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仲泉：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开拓和升华

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石仲泉

新中国成立75年来，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题可以归结为：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披荆斩棘的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创新性升华。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中国成立75周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主题可以归结为：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实现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先进的中国人接续探寻现代化之路。但是，只有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才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体来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披荆斩棘的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创新性升华。本文试对这个主题作一刍论，以庆祝新中国成立75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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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艰辛探索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围绕怎样开辟新的时代、怎样将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样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孜孜以求地进行探索。在一个不短的历史时期内，中国共产党曾经犯过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革命因此曾遭受过严重挫折。自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就一直反对照搬照抄外国经验，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地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艰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社会主义道路

旧中国积贫积弱，一度沦为世界上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毛泽东在形容建国初期的经济社会状况时说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就是在这样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决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人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和斗争，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独特性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是独具胆略地恢复国民经济和创造国际和平环境。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肃清国民党反动派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完全统一；稳定物价，统一财经工作，完成土地改革，进行各方面民主改革，实行男女权利平等；镇压反革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使得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强敌，打出了国威军威，打出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赢得了这场战争的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的安全，彰显了新中国的大国地位，创造了能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

二是独具特色的政治体制建设，为国家迅速发展奠定制度基础。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初步建立起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根本大法的名义确定了中国的国体、政体、国家结构形式，构筑了新中国国家政权组织体系，建立起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实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形成和发展了各民族平等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实现了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各阶层人民的大团结，加强和扩大了广泛的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为之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

三是独具慧眼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在筹建新中国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表示，新中国成立后要建设新民主主义国家，前途是社会主义。在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毛泽东一直思考怎样走向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他独具慧眼地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在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三大改造在1956年底基本完成，使中国这个占世界1/4人口的东方大国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发展，在实践上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独特经验的改造道路。

四是独具气势地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奠定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初始基础。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实现发展社会生产力、变落后农业国为先进工业国、走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这一目标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探索。1953年，中国实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生产热情投入到大规模建设热潮中。第一个五年计划较好地处理了几对重大关系：优先发展重工业，相应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调整工业布局，改变过去工业大多集中于沿海地区的不合理分布状况；对于经济建设的规模、速度和效益，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与国力相适应、量力而行的原则；强调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凡是能自己解决的就不依赖外援。在具有独创性的中国工业化道路有关思想的指导下，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绝大部分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旧中国100年，经济增长速度与同一时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名列前茅，农业、轻工业生产得到相应发展，为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

五是独具匠心地全面调整经济社会关系，经过多次纠“左”， 社会主义的中国屹立于世界东方。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后，“左”的思想在各个领域有了很大发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困难。经过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经济社会关系全面调整、70年代的批判极左思潮和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等纠正“左”的错误，终于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内乱。在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持续奋斗下，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相比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的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一定发展：以研制原子弹、导弹、氢弹和人造地球卫星为代表的国防尖端科学技术取得重大进展，大庆油田的开发和大小三线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杂交水稻栽培技术等取得突破，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等等。在这些成就的基础上，中国成为在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社会主义大国。

擘画走向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的“四个现代化”蓝图

旧中国贫穷落后，多次错过进行工业革命的机遇，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认识形成较晚，这个大环境也曾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认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这可视为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的最初认知。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投身并领导中国革命后，就致力于为消灭剥削、消灭贫穷、使广大劳苦大众翻身获解放、实现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就是让全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擘画的四个现代化蓝图，实际上就是走向共同富裕、实现民族复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蓝图。

