员也是“下路伴奏上路调”。他们先学个“哪呀哈”，其他腔会一句，不会一句；拉的则是对一下，不对一下。打的尽是上路点，唱的还是上路戏。这种状况直到 20 世纪50年代初才逐渐改变，“下路调”整个占领了西口，“上路调”消行灭迹了。

清末民初,山西梆子腔在东西两口的发展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历史时期。现分述如下:

①东口

东口的发展特点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晋中籍“下路调”伶人大量涌入东口,

并逐渐占领剧坛起初晋中平遥祝丰园首次赴张垣在旧园演出,“洒金红”一炮打红,他那地道的中路大板乱弹，酣畅淋漓，韵味醇浓，倾倒了张垣戏迷。随之，大批晋中伶人先后涌向张垣。比如“双胜园”的“玉石娃娃”刘玉富；五义园的“子都生”杨登科；庆梨园的“一条鱼”；二锦梨园的“灌肠红”李景云，东口称他“盖天红”;“蛮亲”常兴业和其弟“多亲”常建业(后改姓妻之姓,易名李子健)；永霓园的“马武黑”赵科甲；锦霓园的“夜壶丑”；保和班的“七百黑”金喜京;万福园的“彦章黑”肖亮；自诚园的“十里香”任义庆等等,这些晋中名伶将蒲籍老艺人赶出了张垣园馆，使“下路调”在东口最终确立了霸主地位。

随之，梨园界出现了如下的名角口碑：“七红八黑十二颗旦，三个生，两个丑，三十二个子一盘棋。就是这盘棋,天津到北京,东口至后套,西口又下到喇嘛庙。”其中的七红是:“太平红”武群友、“彦子红”董玉昆、“盖天红”李景云“二宝红”薛宝昌、“金兰红”赵玉亭、“十六红”李景玉、太谷“十二红”；八黑是:“狮子黑”张玉玺、“七百黑”金喜京、“月亮黑”杜喜胜、“彦章黑”肖亮、“马武黑”赵科甲、“大头黑”阎天德、“观园黑”曹观园、黄德胜；十二颗旦是:“蛮亲”常兴业、“多亲”李子健、“小三盏灯”裴俊山、“玉娃娃”冯宝山、“四盏灯”刘尔祥、“月月鲜”张贵山、“五月鲜”刘明山、“筱吉仙”张宝魁、“画眉眉旦”任义庆、“玉石娃娃”刘玉富、“白牡丹”钱寿山、小福来；三个生是:“翎翎生”、“子都生”、“响马生”；两个丑是:“金金奎”、“宝善丑”。

其二,第一代晋剧坤怜在东口诞生

第一个大胆让女人进入梨园界的是张垣旧园的名旦“一条鱼”。大约在民国三年、四年(1914、1915)间“一条鱼”收了两个宣化籍的女弟子“大女子”、“二女子”，尤其是“二女子”唱做兼工，旦脚门里样样精通，成为后来晋剧坤伶中的“一代宗师”；名旦“两股风”也收了两个张垣籍的女徒“大妞妞”“二妞姐”;“太平红”教自己的女儿武荣华学戏,自此,东口开创了培养坤伶之风。此后,“玉石娃娃”、“子都生”先在宣化收了筱金婵，接着，在柴沟堡收了“筱金枝”、“筱金梅”，随之又收了“筱金凤”、“筱金娥”、富艳亭等一批女弟子。再往后,“筱吉仙”张宝魁收了“筱桂桃”等。自此，女伶大量登上晋剧艺坛。

其三，本地籍名伶大量涌现这一时期，山西籍名伶收授本地娃娃为“手把徒弟”蔚然成风，培养出一批在一个时期执东口剧坛之牛耳的本地籍名伶。其中的佼佼者有“十七生”宋瀛海的徒弟“买卖旦”范廷怀:“假天明亮”董玉山的徒弟“月月鲜”、“小金钟”;“河南红”张庆恒的徒弟“小二宝”薛宝昌;“遇路日”的徒弟“露水珠”张林；“十七红”的徒弟“十一红”陈宝林。苏大友(“十里麻”之子)也培养出四位艳名大噪的女弟子——刘艳秋、刘艳琴、雷艳香、王艳亭。

其四，本地科班遍地建立著名科班有:宣化“闪二疤科班”、“黄德胜科班”，赤城“蔡老疙瘩班”，涿鹿“费六班”，张家口“西北剧校”等。

闪二疤科班 建于光绪末年,成名的娃娃有“天顺红”、“阎小生”、“塔儿生”、“自来笑”、“净脚板”、“喜荣旦”、“萝卜旦”、“大鼻子生”等等。

蔡老疙瘩班建于光绪年间,打出的娃娃均多为“玉”字排行。比如“假盖天红”玉珍、“狗儿黑”玉永、“咬牙黑”玉喜、“小白娥”玉善……

黄德胜科班建于民国十年(1921)左右,共办三期,打出的娃娃艺术素质高,像“凤凰旦”玉治安、“十三红”李胜和、郝胜奎、康胜玉、任胜均、张胜林、“豹子黑”杨胜鹏、郝胜茂、宋胜科等，计六十余人，在东西两口颇有影响。

费六班 成立于1904年,打出的娃娃有“蛇腰红”、“月亮黑”、“骆驼旦”、“豆腐生”、“家雀旦”、“二大头”、“银娃娃”等。这些科班的娃娃们，在二三十年代均为东口各班社的主梁。

孤儿院娃娃班 民国二十六年(1937),成立于张家口，培养出了名花脸蔡友山。

西北剧校 民国三十七年(1948)，成立于张家口,以市长秦丰川任校长,共招收学员50名(内有女生:14名)，王西璞、马西兰、米西治、顾西元、王西兰、宋西环、刘西琴、张西坤、贺西雄,何西柱……都是该班培养出的戏剧人才。

从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东口戏班大多以本地籍伶人占领了晋剧舞合,山西籍伶人活跃于东口的大抵只有如下三种人:一是长期在东口落户的，如“河南红”、“毛毛旦”、“盖天红”、“彦章黑”、“马武黑”等；二是戏园到晋中临时请来的名伶；三是从山西来闯口外逛班子“镀金”的伶人。

由此可见，中路梆子在这一时期，已深深扎根于东口沃士中。

山西梆子在西口走过的发展历程与东口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西口在 20 世纪 20年代中期以前完全是“上路调”的地盘。

其一,晋北二州五县、雁北、大同地区唱“上路调”的伶人大量涌入西口最早来到归绥的是晋北忻州人“千二红”与“飞来凤”。随之是大同浑源的“十三红”孙佩亭。接着是“烧麦旦”、“福盛旦”、“绷颅旦”、“三鱼生”、“老十六红”、“二庆旦”、“五秃红”、“沙儿红”、“金兰红”、“二奴旦”、“双印子”。再往后,“水上漂”、“小十六红”、“舍命红”陆续来到西口,其中多数人长期在此落户。正是这批名伶，使“上路调”成为西口的“大戏”？

其二,本地籍伶人逐渐成长起来其中的佼佼者是“卢三红”，“老福义”、董万年、“高旺黑”。“金锁子”张玉玺、“根换子”筱蝴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西口自民国十年(1921)以后，再无科班。所以归化、包头等地班社中本地籍伶人甚少。

由于“上路调”在西口后继无人，以至20世纪20年代以后,逐步为“下路调”所替代。到40年代,“上路调”便在西口消失了。这与“下路调”在东口的兴盛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实是令人深思的。

其三.“上路调”坤伶出现民国初年,“老三鱼儿”李三元传授出“上路调”的第一位女伶“花女子”李桂林，人们赞誉她“红黑生旦丑，十二套网子不拦手”。她长期与“金兰红”赵玉亭合作,红遍西口。与她同时期出现的还有“腊玲子”高凤玲。串话说“美貌天仙腊玲子，文武双全花女子”。之后不久，由京梆子改唱“上路调”的李永泰，教出了韩金凤、韩银凤。接着“二女红”宋翠芬、“三女红”宋玉芬、筱玉芬、武彩玲、武彩凤、“老女红”、“猩猩血”等一大批坤伶出现于西口“上路调”戏苑中。