第一，现代化思想的提出和“四个现代化”初始蓝图。新中国成立后，在第一代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使用现代化概念比较早也比较多，而且由于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主持过中央军委工作，他关于现代化的理念也被用于军事国防建设方面。1950年11月，他在召集刘伯承等陆军大学筹委会成员开会时指出：“搞现代化的军事建设和现代化的军事院校，我们都没有经验。军事学院的办校方针，仍然是抗大的办校方针，要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把人民解放军丰富的作战、建军经验加以总结提高。同时，需要不断地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学习外国现代军事科学。”1953年2月，他在庆祝苏联建军35周年、慰问驻旅顺口地区苏军部队大会上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更加努力地“向苏联军队学习，加强国防建设，充实现代装备，改进编制制度，提高各种训练，为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储备，在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作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思想，即要“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这是经过毛泽东审定的中国共产党对“四个现代化”的最早表述，也是“四个现代化”的初始蓝图。当时之所以提出这个概念，与开展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有关。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方针中已经提出了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理念，并且将农业和交通运输业摆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使农业的基础地位和交通运输业的命脉作用更加凸显，从而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农业和交通运输业也要现代化的认识。这个初始蓝图被载入八大党章，它主要体现了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要求，强调要为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工业国家打下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第二，“四个现代化”蓝图的演变和表述的规范化。在周恩来提出“四个现代化”初始蓝图后，毛泽东不断思考如何使这个蓝图擘画得更加宏伟壮观。中国共产党的“四个现代化”思想既有一个内涵演变和表述规范的过程，也有一个目标愿景的时间不断调整的过程。就蓝图内涵的演变而言，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1957年春，他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对现代化的内涵有了新的说法，提出要“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现代科学文化，体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要求。1959年底1960年初，他进一步充实了这个思想，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这样，毛泽东第一次比较完整地表述了“四个现代化”。据此，1962年12月下旬，周恩来与有关部门研究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提出“实现农业、工业、科学文化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63年1月下旬，他将“科学文化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在关于“四个现代化”蓝图的擘画有了上述变化的基础上，在1964年12月下旬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经毛泽东审定的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宣布：“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第三，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愿景调整的求实化。毛泽东最早擘画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蓝图是在1954年6月。他在谈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时讲道：“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他进一步指出：“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在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上，他又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是一个比较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宏伟愿景。

怎样实现这个宏伟愿景呢？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党中央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大约用三个五年计划，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这是党和政府最早正式宣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经过毛泽东审定的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又重申了这个宏伟蓝图，成为在特殊年代艰难岁月鼓舞人民的最强音。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擘画的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蓝图，为改革开放以来规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绘制中国式现代化宏伟蓝图提供了历史基础。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艰辛探索形成的重要思想理论，孕育了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思想因子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进行艰辛探索形成的许多思想和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它为新时代构建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因子。

1.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特色定位、奋斗目标和战略部署的思想因子。毛泽东强调，必须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他在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1965年，朱德在主持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扩大的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将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作了提升，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过去我们是学苏联的经验，现在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应当说，“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加“四个现代化”，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先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可以说，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奠基石。

2.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主要内涵的思想因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中国特色，都能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中找到思想因子。

其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毛泽东在谈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时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但是目前“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特征与毛泽东的上述思想存在鲜明的传承关系。

其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肩负的重要历史使命。在1953年12月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就已经提到要“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955年10月，毛泽东明确指出:“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而且“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不断完善实现共同富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而，党的二十大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色提出来。

其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虽然没有使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概念，但中国共产党关于这两个文明要协调发展的思想是丰富的。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概括了毛泽东思想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六大内容，其中之一就是“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例如，“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思想，等等”。这些都贯穿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思想因子。

其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对于这个中国特色，周恩来讲过很多，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仍在关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一是精心抓原子弹“上天”和治水问题。他不仅关心核试验基地工作人员的健康和安全，还强调要尽量控制和减轻核爆炸附近地区放射性污染对环境的危害。早在建国初期，他就要求一定要把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几条大河治理好，为子孙后代留下万年根基。1958年春，他带领相关部委、省市领导和专家到三峡工程的勘探地址和荆江沿岸实地考察，强调要保持生态平衡、做好移民安置工作和综合利用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等。“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就蕴涵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义。二是非常重视森林资源的保护。1958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致使森林资源毁坏严重。1961年，他视察云南西双版纳时强调保护森林资源、保护生态平衡问题的重要性，指出西双版纳是“美丽富饶之乡，如果破坏了森林，将来也会变成沙漠。我们共产党人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后代就会骂我们的……要做人民的功臣，可不要做历史的罪人”。1962年，他强调：“林业问题与每个人的关系都很大。林业的经营要合理采伐，采育结合，越采越多，越采越好，青山常在，永续作业”，不要“吃祖宗饭，造子孙孽”。1964年，他指示：“从中央到地方，每个负责同志，除年老有病的外，每年都要带头种树，要养成一种风气，并对此事做出相应规定。”三是首倡改善环境。1972年6月，周恩来指示出席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第一届会议的中国代表团，要了解世界环境状况和各国环境问题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并以此为镜，认识中国的环境问题。1972年11月，他到北海公园散步，在了解北京市消烟除尘情况后，指示北京市有关部门把首都的环境保护工作做好。次年8月，在周恩来指导下，国务院召开首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会议研究了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周恩来的上述认知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其五，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政府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毛泽东说道：“为了和平和建设的利益，我们愿意和世界上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建立友好关系”，“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五十年不够就一百年”。在1956年党的八大期间和1962年初七千人大会上，他分别说道：“中国党是个马列主义的政党，中国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我们认为，侵略就是犯罪，我们不侵犯别人一寸土、一根草”，“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周恩来长期主管外交工作，不仅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者，还率代表团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对亚非国家进行频繁的访问，彰显了中国和平外交的风采，使得与中国和平友好的朋友遍布全世界。他是亲善四邻的首位践行者，不仅解决了与周边国家关于华侨双重国籍的历史遗留问题，还通过寻求友谊与和平的访问，与不少邻国达成边界问题协议，为解决与中国接壤的所有国家的边界问题奠定了历史基础。习近平的有关思想与周恩来的外交思想一脉相承。

3.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本质要求的思想因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理论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关于本质要求有关内容所提供的思想因子很丰富、很鲜明。

其一，关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收录的第一篇文章的开篇就讲道：“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在革命中未有革命党领错了路而革命不失败的。”在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强调：“如果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革命党，人民要想推翻敌人的压迫，简直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国家的执政党。他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我们的党已经成了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领导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军队和政府。”正因为坚持党的领导如此重要，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谈到“四项基本原则”时也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系统总结建党百余年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鲜经验，对坚持党的领导作了进一步升华。

其二，关于重质量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重质量发展阶段的显著特点。中国尽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经历过严重曲折，但对速度和质量的理论认知还是明确的。周恩来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时就强调“要注意质量”。即使在“大跃进”期间的1959年夏天，他到河北视察，还特别强调要把质量问题放在优先地位。他指出：“现在要落实，要搞质量，只有落实可靠才能跃进。不能违背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去年搞数量，今年则先搞质量，质中求数。数与质的矛盾，质量应是主导的方面。”1962年12月，他在听取刘杰关于两年计划的汇报和朱光亚对原子武器理论设计的介绍时指出：“科学是有规律的，要找到它的规律，掌握规律”，提出要“质量第一，安全第一，认真抓紧，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周恩来在领导“两弹一星”工作中提出的“质量第一，安全第一”的要求，随后扩展成“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的国防科研工作方针，这是中国“两弹一星”和核科学事业获得成功的法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十六字方针”是重质量发展的思想因子。其三，关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个本质要求是对毛泽东思想中人民民主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有了人民的国家，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要求进一步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他明确表示：“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1962年初，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道：“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要“让群众讲话，哪怕是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只要“我们充分地发扬了民主，就能把党内、党外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就能使占总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大众团结起来。做到了这些，我们的工作就会越做越好，我们遇到的困难就会较快地得到克服，我们事业的发展就会顺利得多”。新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理念和实践，将毛泽东的人民民主理论扩展到了更大的广度，提到了新的高度，推向了新的深度。