其四，东口的“下路调”打入西口地盘

民国15年(1926)，张垣军阀混战，戏班纷纷歇业或外流。包头承戏的张昆,张少昆请张玉玺带领“旧园”全班人马到包头，随同前往的名伶很多，有“七百黑”、“一声雷”、“太平红”、“元元生”、武荣华、李兰亭、李兰英、赵天兴、“金金奎”、“两股风”、“四盏灯”、小金香、杨更兴、刘玉山等。

包头市面平稳，营业极好。不久，李子健牵线将王天恩的长胜班也请到包头新华茶园。主要伶人有“马武黑”、“盖天红”、“喜荣生”、李子健、洪宝珍、“狗狗生”、小金凤、李兰亭、刘明山、刘宝山、“铃铛六子”等。同年七月，包头也乱了,两班停演，归化城班主王泰和将两班接到宴美园，后又到乡下各旗、厅，下路调让戏迷感到耳目一新。园，后又到乡下各旗、厅演出。“下路调”让西口戏迷耳目一新，颇受欢迎。

王泰和(1893 — 1961）班主，戏曲经纪人。又名王槐，字茂三。山西省忻州忻口村人。幼年家贫，9岁丧父，读过几年私塾。民国8年(1919)，赴归化城在忻州人开的“碎销铺”(专做蒙古地区生意的旅蒙商）中学徒。民国12年（1923)，转入王禄开的宴美园戏馆子学徒,结识了当地梨园界的“二青旦”、“烧麦旦”、“卢三红”等名伶。因他谦恭、诚实、勤恳、聪明，令人信赖，王禄临终时，将宴美园托付与他。

民国十六年(1927)，王泰和在归化城商会会长(晋籍商人)孔存富的协助下，多方筹资，拆掉年久破旧的清乾隆年间的“嘉乐会馆”——光绪三年(1877)改称宴美园——在小东街与三贤庙丁字路口的人烟辐辏处,翻盖成内蒙古西部规模最大的“大观剧院”。

王泰和承戏有方，善于经营剧院。他自养文武场面、箱倌和底包演员，均待之如同手足。他经常奔走于晋、察、冀、绥等地,不惜大份子,诚邀东西两口山西梆子的名角儿,如“五月鲜”,“二青旦”、“太平红”、“十八红”、“盖天红”、“马武黑”以及坤伶“一条鱼”洪宝珍、武荣华、王桂英等来园中献艺,有时还将京梆子名伶“小香水”等也邀来与中路梆子演员同台献艺,搞“风搅雪”的两下锅演出，致使观众云集，大饱耳福,着实来了一番“大观”。因而，大观剧院的声名大振，“狮子黑”张玉玺、“红牡丹”李子健、“花女子”李桂林、“三女红”宋玉芬等诸多名伶纷至沓来,使剧院越办越红火。

王泰和动了思乡之情,便带领黄德胜戏班回到故乡忻州演出。这班戏的阵容相当整齐,“凤凰旦”王治安、“十三红”、“二大头”、武金堂、侯万福、孟长荣、方德全、陈玉亭等俱是刚出科的名伶，演出十分精彩，既使晋北人听到了“下路调”富有特色的乱弹，同时也使“下路调”打入了“上路调”的地盘。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民国二十六年(1937)，正当王泰和把西口的戏曲事业搞得有所起色的时候，归绥沦陷，“大观剧院”被日军侵占，王泰和被迫逃往他乡。