其四，关于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尽管发生过“左”的错误，但在指导思想正确时，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还是非常注重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党的八大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认定，目的就是要通过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包括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毛泽东提出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旨在丰富人民的精神世界。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对政治社会关系、民族宗教政策、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等政策进行调整，通过纠正“左”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人民的精神世界。特别是1962年春周恩来顶住压力，亲赴广州，重新肯定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使许多知识分子获得了精神解放。有了这样的精神解放，才有了在他指导下排出的大型歌舞史诗《东方红》，后者成为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样板作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批准出版发行《红楼梦》等古典文学名著；批评“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文化萧条现象，要求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批准放映开发大庆油田的《创业》影片，开禁一批被打入“冷宫”的电影和歌舞，此举丰富了人民的精神世界。上述举措无疑是丰富人民精神世界的思想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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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披荆开拓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经历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知也必然会经历比较长期的发展过程。如果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一阶段，那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则是它的第二阶段。在这个时期，先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披荆斩棘的开拓；随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邓小平领导开拓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功地推向21世纪；接着，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又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是这样的历史接力棒使新时期不断开拓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国人民由站起来走向富起来。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披荆开拓

邓小平卓越才干和出色业绩，以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特殊经历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崇高威望，在当时还健在的老一辈革命家中十分罕见。1977年复出后，他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已是众望所归。但他一次又一次地婉拒，坚持让较为年轻的同志担此重任。仅此，足显邓小平的伟大！

1. 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深知中国国情、世界发展大势和艰辛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粉碎“四人帮”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和走什么道路的抉择。邓小平指出：“由于受林彪、‘四人帮’的干扰，我们国家的发展耽误了十年……而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差距就拉得很大了。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他还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更使我们吃了很大的苦头，造成很大的灾难。现在要横下心来，除了爆发大规模战争外，就要始终如一地、贯彻始终地搞这件事，一切围绕着这件事，不受任何干扰。就是爆发大规模战争，打仗以后也要继续干，或者重新干。我们全党全民要把这个雄心壮志牢固地树立起来，扭着不放，‘顽固’一点，毫不动摇。”

1976年10月，华国锋和叶剑英等同志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是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全国人民欢欣鼓舞，迫切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尽快、全面地平反冤假错案，尽快使国家回到正常轨道，但人民群众的正当要求遇到“两个凡是”的严重阻碍。这时还没有复出的邓小平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不赞成“两个凡是”，并多次对之进行批评。1977年他复出后，坚决支持并领导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他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不打破僵化的思想，不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和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希望。“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正是基于国家经济发展、科技水平和人民生活等方面的落后状况，基于党内外要求加快拨乱反正步伐、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的强烈呼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历史性决策，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明确了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确定了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政策。同时，会议增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成员，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同志重新恢复了中央领导职务，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这次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又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国家发展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这一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2. 邓小平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提出者

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一直思考如何使人民群众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在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他率先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理念。

1978年10月下旬，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他看到日本的现代化建设成就，深受触动。在谈到乘坐新干线前往京都的感受时，他说道：“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回国后，他参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推动国家发展进入新时期。如何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他萦绕脑际、挥之不去的问题。1979年3月21日，他对来访的英国人说道：“我们定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的概念与西方不同，我姑且用个新说法，叫做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现在我们的技术水平还是你们五十年代的水平。如果本世纪末能达到你们七十年代的水平，那就很了不起。”两天后，他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说道：“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七十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在当月底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他在谈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时，第一次明确指出：“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10月上旬，他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道：“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12月上旬，他在会见日本时任首相大平正芳时说道：“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邓小平由于参与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并对“文化大革命”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严重负面影响有深刻认识，因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三个月就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理念并赋予其初始内涵，突显了他善于反思历史、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3. 邓小平开启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进程

邓小平不仅是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理念的第一人，而且团结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道路。他在党的十二大上首次提出，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他一再强调，我们要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要坚持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党的十二大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成为一段历史时期常用的规范性表述。

第一，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的重要政治理论准备。开辟道路，理论先行，清障破篱，规划格局。邓小平披荆斩棘，首先是在思想上、理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当年，对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起了重要指导作用的,主要有五大“利器”：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三篇重要讲话、主持制定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以及指导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五篇文献从思想、政治、经济等多个维度规定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原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定海神针。

第二，为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实施的一系列“大政策”。当年的开拓是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进行的。中国共产党在明确思想、政治、经济的宏观理论问题的同时，也在实践层面努力寻找突破口。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起步时提出的许多“大政策”，可视为开拓这条道路的突破口。其中，最具披荆斩棘意义的是这样三个“大政策”：一是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走向共同富裕；二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支持乡镇企业发展；三是倡导兴办经济特区，推动形成全国对外开放大格局。正是基于以上述“大政策”为代表的党的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改革措施，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信心满满地说道，在一定范围内发生的革命性变革，“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

第三，党的十三大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基本铺就。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近十年披荆斩棘的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愈益规范成型。党的十三大对铺就这条道路作出了三大历史贡献：一是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明确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历史方位和根本国情；二是明确概括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成为开拓和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的生命线；三是制定了“三步走”现代化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这条道路的奋斗目标。据此，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4. 邓小平南方谈话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思想理论发展到新高度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风云无常变幻的复杂形势，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实践陷入了低谷，党内外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前途缺乏信心，对改革开放产生怀疑，中国再次面临着向何处去的严峻考验。正是在这个历史紧要关头，邓小平以俯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党的建设规律的宽广视野发表了南方谈话。南方谈话犹如一声惊天春雷，炸开了神州大地上空的乌云，犹如一阵高级别强风，吹散了人们心中迷茫的阴霾，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第一，南方谈话及时、明确地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关于要不要继续搞社会主义、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改革姓“资”姓“社”问题，“左”与右的倾向问题，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的严重曲折问题等。邓小平用辩证思维释疑解惑，使得南方谈话成为又一个解放思想、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的宣言书，起到了拨正航向的作用。

第二，南方谈话提出和强调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特别是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发展才是硬道理论、基本路线要管100年论、整个改革开放过程都要反对腐败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论等，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到了新高度。南方谈话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

第三，南方谈话是中国共产党后来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的直接原因。邓小平说道：“现在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经验一天比一天丰富。”这次谈话是邓小平理论中将政治、经济、文化、国际等诸多问题集于一体的最具综合性、理论性、战略性、鲜明性、体系性的重要内容，诸如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依靠力量、发展速度、发展特点、世界格局、廉政建设、主要倾向等议题都有涉及，容量之大是空前的。南方谈话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造性发展，使全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上了一个新台阶。党的十四大及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对南方谈话的感悟和党的十三大以来的多种概括为基础，用更宽广的视野，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视域，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新体系冠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指出，由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把这个理论称为“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的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的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可以说，作为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理念的第一人，邓小平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伟大开拓者，邓小平理论为习近平在新时代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继续开拓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受命于国内发生政治风波的严峻关头，继续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成功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深化、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若干重大问题的认识，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作出了创造性的重大贡献。

1. 进一步丰富和明确了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这个基本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系统展开。

2. 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该决定勾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是：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合理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和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关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五大报告将之明确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六大报告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加快了国兴民富的步伐。

3. 坚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关系，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1995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发表的题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论述了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以及速度和效益的关系，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关系，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关系等多对关系。 他指出： 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发展。 从根本上摆脱经济落后状况，跻身于现代化国家之林，都离不开发展。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纽带。 它的决定性作用，不仅在于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还要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关系，是国兴民富的重要保障。

4.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一起确立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进一步明确了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方向和途径，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既渊源于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奠定了它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勇前进强大精神力量的初始基础。

5. 实施跨世纪战略，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提出并实施四大战略：一是科教兴国战略。确定科技发展总目标，鼓励原始性创新，在更深层面和更广泛领域解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为国家未来发展提供科技支撑；教育发展的总目标包括全民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各类专门人才的拥有量基本满足现代化建设需要，努力建立起比较成熟和完善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等。二是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五大将其概括为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三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力争用五到十年时间，使西部开发有一个良好开局，到21世纪中叶建成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川秀美的新西部。四是“走出去”战略，要求推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四大战略的实施既使兴国上了新台阶，也为富民开拓了新境界。