新中国成立后，大观剧院已满租期，且院墙倾斜，成为危房，无法经营。王泰和遂将与房主办理交接手续时分得的剧院座椅捐献文化部门。

随后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民政福利企业任营业员。于 1961年病逝。

上述两班（旧园、长胜班）戏回张垣后，“五月鲜”刘明山与其弟“小十二红”刘宝山留在了西口，承起了“聚兴园”，将“下路调”的火种留在西口大地。“下路调”在西口发展很快,逐渐冲毁了“上路调”的堤防，许多“上路调”名伶改调。比如“水上漂”王玉山从晋北来，改调后，与李子健、刘明山、张宝魁并誉为“晋剧四大名旦”。以后,“二女红”、“三女红”等坤伶也改了调。此外，许多河北梆子伶人也改唱山西梆子腔“下路调”。金玉玺之女康翠玲就是其中之一。到了二三十年代,“下路调”已由归化、包头等城市辐射到内蒙古西部广大城乡，艺人云集，班社林立。“凤凰旦”、“五月鲜”、“小十二红”、“露水珠”、“豹子黑”杨胜鹏、“筱桂桃”、李子健、任翠凤、“九岁红”崔德旺、陈宝山、武仙梅、王云楼、“十六红”、“舍命红”邓友山等名伶长期在西口献艺,对“下路调”在西口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西口观众的口味也发生了根本变化，对“下路调”也听得入耳了。归化城鼓匠“二毛儿”，在红白喜事上,已经学起阎三官(东口宣化人,“十一红”陈宝林徒弟)的《困雪山》“下路调”唱腔，而过去都是学“二青旦”的“上路调”的。

截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后，中路梆子在西口把北路梆子压倒,归化城商店的拦柜前的“洋戏匣子”都放中路梆子唱片，丁果仙的《空城计》以及《花子拾金》中的“表刘流”唱段,成了人们口头上的流行调。连这年夏天王靖国的“七十师”军官组织的“合记贸易商行”开张时,也把“九岁红”任瑞梅和“筱桂桃”从太原请到包头唱堂会，以后即进入“平康里戏院”，和“花女子”一同联合公演，原北路梆子名琴师“五蘑菇”把中路梆子唱腔伴奏得非常谐调。从此，东西两口已是清一色的“下路调”了。

（3)日伪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

这一段时间,社会动荡,山西梆子艺术空前凋零。值得一提的是，东西两口剧坛上出现了一批新秀,像“十三旦”任玉珍、“十一红”张秀英“筱果子”马秋仙、“十一生”郭凤英、贾玉凤,“一千红”、白翠香、吉凤贞、王桂兰、刘玉婵、王云楼、刘彩凤、牛桂英、郭兰英、懿连春、王巧玉、刘凤霞以及“太平老旦”的门徒任翠凤、“瞎巨才”的外甥女儿苏玉兰、“罗大疤”(唱黑)的孙女“筱金喜”郭秀云和由旅店茶房登上舞台的丁耀宸等。

1945年日本投降后,进入解放战争时期,到1949年春夏，丰镇、张家口和北京相继解放，大同成了一座被四面包围的孤城,惟有归化至包头之间有火车通行,所以使西口集中了不少中路梆子名伶。如“筱桂桃”杨丹卿在包头以自己的私宅为基础，在用集股方式投资筹建的“黄河剧影宫”演唱，归化的“大观园”、“同和园”和“民众园”中，除原有的演员外，出现了张家口去的郭凤英、杨胜鹏、“凤凰旦”王治安，大同去的康翠玲、王晋卿、筱桂香，应县去的“小十六红”冯金泉,在太原向“说书红”学艺后回去的方月英,萨拉齐去的“小果子红”冀素梅等，可谓人才济济，为新中国成立后的晋剧更新，准备了很好的条件。

东西两口，为山西梆子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东西两口自清代康乾盛世以来，便是“财源茂盛”的商埠。商路即戏路,百余年来,晋南、晋北、晋中、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等各地戏班、艺人闯口外，逛班子。这里既有山西梆子各路名伶的争芳斗艳，又有京剧、评剧、河北梆子与其同台献艺,“两下锅”或“三下锅”时时可见。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剧目,也带来了各具特色的表演艺术和表演风格。艺人之间互相学习，互相观摩，互相交流，互相渗透融会，这一切，对山西梆子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营养和重要条件。

东西两口有一批高水平的观众。这些人大多是晋籍商号的掌柜、伙计，酷爱家乡戏，其中不乏名票。许多人不但能拉会打，能唱会演，学谁像谁，有的还通文理，会说戏，编戏词。对于本地及外埠演员的唱念做打、成败得失,评头论足。