6. 提出在新时期推进党的建设是“新的伟大工程”，全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1994年9月，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将党的建设作为“新的伟大工程”继续推进。党的十五大提出：“全党要按照新的伟大工程的总目标，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不断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要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优势，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要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充分发挥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这样，围绕一个总目标，致力于解决两大课题，加强三方面建设，构成了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基本内容。

7. 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积累治党治国的新的宝贵经验过程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阶级性质、群众基础、民族基础作了新表述，体现了对党代表的先进性认识，同世界先进生产力和人类文明进步发展方向的密切联系。它要求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使党的执政具有更加强大的物质基础；大力发展先进文化，使党的执政具有更加强大的精神基础；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使党的执政具有更加强大的群众基础。它相对于传统的“一个代表”而言，更能体现时代精神，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出的上述思想理论，为新时代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厚植了思想底蕴。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接力开拓

21世纪初，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继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接力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1. 提出科学发展观，实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进入21世纪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世界发展趋势、借鉴外国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回答，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它把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新境界，是党和国家的又一指导思想，也是兴国富民的新的行动指南。

2. 制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纲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六大制定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纲领，提出中国在21世纪头20年，要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抗击“非典”胜利后，不断深化改革，建立了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了区域经济协调机制，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根据“社会更加和谐”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先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随即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各项社会建设。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于2006年正式废止农业税，结束了绵延2000多年的古老税种。同时，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七大将其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后，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3. 概括“十个结合”的基本经验，科学完整地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党的十七大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艰辛探索中积累的基本经验作了提升，将其概括为：“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这“十个结合”，把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验的认知推向了新高度。同时，也首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作了规范性表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概括为后来继续与时俱进地扩充其内容奠定了基础。

4. 首次整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指导思想，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命题。党的十七大的另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理论加以整合，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概念。胡锦涛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这是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的科学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理论成果的高度概括。这一理论体系的开放性为以后与时俱进发展的创新理论预留了很大空间。

5. 首次规范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建设理论，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内涵。2011年，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对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成就作了新概括，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阐述，指出这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自我完善和发展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一个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三个重要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一个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上述根本的和基本的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这个概括，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目的性。

6.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一步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不断丰富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新理念，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根源于民族优秀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并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发展起来的……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和主导”，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是兴国之魂。它以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为其建设的主要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7. 提出切实加强党的建设，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制定的第一个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所以，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新形势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总要求，最重要的是牢牢把握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经过十年奋斗，正确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突发事件和自然灾害，夺取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在接力开拓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上提出的上述思想理论，为新时代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作了重要思想储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于开拓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接力，使中国人民富了起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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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两度升华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仅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而且通过理论和实践创新，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思想作了两度升华，既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又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继续推进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更为坚实的战略支撑。新时代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思想历程的第三阶段，与前两个阶段是既一脉相承又不断发展创新的，共同构成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式现代化认知的历史之链。

党的二十大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第一次升华

邓小平虽然是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理念的第一人，但是在党的十二大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后，就很少再用“中国式的现代化”的表述。2020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重新启用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指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邓小平同志说过：‘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所推进的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2021年7月，习近平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概念。此后，“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使用的频率不断增多，人们对它的认知也逐渐加深。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显然，这里的“中国式现代化”有了新的涵义，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一次创造性升华，这种升华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023年2月，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讲话深化了之前数次讲话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取得的辉煌胜利和巨大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前进，不断实现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愈益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新的科学指南；在理论认知上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和本质的认识，概括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使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初步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是个重要的新论断，也是党的二十大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第二，将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认识提到了新的高度。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认知不断提升。这个新高度主要展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定性的话，是管总、管根本的。为什么要强调党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这是因为，党的领导直接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党的领导决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性质。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信仰信念、政策主张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不是别的什么现代化。”其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三个重大政治论断。前两个论断最初是他在2016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时提出的，第三个论断是在2015年2月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讲的。他说道：“在当今中国，没有大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或其他什么力量。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这三个政治论断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决定性作用。其三，明确提出“党的全面领导”理念。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提出了这一理念。该决定提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贯穿改革各方面和全过程，完善保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安排，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

习近平阐释道：“我们治国理政的本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必须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军队、祖国统一、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哪个领域、哪个方面、哪个环节缺失了弱化了，都会削弱党的力量，损害党和国家事业。”这个理念使长期讲的“党是领导一切的”论断有了更加明确、实在的内涵。其四，构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使之成为保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最根本的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健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该决定强调制度建设，既提升了党的领导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统帅性，也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有了“党网恢恢”的疏而不漏性，有助于全面、深入、彻底地落实“党是领导一切的”要求。

第三，首次论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2020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首次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从五个方面作了阐释，党的二十大报告和2023年2月的重要讲话进一步将中国式现代化提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统领性的战略部署，囊括了过去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诸多根本性内容，并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进行了更为深入的论述。其一，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习近平指出：“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现代化，也是难度最大的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首先要考虑人口基数问题，考虑我国城乡区域发展水平差异大等实际，既不能好高骛远，也不能因循守旧，要保持历史耐心，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其二，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他强调：“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一整套思想理念、制度安排、政策举措。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其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他指出：“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其四，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他倡导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理论升华。他指出：“自然是生命之母，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其五，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他说道：“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坚持和平发展，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

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五大特征”既是理论概括，也是实践要求，是对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康庄大道。

第四，首次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对“五个必由之路”进行总结，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为此，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五个坚持”的重大原则，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发扬斗争精神。党的二十大报告结尾处妙笔生花，要求“全党必须牢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认为“这是我们在长期实践中得出的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咬定青山不放松，引领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巍巍巨轮乘风破浪、行稳致远”。这是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经验的战略性总结，使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沿着正确方向前行有了更加实在的保证。

为了深入体悟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内涵，必须说明上述几个理论性问题之间的关系——它们既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又各有维度、各有侧重。其中，“五大特征”具有统领性，是管总的，着力说明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样的现代化，擘画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蓝图。“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则着重说明怎样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目标路径和精神面貌。就“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的关系来说，前者侧重于从理论构想层面说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和目标路径，后者则侧重于从实践操作层面强调必须坚持的最重要问题。就“五条必由之路”与“本质要求”和“重大原则”的关系来说，前者相对于后二者而言，是更高层面的历史经验总结，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起着保驾护航的作用。

第五，多视域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习近平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影响的论述非常丰富，其主题就是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这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认为各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多元化决定了人类文明与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他说道：“每一种文明都是独特的”，“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更是世界发展的活力和动力之源”。

其二，认为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必然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他指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我们走出了这样一条道路，并且取得了成功。”“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外，没有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能够在这样短的历史时期内创造出我国取得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这样的奇迹。”“中国人民的成功实践昭示世人，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只要找准正确方向、驰而不息，条条大路通罗马。”

其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探索现代化道路和更好社会制度，特别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拓展走向现代化的路径提供了更多选择。他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独立自主迈向现代化树立了典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其四，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功对科学社会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曾几何时，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不绝于耳，社会主义失败论甚嚣尘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充分表明社会主义不仅没有灭亡，而且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指出，中国“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当中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建成现代化强国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伟大社会革命将更加充分地展示出历史意义。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前后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斑斓绚丽、思想深刻，将改革开放以来的认知提升到了更新高度，达到了更高境界，是理论创新的历史性大跨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第二次升华

如果说党的二十大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第一次升华，那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则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第二次升华。