这些人与各戏班承事、掌班、名伶都很熟识，捧起场来也颇为卖力。从一定意义上说，一代好观众培养出一代名伶。

东口靠近京城,清代同光年间，梆子腔在京城颇为兴盛，如日中天，“义顺和”、“全胜和”“万顺和”等戏班如雨后春笋，与皮黄腔争芳斗艳。这些班子不断到张垣接角儿，以备皇宫和京中之需，山西梆子腔艺人“十三旦”、“十七生”、“捞鱼鹳”、“元元生”、“云遮月”、“天明亮”、“白旋风”、“肉丸子”、“盖北京”、“盖陕西”、“二毛旦”……都曾从东口进京，开创了晋剧对外交流

的先河。以后，张玉玺、刘玉富、赵步桥等人多次带晋剧戏班及刘宝山、“筱桂桃”、“毛毛旦”、“盖天红”、“九岁红”、“小金钟”等许多名伶到北京、天津演出，并与马连良、程砚秋、袁世海等京剧界名伶进行艺术交流，盛况空前。此后,“筱桂桃”、“毛毛旦”等人还受“百代”、“胜利”两大唱片公司礼聘，赴上海灌制唱片，扩大了晋剧在京、津、沪的影响,也促进了晋剧的对外交流,对晋剧的艺术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山西不知有多少名伶向往着口外。闯口外,特别是东口，对他们更有巨大的磁力，因为他们知道那里是名伶荟萃、百花竞放、流派纷呈的艺术宝地。仅以花脸表演艺术而言,“渭南黑”的唱功戏、“八百黑”的袍带戏、“小昌黑”的破脸戏，“梦来黑”的身段戏、“月亮黑”的吼腔、“狮子黑”的作派、“狼山黑”的武戏、“麻儿黑”的闹戏、“彦章黑”的唱、“马武黑”的笑……简直如同五彩云霞，令人眼花缭乱，心驰神往。他们来到这里，能够开眼界、受熏陶、学新艺、长本事(有人称之为“留学”、“镀金”)，回到山西以后，他们会在艺术上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所以，当时山西艺人有句口头禅“先在东口唱红,再回山西才行。”

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这里崇尚改革,这种改革体现在唱腔、表演、剧目到行头、舞美等各个方面。它使晋剧艺术不断向前发展。

仅举几个例子：

先说说青衣的装扮。清末在晋地，青衣脸上不抹官粉，不描眉，只抹两个红蛋蛋脸，嘴上抹着一道红，头上贴的是人字鬓，成为三大块，穿的行头是宽袍大袖，肥肥大大，水袖很短；东口则不然，头上挽云髻，上罩蓝帕子，额前有七个小弯，贴大鬓，搽官粉，抹胭脂，描柳叶眉，涂红嘴唇，戴耳坠。女衫子、腰包裁缝合体，衫子青缎大浪边，上拉云字钩，绣花，水袖较长。

晋地大凡正工青衣唱戏,都是两手捂着肚子唱,水袖是不舞动的,观众也只是听他们的唱腔、韵味；而东西两口却注重水袖艺术，边舞边唱。
小生在晋地，脸上也是不搽粉，不画眉，只在眉心抹一点银珠。扎的靠也是旧式的，靠旗很小,旗座子是皮子的,在东口不但搽粉,描眉,画嘴唇，涂胭脂，行头上也出新，靠旗大，旗座子绣花，还有绣球带。

从表演上看，晋地小生上场拉云手，转身,半圆场，踢腿，整袖，整冠，亮相，整套动作比较简单东口小生上场,[四股头]到前台,走三步,左右抬腿过顶,跨腿，踢腿，亮相、抬腿后退，二次跨腿，踢腿，前弓后箭，翻身，涮腰，四杆靠旗扫地，飘带不乱，整个身子像大转盘，然后跨腿，转身，亮相。整套动作干脆利落。

从剧目方面看，晋地起初本戏多，折戏少;文戏多，武戏少，一般伶人只需会“三本六会十二出”便够用了，剧目较少。东口流传的剧目远比晋地要多。像“狼山班”的“八百银”，他所会的戏在四百出以上，号称“戏包袱”。此外，东口还专有自己的一路戏,晋地很少唱,像“狼山班”“锦屏班”常唱的《盗宗卷》、《义侯亭》、《双镖记》、《困曹州》等,都是晋地所没有的。再如“十三旦”侯俊山常演的拿手戏《八大锤》反串)《溪皇庄》、《连环套》、《九花娘》、《伐子都》(反串)等也都是晋地很少有人唱的。

谈到梆子的改革和发展，不能不提到张垣“翠峰园”班主“十三旦”侯俊山，他的大胆改革精神表现在很多方面:他首创梆子“反串”,以旦脚反串武生；在园馆改本戏为唱短出折子戏；破除了戏园中不许“叫好”的旧习，“为彼喊碰头好”，将“无论何时均须自己打帘子，扎靠及护背旗出人不便”改为“用专人启帘”、“出场亮相”。

破除戏园不卖女座的“厉禁”,专设女座大胆尝试以真马、真刀上场;首先添演武戏,“使张垣戏风为之一变”。在百余年前,他这种改革勇气令人钦敬，为梆子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东西两口晋剧团体与艺人遵循戏剧改革的方针，澄清了舞台形象，使晋剧更加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像郭汉城编剧,刘玉婵、王桂兰主演的《蝶双飞》在张垣久演不衰，家喻户晓，人人会唱。东西两口均排演出一批崭新的剧目,张垣晋剧团的《刘巧儿》呼和浩特市新蒙实验晋剧团的《春香传》等均受观众的欢迎。有一大批名伶受到观众的喜爱，像东口的刘仙梅、刘凤霞、南定银、郭寿山、刘宝山、刘明山、吉凤贞、赵科甲、马西兰、崔德旺、王胜斌、刘玉婵、王桂兰、孟玉美、金玉凤等;西口的王玉山、王治安、任翠凤、宋玉芬、康翠玲、邓友山、郭秀云、杨胜鹏等。

自此之后，东西两口的晋剧得到进一步发表展,流布地域进一步扩大,专业剧团呈遍布之势。从20世纪50年代初起，经戏曲学校、剧团附设学员班或各种培训班培养的演员、乐师源源不断,充实到各个演出团体。新一代演员和前辈艺人相比，具有文化素质较高、思想敏锐、易于接受新事物的特点，在艺术上、他们不仅注重继承前辈的传统技艺，还追求创新，将晋剧艺术推上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戏曲改革之花，结出了丰硕之果。如1954年8 月，张家口市晋剧团参加了河北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万福宝衣》和《斩单通》，均荣获演出奖。郭寿山、刘玉婵荣获演员一等奖；南定银、高艾卿、刘仙梅荣获演员二等奖刘凤霞王艳亭、吉凤贞、董士元、刘艳琴荣获演员三等奖。赵科甲以演《斩单通》获得奖状;“筱桂桃”以演《赠剑》获得荣誉奖。

“文革”以后，晋剧在东西两口得到长足发展。以张家口市青年晋剧团为例，一代代新人茁壮成长，艺术水平不断提高，1984年他们排演的《龙城二娇》在“山西振兴晋剧调演”中,引起轰动；1989年排演的《太阿剑》荣获河北省第二届戏剧节“百花奖”，并应邀到中南海演出。1995年排演的《梳妆楼》荣获文化部的“文华奖”。

总之,正如山西戏剧理论家王易风老先生所言:

山西名伶以及东西两口诸名伶在为东西两口广大观众的演出服务中,曾付出过多少血汗，有的将毕生精力付与这里。他们在创造发展山西梆子戏剧艺术中，成就很大，功绩卓著。当然这种功绩的取得，与东西两口广大人民对本剧种的热爱与支持，是分不开的。本剧种乃晋察冀绥、陕北等地共同的精神财富，相互促进，共同提高。与人民同甘共苦,血肉相连,形成为广大人民必需的一种精神生活，继往开来，源远流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