新征程上，靠什么来进一步凝心聚力、汇聚起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答案就是靠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确立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等，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了战略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阶段。要把这些战略部署落到实处，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根本在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各方面体制机制，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习近平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特别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不断升级，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需要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用完善的制度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这是中国共产党确定《决定》主题的主要考量。也就是说，《决定》从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实践经验和多方面现实需要出发，着重点在于将党的二十大战略部署和理论要求落到实处，把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变为现实，一言以蔽之，理论创新要转变为实践创新。这无疑可视为对中国共产党中国式现代化思想的第二次升华，其突出特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决定》首次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来擘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举措。尽管党的二十大报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但是将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强国建设伟业作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新时代以来的第一次。除引言和结束语外，《决定》有15个部分，分三大板块，开列60条，从总论到分论，全方位地对完善体系机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建设作了具体部署。习近平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决定稿……着力抓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破解的重大体制机制问题谋划改革，主题鲜明，重点突出，举措务实可行，是新时代新征程上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总动员、总部署，充分体现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主动，必将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这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决定》擘画的战略举措的充分认同。

第二，《决定》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主要抓手，是对历史成功经验的高度弘扬。《决定》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这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必然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必然要求，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必然要求，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赢得战略主动的必然要求，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建设更加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全党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习近平指出：“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靠的是改革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靠的也是改革开放。新时代新征程上，要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仍然要靠改革开放。中共中央政治局从当前国际、国内多方面的现实需要出发，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上述“六个必然要求”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成功经验概括的，要对历史经验传承赓续、发扬光大。

第三，《决定》实际上勾画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决定》阐释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总目标，要求“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提出“到二○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到二○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决定》没有明确说2029年、2035年和21世纪中叶是新时代新征程的三个重要历史节点，但是通过对《决定》文本的分析不难看出，上述三个历史节点相应的目标要求实际上就是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到21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分别已经昭告全党的两个战略部署。《决定》对2029年新中国成立80周年时提出的任务是首次宣布，并且在重点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时，部署了今后五年的重大改革举措。说《决定》勾画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新“三步走”发展战略，是相对于党的十三大报告制定的到21世纪中叶的“三步走”发展战略而言的。明确这个新“三步走”发展战略意义重大，特别是将到2029年完成《决定》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作为第一步战略部署与安排，对于全党和全国人民是个巨大鼓舞。如果这五年旗开得胜，就能为后两步战略目标的实现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

第四，《决定》以制度建设为重点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旨在强调完善制度、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注重制度建设，“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但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所以，习近平强调：“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这是《决定》为什么强调促进理论创新转变为实践创新，并以制度建设为重点完善体系机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考量。过去，不少人没有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动态性。恩格斯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习近平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视为动态过程，是一个新论断，是把恩格斯的这一思想运用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成果，应当认真学习和宣传。我们应当以动态的辩证的思维来认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历程，努力纠正一些人的偏颇之见。

第五，《决定》强化系统集成，既突出重点，又坚持全面布局，协同高效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系统集成是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一个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它强调把纷繁复杂的各项工作分成各个系统，并像集成电路一样整合成一个整体，实现各系统之间、各系统和整体之间的有机协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解决许多过去没能解决的难题，实现许多领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的伟大成就，从方法论层面而言，就是成功地运用了科学的系统论。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要“坚持系统观念……用普遍联系的、全面系统的、发展变化的观点观察事物，才能把握事物发展规律……我们要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

《决定》在强调促进理论创新转变为实践创新的同时，也将党的二十大报告阐释的系统观念提升为系统集成思想，并全面深入地贯彻落实这个科学思想方法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业。习近平指出，起草决定稿过程中重点把握的一个问题是“强化系统集成，加强对改革整体谋划、系统布局，使各方面改革相互配合、协同高效”。这一点在《决定》中已经得到充分体现。一是将系统集成作为贯彻落实党的指导思想的基本考量，强调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推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二是以系统集成思维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的宝贵经验，进一步增强全面深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三是用系统集成思维强调敢作善为和抓落实，坚持上下协同、条块结合，科学制定改革任务书、时间表、优先序，明确各项改革的实施主体和责任，以实绩实效和人民群众满意度检验改革。可以说，《决定》是强化系统集成思维来谋划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业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科学方法论文献。